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这个答案，有必要先提一下美国国防部在海军第一艘“宙斯盾”驱逐舰DDG-51Ⅰ下水后和服役前的1990年2月发布的一份文件。这就是由国防部作战测试与评估办公室发布的《作战适用性指南》。“指南”的开篇就为“作战适用性”下了定义：在作战环境中使用（武器）系统时符合要求的程度，它考虑可用性、兼容性、运输性、互操作性、可靠性、战时利用率、维修性、安全性、人为因素、人力支援、后勤支援、文件及训练要求等要素的综合影响。那这份“指南”对于一艘新建的驱逐舰又意味着什么呢？
简单说，一艘新型驱逐舰在完成建造和船厂测试交付海军后，只是交付了它的固有能力——功能（如反导、反舰、反潜等）加性能（如武器的理论精准度和射程等）。从理论上说，一艘驱逐舰的固有能力不可能100%就转换为作战能力，只能对其在有多个制约因素限制下的“作战适用性”进行测试、评估后，才能大致从理论上得出它的固有能力在不同环境下作战部署时所能转换出来的作战能力。然后，海军会据此在技术上进行磨合、调整，在训练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加强，让驱逐舰的固有能力不断逼近100%转换为作战能力的理想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国防部推出《作战适用性指南》前的1986年，美军刚开始进行“总统管总、军种主建、战区主战”的军队指挥体制的改革，而“作战适用性”流程的确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改革配套的措施。也就是说，负责主建的军种在接收了武器装备后，会通过执行“作战适用性”的流程将有作战能力定量指标的武器装备和人员提交给负责主战的战区，而战区可以据此安排其执行适合其作战能力的作战任务。换句话说，“作战适用性”流程的确立，实际上为生产商与军种、军种与战区之间的“交接”建立了一套标准。不仅生产商在设计、建造武器装备时要考虑这个标准，军种在接收到武器装备后要按这个标准实施训练和提出技术改进建议，而且战区也要根据这个标准安排军种部队的作战部署。其实，美海军恰恰是通过“作战适用性”流程，才逐渐对“宙斯盾”驱逐舰的作战能力做到了“心中有数”，进而至今已发展出了DDG-51Ⅰ、DDG-51Ⅱ、DDG-51ⅡA和DDG-51Ⅲ四型近70艘万吨级驱逐舰。而这，就是我前面将DDG-51Ⅲ型驱逐舰比喻为博士后“入学考试”的原因。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那中国海军的万吨大驱为什么是刚完成本科“入学考试”呢？答案是——2014年底军委主席在全军武器装备会议上强调：要着力构建先进实用的试验鉴定体系，摸清武器装备性能底数，确保武器装备实战适用性。2015年，中国军队就启动了“军委管总、军种主建、战区主战”的指挥体制大改革。而中国海军万吨大驱的设计、建造、下水、测试直到交付海军服役的过程，不仅是中国军队新指挥体制确立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武器装备“实战适用性”流程确立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与上述两个“过程”重合的国产万吨大驱，就相当于刚刚进入学习和成长的关键期——大学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