20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懒，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权柄，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不倦地处理政务。
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为一种惯性，成为一种“懒惰”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反而越糟。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信心，他已经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都在忙，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贯彻执行。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经升华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实录”办事。
嘉庆二十年（1815年），礼亲王昭梿因小事将其属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严刑拷打，手段非常残酷。皇帝闻知十分生气，革去昭梿的王爵，判其圈禁两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阅康熙朝“实录”，看到内有平郡王纳尔苏打死无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当时康熙的处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监禁。礼亲王案远较平郡王案轻，于是皇帝当日下旨，改变前判，“敬承家法”，将昭梿释放。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宫内文颖馆失火。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混入宫中，没有开宫门命护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监们自己扑灭。按理说这事处理得不能算错。可是嘉庆皇帝在几天之后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的“实录”，内载乾隆帝时的规定，凡宫内园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灭。于是皇帝根据这一记载，以违背乾隆指示为由，下旨处罚有关官员。
正是在这种不论时间地点一律按“实录”办事的原则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庆二十四年，孔子后人、衍圣公孔庆镕进京面圣，回来后，他把皇帝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状态。皇帝一见面就说：“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临清了，这可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后去，又残旧了，怎么办？”
过几天辞行，皇帝又旧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说：“我登基已有24年，总不能去（祭孔），是缺个大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乾隆皇帝）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吧亦难走，旱路吧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了不得”，这些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口头禅，焦头烂额之态毕现。帝王生涯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刑罚。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
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如此令人叹息。在全面盘点嘉庆皇帝的统治时，史书给出的词语是“嘉庆中衰”。他20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髓，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所以在他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才那么容易地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这个辛苦了一辈子的皇帝，后来以一个彻底的失败者的形象载入了历史。
失败的原因，是一直标榜“法祖”的嘉庆，在最核心的地方背离了祖先的传统。
清朝历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一以贯之的特点，一是现实精神，二是超凡的勇气。皇太极说过：“凡事莫贵于务实。”雍正皇帝也说：“本朝龙兴关外，统一天下，所依靠的，唯有‘实行’与‘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虚文粉饰，而采取的举措，都符合古来圣帝明王之经验，并无稍有不及之处。由此可知，实行胜于虚文也。”从努尔哈赤到多尔衮，正是因为他们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满族才成功地从东北走到了北京。从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现实精神的指导下，才出现了百余年间多次不拘定式的政治创新，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势，不断生长、修正、完善的制度演变，才促成了“康乾盛世”的诞生。他们高举“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宏大气魄。
恰恰是从高喊守成的嘉庆开始，清朝皇帝丢掉了祖先的精神内核。对失败的恐惧，已经让嘉庆注定是个失败的皇帝。因为一个没有缺点的人，注定是平庸的人。一个不敢承担任何风险的统治者，注定不能成大事。在这“千年不遇之变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关键的不是勤奋，不是仁爱，也不是节俭，而是眼光、观念和勇气。
可惜，嘉庆皇帝缺乏的，正是能发现问题的眼光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于在需要伟大人物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却是一个平庸的好人。
（大浪淘沙摘自吉林出版集团《坐天下很累》一书，王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