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天，我在美国住了16年之后，要回一次俄罗斯老家。自从我们全家人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纽约，这些年我是第一个回老家的人。妈妈给了我一张手绘地图，上面标着我外公墓地的位置，她让我回老家时给外公扫墓。
给外公扫墓，对妈妈来说是件心头大事。我很小的时候外公就去世了，妈妈经常给我讲外公的故事，她非常怀念外公，也希望我能记住他。但是外公去世时我太小，还不怎么记事。妈妈觉得讲讲故事不足以表达对外公的怀念。我想，我的这次扫墓能了却她的这桩心愿，所以我向妈妈保证，我回老家第一件事就是去扫墓。
不过，真的回到俄罗斯，我首先找的是我在高中时的女朋友。然后我又去联系工作上的业务，拜访了很多儿时的伙伴。直到离开俄罗斯的前一天，我才觉得必须去墓地了。
我到墓地时已经将近黄昏，墓地门口有一位卖花小姐，她的桶里只剩下7朵康乃馨了。我把这些花儿全买了下来，但是我拿钱包时，发现我没带妈妈给我的地图。我不知道地图是不是丢了，也不知道外公的墓在哪儿。
我可以打电话问远在美国的妈妈，但是我在前两天已经告诉妈妈，我去了墓地。现在我打电话怎么跟妈妈说呢？
无奈之下，我去了墓地总办事处。办公桌后面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说，她会帮我找到外公亚伯拉罕·皮卡斯基的墓地档案。
她找了几分钟，拿出了一份打印文件。文件的名单里有17个人的名字都是亚伯拉罕·皮卡斯基，我在其中找到两个和外公年纪相近的人，把两份扫墓钱给了那位女士。
我去找这两座墓，只要一个墓碑上有照片，我就容易辨认。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人，通常会在亲人的墓碑上留一张照片。
我找到了第一座墓，墓碑上面写着“亚伯拉罕·皮卡斯基”，但是没有照片。只刻着一句碑文：“爱你的妻子和孩子敬上”。
我看不出这是不是外公的墓，所以马上去找第二座墓。这个墓碑上也刻着“亚伯拉罕·皮卡斯基”这个名字，但也没有照片。碑文刻着：“苦难的家人敬上”。
这又让我无所适从了，我站在墓地里，希望冥冥之中外公会给我提示。我回忆着，我的外公是个锁匠，他有3个孩子。他喜欢足球，死于心肌梗死。
我把3朵康乃馨放在这座墓前，然后回到第一座墓那里，把另外3朵康乃馨放在了墓前。
我的手里还有一朵康乃馨，这朵花应该给谁？或者我应该把它扔了？突然，我有了主意，我把这朵花放在了眼前这座墓前——如果这座墓的主人就是我外公，那么可以说皆大欢喜，他得到了大半数的花儿；如果不是，那么就当作我对一位陌生人的宽慰，因为别人的外孙不远万里从美国来祭奠他。
我回到旅馆，第二天坐飞机回了纽约，不过，我始终没找到那张地图。妈妈和爸爸来机场接我，坐车回家的路上，妈妈哭了起来。
我问她：“妈，你哭什么？我只去了一个星期。”
妈妈说：“我是高兴，你去给外公扫了墓。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你给我打电话说去了墓地的时候，我还以为你只是在安慰我。”
原来，我还在飞机上时，妈妈在俄罗斯的侄女给她打电话，说她去了墓地，看到了摆放在那里的康乃馨，所以妈妈才确信我给外公扫了墓。妈妈停止哭泣之后，用手抹着眼泪。
我琢磨着：我应不应该问问妈妈，她的侄女在我外公的墓地前看到了几朵康乃馨，3朵还是4朵？后来我没提康乃馨的事，给一位和外公名字相同但命运不同的老人献过花儿，我没有遗憾。
（余娟摘自《新民晚报》2018年4月8日，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