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总结了美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两次转向，认为第一次转向是从美国社会学初建向“功能主义”转向，第二次转向是从“功能主义”向“新经济”社会学转向，并综述了两次转向过程中美国社会学家们的研究内容。
关键词：美国社会学理论转向
一、第一次转向：从微观走向宏观，美国社会学的初建向“功能主义”1转向。
说起美国社会学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位英国早期社会学大师斯宾塞，这位学者对美国社会学的影响甚大。在1860年到1903年的40多年里，他的著作在美国先后出版达36.9万册之多。他的《政府作用的范围》主张限制国家和政府的活动，认为应该发展“建立在志愿合作和个人自我节制基础上”2
的工业社会。这些思想迎合了美国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发展自由主义经济的需要。库利曾表示，斯宾塞的著作大大激发了美国人对社会学的兴趣。1882年斯宾塞访问美国，进一步扩大了其学说在美国的影响，再加上斯宾塞较早地提出了“社会系统”、“社会功能”、“社会进化”等一系列的概念，有些美国人把斯宾塞理所当然的看作为功能主义理论的先驱。
与斯宾塞的思想在美国生根发芽的同一时期，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沃德、斯莫尔和吉丁斯致力于把欧洲的社会学介绍到美国，他们的介绍工作主要是在大学讲坛上完成的。萨姆纳作为耶鲁大学的教授讲授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一书，坚持斯宾塞的自由放任思想。沃德则对斯宾塞的自由放任理论进行了批判。斯莫尔写作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学教科书《社会研究导论》主张社会学应当把对社会结构和功能的研究作为对象。吉丁斯提出了著名的类意识概念，并进行了心理社会学研究，主张社会学应该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以统计学为基础的独立学科。
之后，实用主义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导致社会学家由外部进化的思想转入对人的自身内部机制的研究，造就了库利、托马斯等社会学家，使美国社会学走向本土化道路。库利的社会学主题主要围绕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提出了镜中我和初级群体等概念。托马斯则认为人的行为必须从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角度去解释。
20世纪20年代，帕克提出了社区概念，并形成了研究美国城市和社区的芝加哥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社会学界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积极引进和介绍欧洲的社会学理论并进行美国的本土化，二是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芝加哥学派对城市问题的研究就是如此。另外，林德夫妇开展了小城镇研究，沃纳开展了社会分层研究。至此，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初创期基本完成。
1937年，帕森斯出版了《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该书一经出版至上世纪60、70年代，标志着美国社会学中已富有相当影响力的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和功能学派的崛起，美国社会学从初创开始向“功能主义”转向，从具体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向宏大的社会学理论转向。
首先，“第一次转向”是从结构功能主义兴起开始的。基于欧洲社会学传统并富有一定经验论色彩的美国社会学开始转向帕森斯所提倡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这一转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历经30年之久。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帕森斯将行动视为主体朝向目标的动作。行动单元包括：行动目标、情景状态和规范取向三个要素，其中情景状态和规范取向是影响行动的两个同等重要的独立因素。价值规范对行动的调整不仅是帕森斯行动的核心点，而且也是贯穿他后来发展的全部理论之中的一条主线。3
行动系统由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和行为有机体四个附属系统组成。社会系统是由行动者同其状态中的其他行动者之间稳定的、制度化角色关系构成的。社会系统需要通过社会化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对可能发生的偏离进行调整。
模式变量理论的提出表明帕森斯将分析的重点由社会行动转向社会系统。从模式变量向结构功能分析的过渡，表明了帕森斯提出社会结构的基本类型同社会系统必须满足的功能要求相联系的看法。任何行动系统都必须满足四个最基本的功能要求，即适应、达鹄、整合、维模。这四个基本范畴为研究所有行动系统提供了功能分析框架。
其次，“第一次转向”朝“补充功能主义”延伸。在美国本土发展起来的冲突论、交换论和互动论虽然都与结构功能主义观点根本立场不同，但他们都能被视为对功能主义观点的补充，所以和默顿的功能主义一起，本文把这些观点通称为“补充功能主义”。“补充功能主义”使美国社会学理论的第一次转向延伸到20世纪70年代。
默顿坚持功能分析应当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应以各种制度化行动的客观后果为重点。功能分析范式是默顿对功能分析方法的完善，包括一组精确的概念和研究方案，其中主要有：显功能和潜功能、正功能和反功能等。
社会冲突论在20世纪前50年发展的基础上，随即出现了一个理论发展的高潮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美国社会学涌现出米尔斯、科塞、柯林斯等一批著名的社会冲突论者。米尔斯被认为是二战后美国社会学界少数几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涉及了美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性格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权力研究和他对社会学发展的想象这四个方面。在科塞功能冲突论的论述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个观点是，一是认为冲突是一个社会过程，它对于社会结构的形成、统一和维持可以起到一种手段作用，二是冲突可以激励社会革新，导致社会变迁。
霍曼斯是社会交换理论的创始人。其主要观点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单位是人，而不是社会角色或社会结构。对社会现象的合理解释也必须以人性的内在心理结构为基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根本上是一种交换过程。布劳从社会结构的原则出发，考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换过程。其试图从人际关系的最小单位推演到较大的研究单位———社会结构，探讨权力、规范等社会生活中的复杂结构问题。在分析宏观过程中，还增添了诸如共享价值观、制度化等新概念。
米德对符号互动思想作了全面阐述，明确区分了主体我和客体我，而且进一步研究了儿童自我形成的发展过程。布鲁默全面总结与发展了符号互动论，人类相互之间总是对对方行为作出自己的解释和定义，并以此为根据而发生互动。所谓意义是符号互动的产物。
再次，“第一次转向”终止于新功能主义的提出。
亚历山大等人发起的新功能主义是对帕森斯所倡导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扬弃，一方面发现其合理的思想内核；另一方面对其核心部分不合理的成分进行批判，将其他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综合分为两个层次即一般理论层次和经验研究层次。
在一般理论层次，亚历山大肯定了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对不同派别思想进行多维综合的努力，同时也对帕森斯的理论不足以及其他帕森斯综合的单维理论做了批判，然后将单维理论的合理因素融进功能主义理论中，对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进行重构。
在经验研究层次上，新功能主义者的关注点集中在社会变迁、文化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领域。
美国社会学的初建向功能主义转向终止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功能主义的提出，理论观点从限制政府行为和社区发展的微观层面转向“功能主义”的宏观层面。
二、第二次转向：从宏观走向微观，“功能主义”向“新经济”社会学转向。
20世纪50、60年代是美国社会学帝国主义时代，大行其道的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希望快速实现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社会学家英克尔斯提出了现代化发展的人格现代化理论。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模仿西方现代化国家发展方式失败，美国的社会学家转为关注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问题，这里面有个社会学家叫丹尼尔贝尔，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分析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时代的到来。很多学者把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视为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端。考虑到后现代主义社会学中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不是美国社会学家，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美国社会学家聚焦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和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本文认为后工业社会学诠释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可以把围绕资本主义美国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的全新经济称为“新经济”。美国社会学自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逐渐转向“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
丹尼尔贝尔诠释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新经济发展特征：第一，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第二，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第三，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第四，后工业社会有可能达到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和控制。第五，后工业社会创造新的智能技术。
桑内特分析了新经济指出：工作伦理已经渐趋改变；稳定的传统科层式大型企业逐步被新经济条件下的小型化企业所代替，消费和政治的边界正在消亡。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社会学会建立了经济社会学分会，一批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已经问世，包括：弗雷格斯坦的《公司控制的转型》、伯特的《结构洞》和泽利泽尔的《货币的社会意义》，这三部作品分别运用了组织理论、网络理论和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研究问题。
80年代中期以来，格兰诺维特一直在改进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他的两大研究课题，一是关于经济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研究，写作了《社会与经济：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二是对美国的电力工业产生与发展的研究。在格兰诺维特的著作中，1985年发表的讨论“植根于”4问题的文章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经济行动是植根于正在运行中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系统中。网络对于植根于概念具有核心意义。他将行动者亲近的关系与较远的关系区分开来，把这两种关系称为“关系植根于”和“结构植根于”。格兰诺维特还把“植根于”与制度理论结合到一起。
美国的结构社会学对促进和推广在社会学研究中使用网络分析方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种研究方法是以人们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对社会过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命题为中心展开的。很多研究是分析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在组织理论中，有三种理论分析方法对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即资源依赖、人口生态学和新制度主义。这里特别强调一下新制度主义，它关注的中心是人们称之为组织的文化与认同层面的内容。
制度学派是当今美国经济社会学中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该学派通常包括两个分支学派即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组织制度学派继承了大量的美国本土学术范式，而历史制度学派则典型的受到了欧洲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影响。但总体上来看，两者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演变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观点在发展和演变的。
理性是每一个行动的个体所拥有的，而且是任何制度都先验的具有的一个外在属性，这一点是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换句话说，制度是行动主体进行策略行为选择的环境或游戏规则，它制约着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可是，无论制度是什么样子，行动者都能在制度环境中进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来说另一个研究假设就是行动者的选择偏好，几乎不考虑其来源。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理论基础一是行为是理性的，二是方法论个人主义。
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从根本上与上述两种理论不同———认为理性、选择偏好和方法论个人主义都不是先验的，都不具有先验性，行动者的很多行为都不能用理性行为假设进行分析。
组织制度学派认为理性行为的选择偏好来自于制度，而不是先验于制度、外在于制度的。它通常从人的认知的角度来解释制度。首先，制度被认为是能够约束从行动的并且提供一套共享规则体系，这些共享规则形塑着行动者的行为，限制它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行动和行为能力，而且与此同时，共享规则体系还保护和加强社会集团的特权，这些社会集团受到通行的共享规则的奖惩。人的行为不是受到功利主义的驱动，而是通常在形塑过程中，在强制、模仿和规范的压力下，考虑到合法性和认知而趋同；形塑过程以内生的形式建构理性行为的选择偏好。
在影响行动者个体行动的各种因素中，价值意味着理性，但更重要的认知则代表的是常识性知识，这些知识是独立于情感和价值的。组织制度学派通过制度内部个体的认知特点来揭示宏观层面的制度化过程中的趋同现象。组织制度学派认为，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人们总是运用他们的常识性知识来理解现状。一言以蔽之，制度就是一个在个体互动的过程中被生成的产物，是被建构出来的。
与组织制度学派强调认知不同的是历史制度学派从制度的宏观层面上推导出微观的个体利益，或者直接分析宏观层面上的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体的策略如何形成这种集体利益。政党、工会等集体利益集结的机构是历史制度学派通常的分析单位。
历史制度学派更重视规范的作用这些规范涉及到人们的价值判断。历史制度学派认为，理性不是先验于制度的，理性和制度交合在一起不能分开，因为行动主体的利益和目标都是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完成的。历史制度学派指出，理性只能是具体的，而不可能像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张的那样，选择偏好独立于环境之外，先验于具体的场景之前。历史制度学派否认理性的个体行动受到利益驱动，认为除非了解具体的制度性环境，否则理性假设是徒劳的。历史制度学派强调，只有通过历史的研究才能揭示行动主体如何追求利益，如何选择目标。
对于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而言，政治并不是凌驾于经济之上,它交织在具体的经济结构中。
组织制度学派认为，市场建设与国家建设是一个互相交织的生成过程。市场经常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这其中竞争关系和技术进步功不可没，但企业在市场中追求的是竞争对手、供货商和员工的稳定，从而追求利益。市场经济交换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一直处于剧烈波动的状态,交换的各方为解决这种不稳定性，最终总是追求共享的规则体系，将企业推向国家。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为了建立稳定的市场都需要国家来制定产权结构、治理结构、交换规则和控制观。国家可以被理解为由一系列政策领域组成的场域。每个场域均构成政治行动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各方面的利益集团的代表制定并执行旨在为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提供稳定的规则和治理结构的政策。从这层意义上而言，市场建设离不开国家建设。国家创造市场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允许企业使用各种治理机制去处理竞争和冲突，另一方面体现在直接干预市场行为以达到稳定的目的。
历史制度学派认为，国家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治理机制的选择来构架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里，治理模式直接受经济行动主体的策略行为和权力分配的影响。无论是国家的行动，还是国家制度的形式，都可以制约经济行动主体的策略行为和权力。国家既可以影响选择正式还是非正式的组织来治理经济，也可以影响各种交换形式；既可以影响经济生活中资源和信息的生产和配置，又可以通过操纵产权约束经济行动主体的行为。
“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均重视国家建设中的路径依赖对市场建设结果的影响。”6组织制度学派认为，既存的政策领域以及它关于产权、治理结构和交换规则，对新市场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因为它们提供一种关于如何组织社会的文化模式。制度的最初结构和各个行动主体在其中权力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制度的惰性以及各国之间在同一制度上的差异。
综上，新制度主义不仅是经济社会学的主要流派，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80年代中后期美国社会学理论从宏观的“功能主义”向微观的“新经济”社会学转向的结果。
1“功能主义”在本文里是指一组概念的集合，包括三部分：一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二是“补充功能主义”由互动论、冲突论和交换论构成；三是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
2贾春增，2011，《外国社会学史》第三版第4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本文遵从贾春增在《外国社会学史》第204页论述的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观点。
4本文将embedded翻译为植根于。5斯威德伯格，2009，《经济社会学手册》第二版第2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6高柏，2008，《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