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国内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每年春季的全国“两会”和五年一次的全国党代会因其对中国未来的导向性作用，不仅成为国内媒体报道的重点，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海外媒体的关注。而我国日益增强的驻外记者队伍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做好这些事件的报道，有效扩大我国媒体的话语权，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国外关注中国重大政治事件
由于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迅速崛起，中国的一举一动与其他很多国家息息相关。因此，我国重大政治事件受到各国广泛关注也是理所当然的，是国力强大的一种反映。
无论是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确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还是一年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美国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和解读，美国智库还专门举办研讨会，研究中国政策未来走向，以及对全球和中美关系的影响。
在2012年1月6日，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就发表其研究中国的学者李成的文章，介绍当年11月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大的程序和机制，并在9月20日召开专题研讨会探讨即将召开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的走向。该研讨会出动了该院所有的“中国通”，包括：李侃如、贝德、卜睿哲、波拉克、李成等。而美国另一顶尖智库——国际和战略研究中心也在9月26日围绕“十八大与中美关系”举办研讨会，主讲人有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和该中心的“中国通”张克斯。党的十八大前后，这两个智库还发表了多篇相关分析文章，他们的专家不仅为美国主流媒体所熟悉，而且成为媒体采访的主要对象。
虽然中共十九大尚未召开，但美国智库有关中国的研讨会经常会提到这个即将召开的重要会议。早在2016年8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艾丽斯·米勒就撰文加以预测分析。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更是在“展望十九大”的大标题下发表系列文章并举办研讨会，从社会、政治和经济及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各个方面加以讨论。今年6月20日，美国传统基金会组织了“十九大和中国未来走向及中美关系研讨会”。与会者有传统基金会创始人和总裁佛讷、凯托研究所“中国通”多恩、海军分析中心的“中国通”冯德威，以及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贾庆国和原清华大学教授等中美专家。这些智库的言论在影响美国舆论甚至政府政策上都有一定作用。
充分发挥驻外记者的作用
过去八年来，我国驻外记者队伍随着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推进得到了迅速发展。以美国为例，从中央一级的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及中国日报社到地方一级的上海东方卫视，其实力都在不断壮大。中国驻美记者不仅活跃在与中国相关的各类活动中，也出现在美国其他重要事件的报道现场。除了向国内总部发稿以外，多家媒体已在当地落地，直接面向当地受众。不少驻外多年的记者对当地情况相当了解，成为了专家型人才。他们了解当地政府、媒体、智库和普通百姓对中国各类问题的观感，以及当地政治、媒体和社会的特点，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财富。针对国外对我国重大政治事件的关注情况，我国驻外记者可以从多方面着手，发挥其特殊作用，做好党的十九大报道。
第一，争夺时机和话题。
国内新闻机构对重大政治话题的报道往往因统一部署而出现滞后，被国外有关讨论和报道抢占了先机。国外这些讨论和报道有些客观公正，但不少是臆测甚至以讹传讹。这种先入为主容易让很多不了解中国的人产生误解，而当我们加以报道澄清或批驳时往往为时已晚或事倍功半。我们应当充分发挥驻外记者的耳目作用，及时发出信息，抢占舆论高地。特别是智库活动应该提前预告，并且有针对性地事先对有些话题加以报道。
比如，中国改革的进程、经济调整的前景，以及和平崛起的决心都是国外关注的重点，也是我们在“两会”和党代会的重要内容之一。驻外记者应发挥连接国内外的作用，积极反馈信息给总部，共同有针对性地以多种形式做好相关报道。
第二，前后方加强沟通，减少脱节。
笔者在与不少兄弟单位驻华盛顿记者交流中，听到最多的反映之一就是后方负责的相关领导和编辑在进行重大政治话题报道时往往不征求和听取他们的意见，通常会下达一些与往年雷同甚至不相关的话题。比如，有些新闻单位领导每年多次要求记者采访同样几位美国专家，根本不给前方记者自主权，结果造成多家国内媒体一窝蜂地采访某几位专家，引起受访对象的反感。美国大学和智库有影响力的专家众多，我们不应只盯着某几个人。
此外，不少驻外记者时常接到硬性任务去采访一些连美国的“中国通”一般也不关心的题目，比如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结果，不仅受访者不愿谈或谈不出什么内容，即使谈了，内容也很牵强。为此，驻外媒体的前后方记者需要加强沟通，以便使驻外记者发挥最好的作用。
第三，切忌片面理解正面报道。
不少驻外记者反映编辑下达的任务越来越多地注重纯“点赞”型，即找专家对几个话题进行点赞。首先这种操作不符合实际情况，哪怕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美国专家，对问题的看法往往也有两面。如果我们只采用其所谓正面的分析和评论，而不引用指出问题的部分，不仅会让这些专家有被利用的感觉，而且他们今后很可能会疏远我们的记者。这同时也有损我们记者和媒体的信誉度，得不偿失。5月底刚去世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多次在华盛顿研讨会上指出某些中国记者不能全面引用他的观点。不少美国专家表达过类似看法。
把“点赞”或正面报道理解为百分之百正面报道是一个误区。首先它不尊重新闻事实，其次十全十美的描述反而让人难以相信，达不到说服读者的作用。好莱坞演员布鲁斯·威利斯饰演过很多美国爱国英雄角色，但这些角色不仅不说爱国的豪言壮语，而且往往是一个性格上有缺陷的人。但看后大家都喜欢他，都把他当作英雄，这就是讲故事的艺术。
所谓润物细无声，就是不要过分拔高而弄巧成拙。尊重新闻规律才是最有效传递信息的方式。有些美国专家认为我们中国有好故事但讲不好，这就是一个原因。
第四，加强评论员和专栏作家的力量。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深刻犀利的评论分析往往广受关注。在前方写专栏最大的优势在于接地气，因为驻外记者最善于用当地人习惯和能接受的方式来摆事实、讲道理。目前我们驻外记者队伍中大多只写新闻，写评论和专栏的占少数，这可以说是我们驻外记者队伍中的一个短板，亟需加强。
第五，充分利用国外新媒体平台。
这在今天应是毫无争议的问题了，新媒体手段在中国、美国和世界各地被越来越多地作为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传播信息的重要平台。比如特朗普个人推特账户就有3200多万追随者，比几个有线频道观众人数之和还多。我们国内一些媒体经营的推特和脸谱账户规模也相当可观。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多媒体传播手段应该被每个驻外记者更广泛地使用在报道中。
第六，对内对外报道的区别。
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内外有别现在已基本不复存在，网络数字时代意味着地球一边的人可以即时获取地球另一边的新闻。与此同时，我们向外国受众报道中国重大政治事件时，在写作内容和呈现方式上应有别于对中国国内的报道，应该多一些解释性报道，以帮助这些国外受众更好地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复杂性。比如，美国人在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朝核问题时，往往简单化理解，认为是一蹴而就的事。我们的报道和专栏评论就是要帮助他们形成客观的认识。
第七，不要放过这样的“捷径”。
我们往往花很大功夫长篇介绍中国的成就，写专栏与对方争辩，这对于使更多外国读者了解中国非常有必要。但如果驻外记者发挥好耳目作用，常常可以做到事半功倍。比如6月7日《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其文章中描述了他在中国所见的现代化气象，从手机支付功能的广泛应用到京沪高铁沿线的新面貌，他同时还对比了美国在这方面的不求进取。虽然只有短短几百字，但由于他本人和《纽约时报》的影响力，文章的效果却大于我们的整版文章。
就在弗里德曼专栏文章发表的一天前，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梵发布推文，只用23个字描述了他每次到中国对机场、公路和手机服务的深刻印象，认为美国应该迎头赶上。而就是这23个字被美国主流媒体广泛引用，起到了我们一般报道和专家分析起不到的作用。我们驻外记者要善于捕捉这类信息，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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