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和马云假设你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天赋也一般。但是你品格优秀、踏实肯干，很幸运地得到进入两家高端公司的机会。
A公司的员工都很注重着装，女的穿套裙，男的打领带；B公司的员工穿着都很随意，怎么舒服怎么穿，男的几乎没人打领带。
如果你想通过拼命工作快速升职，应该选择哪一家公司呢？
美国没有“马云”
美国经济学家泰勒·科文在上个月刚出版的英文新书《自满阶级》中讲到一个概念，叫作“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性，指的是一个社会里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跨越阶层流动。简单地说，就是穷人能不能通过个人奋斗变成富人。社会流动性高，说明穷人还有机会，富人的地位就不是永久的。
这个世界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富人，所以可能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所处的社会有高一点的流动性。
科文在过去5年中多次访问中国，他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国家。虽然现在还存在很多问题，可是每隔几年去看一看，以前的问题要么消失了，要么在发展中被跳过了，前景非常乐观。
给科文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新一代中国富豪马云、刘永好这些人，大都是从底层靠自己奋斗上来的。白手起家，靠努力拼搏成为富豪，这不就是最原汁原味的美国梦吗？
可是今天的美国底层已经没有“马云”了。所有重要领域都已经有主了，新人根本没什么机会。
人们曾经寄希望于互联网产业，希望能制造一些新贵，毕竟互联网是全新的领域。可事实上，在互联网领域创业成功的扎克伯格、比尔·盖茨、贝佐斯这些人，他们都出生在美国中产，甚至是上层家庭。互联网并没有提高美国社会的流动性。
科文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动乱，比如说灾难、经济大萧条，而是持续稳定发展，那么社会流动性就一定越来越低。
富有家族可以“遗传”给子女的，不仅仅是财富，还有很多，比如智商，有40%～60%的因素是遗传的；优秀家庭还可以给子女提供好的教育，甚至帮子女养成好的工作习惯。
也就是说，即使一个社会对所有人完全公平，没有任何人拉关系走后门，出生在好家庭的孩子也有更多机会得到好的工作。他们将一代代占据好位置，根本不想把机会让给底层的人。
穿着随意，有钱人的专利
想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先得了解两个经济学概念：信号、反信号。
信号，就是你做一些事情向别人证明你的身份。比如你穿一身很贵的衣服，来证明你有钱。反信号，就是你明明很有钱，但是故意穿一身很普通的衣服。你这么做不是为了给人一个错误的信号，而恰恰是为了给人一个更强烈的正向信号——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我有钱，我无须证明。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举个例子。美国出版的书，从作者署名来说，如果这个作者比较自信，那封面上就简单印个名字，比如我叫泰勒·科文，这本书署名就是“泰勒·科文”。可是有些书的封面署名，会给作者名字加一个头衔：“泰勒·科文博士”。这个信号就比较低级了。对读者来说，博士算得了什么呢？
有头衔，而署名的时候不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信号。
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一起吃午餐的照片上，两人衣着随意，吃的东西不过是汉堡加薯条。不知道的人很难想象这是两位超级富豪，但关键就在于，人人都知道这是两位超级富豪，他们无须证明。
反信号可不是顶级富豪的专利，现在美国的“一般”富人，也都是反信号的大师。高端画廊的老板知道，西装笔挺的人不太可能买特别贵的画，真正的大买主可能是T恤衫加牛仔裤；高端餐馆的服务员也不会对衣着特别正式的人高看一眼，这样的人要么很年轻，正在向女朋友证明什么，要么是某个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生怕得罪一起吃饭的日本客户。
公司大老板无须证明，二老板也无须证明，每个层级的员工都无须证明，因为人尽其才。可这也恰恰是高度匹配的结果，说明这个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已经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担心被别人抢走，也不指望更进一步。
在这样的公司，你从底层做起，还有多大上升的可能性？科文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韩国、中国都有一段时期，员工流行穿正装上班。这些员工西装革履，朝气蓬勃，一看就和同一个地铁车厢里那些邋遢汉不是同一类人。他们证明了自己的身份，发出正向的信号——我正在积极向上流动，而且充满信心。如果街头有很多人打领带，我们应该感到非常庆幸，因为我们赶上了一个普通人仍然有上升机会的时代。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宽容大度、从容不迫，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这是自信；而体现在一个社会身上，就是低流动性，就是阶层固化。这是社会成熟的表现，但也暗藏危机。
（大浪淘沙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