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舆论中颇有影响的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对于西方来说，中国依然是个谜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是由一个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①这种判断与中国的主流舆论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后者看来，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正是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经过历史、实践和理论证明的真理性事实。西方的困惑质疑与中国的惯常熟知，正是将中国治理模式阐释清楚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这个各国治理模式普遍遭遇挑战的时代，全球性参照系的形成、多种现代性的凸显以及国际秩序的变动调整，无疑为更清晰阐释中国治理模式及其背后的普遍性逻辑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和条件。加之，中国的执政党、国家、社会等主体在全面参与国际交往的过程中，主体性不断复苏和增强，有了更为迫切强烈的自我论证和表达自己的冲动和意识。这种主观能动性正在转化为对历史机遇的把握，对历史条件的利用，对中国治理模式的深入体认和有效表达。
一、充满活力的中国治理模式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学术界就曾经出现过一小波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自身情况的限制下，这个讨论的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有限。这次讨论的中心话题是中国是否提出了一种发展的新模式。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强调价值变革优先于快速工业化，分权优先于集权，平衡发展优先于城市先行发展。②
国际社会真正充分关注和热烈讨论中国模式，则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出现的。毫无问题，这首先因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与世界的关系从封闭转变为全面开放。其次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困境，相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实力在下降。因此，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态度已经从单纯的好奇或者意识形态敌对心态转变为既感慨又疑惑更忧虑的复杂心态。
这可以从“北京共识”这个提法的命运显示出来。这是一个对应于在国际社会颇多诟病的“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概念，目的是对中国当代发展的原因给予解释。尽管提出者雷默并非中国问题专家，概念本身也有新闻噱头的嫌疑，但毕竟雷默与中国各界有着广泛的交往，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对中国解释的话语创新。更重要的是，“北京共识”概括的中国发展的“三个定理”至今依然有很强的解释力：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动态管理，追求可持续性和平等性作为发展的优先考虑；保持自主性。③作者还提出了现在得到更多共识的概念“中国特色的全球化”。遗憾的是，在国际社会的漠视和国内舆论低调处理下，“北京共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中国模式”被“中国发展道路”取代，西方舆论继续纠缠于“中国崩溃论”“韧性威权主义”等陈词滥调。
而国际社会的现实则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爆发后，西方国家的治理方式遭遇到更为全面的挑战。经济危机蔓延深化，扩散到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占领华尔街”运动、民粹主义高涨、极右派政党影响力提升、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重大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不断挑战着西方社会已经稳定了上百年的体制、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利益格局，这些都印证了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判断：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在这种全球性治理失效的背景下，中国的治理成就成为世界的亮点。而从经济成就到治理成就，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发展是全方位的、内生性的、充满活力的。
中国治理模式的活力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发展成效是治理模式活力的首要标准。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已是不争的事实。2008年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国，并在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坚持开放发展，面对经济困难，主动作为，推动国内和国际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显示了一个大国的担当。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不仅有效地解决了中国的国内问题，而且也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繁荣，正在打消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制度、文化的诸多质疑，赢得更多的注目和认同。
第二，中国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能力。随着治理问题的复杂化，国家领导人的能力在国家治理能力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中国领导集体的稳定性和结构平衡性，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领导集体在内政外交等各方面显示出更强的进取心和治国理政能力，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了开放、进取、担当、理性的国家领导人形象。这些与西方国家领导人更换频繁、领导人缺乏治国经验、政策连续性弱等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三，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进取心。随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互动，参与国际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意愿和创造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西方国家主动或者被动地给予中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中更大的参与空间和更多的决策权力。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提出自己的理念、方案、议程，推动这些制度的改造。此外，中国也在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国际身份创建自己主导的国际制度，比如金砖国家集团、亚投行等，以弥补现有的国际制度空白。这些国际制度为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制度化支持。
第四，中国的话语体系建构能力。治理能力也是一种表达力和说服力。在国际社会上要有所作为，不仅要有行动，还要有声音，并且二者要形成良性互动，以行动证明言论的真实可信，用言论引导舆论形成共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一系列价值理念，展现了中国的人类关怀、文化情怀和包容精神。中国还对包括“发展”“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等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进行了中国化诠释，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还依托“一带一路”等实践创新，根据对象国的特点提出有针对性的、双方共享的价值理念，比如“互联互通”“亲诚惠容”等。
随着中国治理成就的显现，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治理方式也有了更强的认同。例如，“非洲晴雨表”对于非洲36个国家第六轮调查（2014/2015）结果显示，在这36个受访非洲国家百姓心中，中国（24%的受访者）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30%的受访者）的最受重视的发展榜样，中国的产品、工业化方式等越来越受到重视和信任。④
二、顺应时代大势的中国治理模式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基本构建起了适应本国国情的治理模式，但这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并不是封闭的、以自我中心的，而是开放的、不断吸收人类治理文明优秀成果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中顺势而为的。所谓顺势而为，就是知轻重，懂优先。如周敦颐所说：“天下，势而已矣。势，轻重也，极重不可反。”
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治理经验，近代中国探索救亡图存的经验，还是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强调治理之道要适应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顺应规律，这样才能使各项制度设计活生生地运行起来。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模式，无论多么成熟稳定，都需要适应世界发展的潮流，进行调整改善，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回顾改革开放近40年历程，中国至少把握了三次世界大势。
第一次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战略决定。在当时两个阵营对抗的冷战状态中，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研判和平发展是世界的大势，打破意识形态界限，向西方国家开放，开启国内体制改革，将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这个战略决定充分利用了当时国际生产分工变化带来的资金和技术转移带来的机会。在吸引到资金和技术的同时，学习到了先进的管理经验，更加全面清晰地了解到西方发达国家制度的运行方式，为国内制度改革完善提供了所需资源。1985年3月，邓小平明确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⑤1986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以第四部分专门论述外交政策，把中国总的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做了十个方面的详细阐述。1987年，和平发展这个判断写入了中共十三大报告，被概括为“当今世界的主题”。
第二次是应对1989年后前苏东阵营解体的制度性冲击。尽管中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就与苏联阵营分道扬镳，但是依然把自己和对方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因此，1989年后前苏东国家发生的震荡对中国的冲击是非常深刻的。一方面，它提醒了中国，虽然各国联系日益紧密，但是两大制度的斗争依然存在，必须实现国家的强大，另一方面必须巩固党对国家的领导权。丧失领导权是危险之中的危险。邓小平在1989年下半年的谈话中多次指出，这些国家发生的变化既体现了世界问题的复杂性，也说明了这些国家内部存在着重大问题。中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把自己搞乱，而且要抓住时机实现快速发展。邓小平多次表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时，更加明确地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在此基础上，中国全面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更加有效地释放了市场的力量，激发了社会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的高速持续增长提供了体制性保障，也由此奠定了国家、市场、社会多元参与的治理格局。
第三次是对新世纪初世界性动荡的研判和回应。从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开始，前苏东地区开始出现政治动荡，民众的抗议活动不断。2010年后，长期稳定的北非中东多国出现了连锁性的“茉莉花革命”。借助互联网提供的社交媒体，各种抗议活动及其方式在全球得以快速传播和相互模仿，使得许多国家内部长期形成并积压的社会矛盾得以迸发出来。在西方，借助2008年在美国首先爆发、在欧洲蔓延加深的金融危机，也出现了各类占领运动。在国内问题的冲击下，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长期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开始采取国内优先战略，或者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或者减少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甚至还采取国内社会排斥政策，形成了“逆全球化”的潮流。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性政治动荡以及国际社会中的真空地带，中国表现出强烈的直面问题的姿态和勇于担当的精神。继续将发展作为国家的首要目标，并丰富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涵；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并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来凝聚人心，提振国家精神；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将自己明确定位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当下中国已经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不仅顺应了世界发展趋势，而且在一些方面还开始发挥引领作用。这是难得的历史机遇期。面对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几大潮流互动前行并对社会关系进行重构这个历史大势，中国的治理模式也在积极进行调整回应。市场化的稳步推进，并不单单是为市场松绑，更重要的是如何发挥好国家的调控功能；城市化的全面展开，不是简单的土地的城市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城市化和治理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升级，不仅需要更有眼光的企业家，还需要国家的合理规划和有力支持；信息化的深化，不仅需要生产方式的变革，更需要管理方式、治理方式的变革；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开放多元，文化的交融互动，都需要更合理地发挥国家的调节关系、维持秩序的基本功能。
三、努力揭示中国治理绩效实现的规律性
当下解释中国治理模式有两大主导性话语，一种是国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另一种则是西方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和底色的威权主义理论。二者都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出色的治理绩效，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尽管对于现实存在的判断在趋同，但是双方的立场、分析理路和表达方式迥然不同。这造成了国内主导话语在国际社会面临说不清、传不广、认同弱的困难，西方的主导话语在国内社会又处于被简单化、边缘化、对抗强的困境。这种话语体系的对立，将是一个长期状态，毕竟两大制度的并立和竞争是话语体系关系的基本前提。
在这种情况下，并非无所作为，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沟通交流、说理服人的作用就是战略性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说：“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要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中国治理模式最鲜明的特点是高绩效，但是对中国模式的阐释显然不能仅限于此，那不仅容易使认识停留在物质进步的表面现象，更容易造成传播过程中的形象单一甚至扭曲。应该努力探寻中国高绩效治理模式背后的规律性原因，并将其学理化，在开放讨论的过程中形成共识。
就中国治理模式的研究而言，要重视五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要从重视制度特色归纳向发现制度运行规律转变。这应该是中国治理模式研究深化的主基调。尽管国内学界一直在努力摆脱用特色论说明难以说清楚问题的简单化倾向、甚至逃避式的做法，但是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变，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思路、有效的做法和富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是多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完全归因于学界自身或者学术环境的约束。既然要寻找制度运行的规律，就要在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治理运行时，突破一时一地一人一物的“当下定式”，加强历史的维度和比较的维度，将当代中国置于中国制度变迁的宏观历史之中，放在现代各国治理体系多重比较的坐标系下，重点研究当代中国制度的变与不变（与历史比较）、同与异（与国际比较）、形与实（文本与实际比较），进而提炼出概念定义、基本关系、规律性做法等，以说明当代中国治理模式之所以有效绝不是因为富有特色，而是符合人类治理的基本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当代中国治理基本实现了结构化和制度化，因此要以正常化的态度来看待现有的制度约束。这是探求规律性的基本立场。二是当代中国治理模式还在进行着现代化，因此要以现代的，而非传统的治理标准来测量和引导。这是推动治理变革的基本依据。
第二，要从关注治理绩效转变为关注治理过程。客观全面地了解治理绩效，只是研究中国治理模式的第一步，目的是辨认事实，但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次，那样就会模糊研究与宣传乃至新闻报道之间的界限，无法深入到现象背后。应该重视治理过程的研究，这不仅因为中国处于巨型的变革社会中，治理发生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上，丰富生动，充满创新，更因为只有关注过程，才有可能了解中国治理究竟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发生。研究治理过程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治理模式的认识从文本研究转向实证分析，从结构分析转向结构－过程分析，使研究更贴近现实，揭示实际。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转变也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变革社会，治理事件多样，过程快速复杂，增加了研究的难度；许多方面的治理开放性不够，存在“黑箱效应”，制约了研究选题的开展和深入；尽管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不断引进和使用，但还存在着问题意识不强不准，就方法谈方法的“方法至上”倾向。
第三，要从关注治理的物质成效转变为重视治理的精神气质。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精神气质，表现为社会的价值理念、个人奋斗的目标、优秀人物的涌现、国家的发展态势等。重视治理的精神气质，并不是要回到“文化决定论”，而是要总结和挖掘整个国家和社会在开放变革时代中形成的优秀品格和精神特质，避免将中国的治理成效简单地归因于物质欲望的释放、对外部世界的模仿或者历史传统的延续复兴，展现当代中国治理的创造精神。当代中国治理的精神气质肯定是向上向善的，既有物质冲动，也有精神追求；既有对发达国家的向往，也有对它们的超越；既有对历史传统的皈依，也有对传统的创造性发展。总结和挖掘当代中国治理的精神气质，就需要把观念、价值、信仰等理念视角纳入对中国治理模式的研究过程中，并努力总结出具有时代特征、代际特点的治理品格，丰富和推进我们对中国治理精神气质的认识。
第四，要从关注人事政治转变为关注生活政治。中国的人事政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和发挥想象力的地方。这固然说明了在治理过程中人治因素依然重要，但是也会削弱甚至扭曲对中国整体治理的认识。选人用人的标准和方式是中国治理模式的一个鲜明特点，但不是全部。从总体而言，中国治理正在进入生活政治阶段，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对日常生活的感受正在成为政治行为的优先选项。环境、社区、消费主权、劳动权益、自由流动等非政治议题正在政治化，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解决的热点难点痛点问题。生活政治领域的变革也正在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动力。无论是宏大口号还是人事更替，如果不能进入生活政治领域，就很难引发广大社会公众的真切关注和行为联动。因此，要研究当代中国的治理模式，就要关注日常生活，从中获得研究的灵感和鲜活的感受，克服制度研究、结构研究造成的迟钝和滞后。
第五，要从关注国家治理扩展为关注多元治理。国家在中国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也是中国治理模式与其他治理模式之间的重要区别。尽管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还在不断完善过程之中，但是中国的国家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在诸多领域行为主动、具有主导和引导作用。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代中国的治理也是一个多元治理主体发展的过程，社会、市场、个人等主体不仅在逐步成长壮大，而且不断孕育分化出新的治理主体，由此使得整个治理图景更为多元复杂。这是中国治理模式的活力之源，也是制度调整完善的重要动因。因此，要研究正在形成的多元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非国家主体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新型多元治理关系的形成和塑造等问题，克服研究中“国家中心主义”倾向，丰富中国治理模式的层次性和维度。
总之，要揭示中国治理绩效实现的规律性，就应该调整好研究的立场和心态，把当代中国治理模式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一种模式看待，摆脱特色论的思维定式，提高研究的开放水平，增强研究者的想象力，按照学术研究的规律来组织研究、推进研究、传播研究。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行机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B22039）
「注释」
①沃尔夫：《西方眼中最大的“中国谜题”》http://www.ftchinese/story/001072839?tcode=smartrecommend&ulu-rcmd=0_02ap_hot_0_df4bb45b82364fb78794dc768e4c6a08&position=instory.
②ReflectionsontheChineseModelofDevelopment，Author(s):B.MichaelFrolic，Source:SocialForces,Vol.57,No.2,SpecialIssue(Dec.,1978),pp.384-418.
③TheBeijingConsensus，JoshuaCooperRamo，TheForeignPolicyCentre.
④JACOBPOUSHTER，InthreeAfricannations,U.S.andChinaseenasbestexamplesofadevelopedeconomy,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11/15/in-three-african-nations-u-s-and-china-seen-as-bestexamples-of-a-developed-economy.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