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又到楼下的门房去问，有没有他的信。没有。他给所有的朋友都写了信，没有一个人回他。他拉开床头的抽屉，里面已经没有一分钱。
1956年，他被派往欧洲后，他供职的哥伦比亚《观察家报》被查封了，报社已经不可能寄钱给他。马尔克斯缩在“三个公学旅馆”的阁楼上，他交不出房租，也没钱吃饭。
60年之后，我来寻访马尔克斯困守的这个小旅馆。小旅馆在索邦大学旁边一条叫Cujas的路上，门边的墙上挂着一个马尔克斯的小雕像。旅馆的小厅里有一个书架，上面放着法语版和西班牙语版的马尔克斯的书。1957年，马尔克斯在这里写出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他说这是他写得最好的小说。
马尔克斯这句话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因为不是没有人给上校写信，而是没有人给他，给29岁的马尔克斯写信，确切地说，是没有人给他寄钱。
马尔克斯已经饿得没办法了。他到处收集旧报纸和空酒瓶去换钱，或者捡法国人不吃的肉骨头、猪下水，拿回来煮一煮吃。即便这样，他还得写作。因为写作才是他的希望。
他在写他的外公，那个每周去邮局等信的上校。他小时候是跟外公外婆过的。对于外公这个古怪的行为，他一直当成一个笑话。当他拿起笔的时候，他是想写一部喜剧的。可是在巴黎，在他天天等朋友们救济的时候，他把喜剧写成了痛彻肺腑的悲剧。
马尔克斯的这部小说写成的时候，已经是1957年。他改了9遍。因为除了改小说，他也做不了其他事。他写得累了、饿了，就会下楼，到旁边的卢森堡公园里转一转。公园很近，离小旅馆只有几百米。
我从小旅馆出来，往右拐到圣米歇尔大街。沿着这条街再往左走几步，就看到了卢森堡公园。就在这短短的街道上，在1957年，在一个下着雨的春日，一位穿着破旧牛仔裤、格子衬衫，戴一顶棒球帽的老人，生气蓬勃地走在旧书摊和从索邦大学走出来的学生当中。马尔克斯在街道的对面看到了他，认出了他，他用双手圈在嘴上激动地朝他大喊：“大——大——大师！”那人回过头，朝他挥挥手，回应道：“再见，朋友。”这个人是海明威。30多年前，他和马尔克斯一样，在卢森堡公园用散步来抵挡饥饿。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相遇。
我站在这些曾经为潦倒的海明威和马尔克斯遮风蔽雨的梧桐树下，突然间，仿佛洞悉了命运的秘密。
马尔克斯在他的小阁楼上，几乎研读了海明威的所有作品，用他的“冰山理论”，写出了《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而就在此刻，海明威竟然真的从他眼前走过了。马尔克斯的激动，并不只是景仰，而是觉得他从海明威的手里接过了什么。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海明威的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虽然人们意识到这一切，还要再等10年，等马尔克斯写出《百年孤独》。
在小说里，上校卖掉了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妻子怕别人知道家里已经揭不开锅，放了石头在锅里煮。可是上校仍然不肯把那只斗鸡卖掉。他要等斗鸡上场比赛，他认为斗鸡一定能赢。
“那这些天我们吃什么？”妻子一把揪住上校的汗衫领子，使劲摇晃着，“你说，吃什么？”
上校活了75岁——用他一生中的分分秒秒积累起来的75岁——才到了这个关头。他自觉心灵清透，坦坦荡荡，什么事也难不住他。他说：“吃屎。”
那只宁可饿死也不肯卖的斗鸡，就是马尔克斯的文学梦。
离开巴黎20多年后，马尔克斯重回他曾居住的小旅馆。当年走的时候，他身无分文，付不了房租。好心的房东没有难为他，只是祝他好运。现在，他刚刚获得诺贝尔奖，就专门来还这笔房租和多年的利息。可是，房东已经不在了，房东夫人还在。房东夫人流了泪，因为他是唯一记得来还房租的人。她没有收他的钱，她说：“就算我们为世界文学尽一份力吧。”
（洛洛摘自《扬子晚报》2016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