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景观内容丰富，包含了多个要素的集合，景观体系则是对要素之间的分析和概括。但目前研究多关注景观现状的类型分析，历史演变与成因较少涉及。从风景园林学角度出发，提出焦点、骨架、边界、基底和境域五大要素所组成的景观体系，选取保存较好的都江堰为研究对象，以时间脉络梳理其历史演变过程，并挖掘体系的内在成因。望古代的宝贵营城造景经验，能够为今人学习并借鉴。
关键词：风景园林；都江堰；景观体系；历史演变
文章编号：1000-6664(2018)06-0030-07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7-06-05
修回日期：2017-11-17
基金项目：北京林业大学青年教师科学研究中长期项目“城乡生态网络构建”(编号2015ZCQ-YL-02)、北京市共建项目“城乡生态环境北京实验室”和北京林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共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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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rbanlandscapecontainsabundantcontentsandincludesthecollectionofseveralelements,whilelandscapesystemistheanalysisandsummaryofalltheelements.However,thecurrentresearchfocusesonthetypeanalysisofpresentstatus,andhistoricalevolutionandcausesarelessinvolved.Thispaperstartsfromthepointoflandscapearchitecturestudy,putsforwardthelandscapesystemcomposedbythefiveelementsoffocus,framework,boundary,basisandrealm,andthenselectsDujiangyanastheresearchobjecttosortouttheprocessofhistoricalevolutionandminetheinnerformingfactors.Thepreciousancientexperienceisexpectedtobelearntandreferencedbythepresentpeople.
Keywords:landscapearchitecture;Dujiangyan;landscapesystem;historicalevolution
城市景观内容丰富，涵盖了多个学科背景，如城市规划学[1-3]、生态学[4-6]等。景观体系则是对内外全部要素的空间布局与结构关系的概括总结，是整体层面的系统性和综合性研究[7]。目前的关注点多落在现状分析、保护和规划上，而变迁过程与历史成因却涉及不多，这与我国大量经历千年沿革而确立的城市及景观不符。中国古代城市始终保持着与自然环境的共生，确立了特有的城市自然系统[8]。城市景观则在此之上动态前进，融合人工营造不断完善丰富。根据现有景观要素分析[9]，经归纳总结，本文主要分为焦点、骨架、边界、基底和境域五大类。焦点指的是各种构筑，如塔楼桥关等，虽然属于纯粹的人工要素，却强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骨架从不同层级支撑城市内外的空间关系，如山脉、水系；而边界可虚可实，一般根据时代变化存在，初期多以自然山川为主，随着城池建立，城垣、天际线形成新的类型；基底则是承载景观风貌的图底，面积较大、形式统一，如农田、民居；境域是蕴含了当地邑人精神思想的自然场所，饱含着纵情山水的隐喻，包括山林空间、各类寺观等公共空间。若以城墙为界限，按内外差异又可再次进行细分，由此提出了本文的城市景观体系。
当今众多城市面临着原有景观破坏严重、消失殆尽等严峻问题，地位不高、关注度不够的小城镇更难独善其身，被动的城镇化进程深刻改变了城市风貌。成都平原边缘的都江堰市即为一例，在经历“5·12”地震重建后，景观风貌表现同质化。而处于核心地带的古城与山、水、林、堰相互掩映，却依旧展现出魅力景致，目前已有少量研究[10-12]。但是，这些成果同样缺少历史变迁的关注，从研究到实践，历史脉络的不清晰和不了解，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今城市景观趋同的困局。因此，以上述框架为支撑，选取关注力度不够却自身特色明显的小城镇为代表，深入变迁过程、分析内在成因，时间范围设定为战国后期至清代结束。
1城市概况
都江堰市因水利工程闻名，原称灌县，经历了从乡村聚落到郡、县、州、军治所的变迁。本文研究的城市景观体系，即以明清“灌县古城”为线索展开。都江堰地处成都平原与川西高原的交接带上，境内地势从西北向东南降低，河道均属岷江水系，经水利工程分水后灌溉了平原腹地，山水形胜极佳，有“自晋徙都安为邑，治所历宋齐隋唐以迄于今，或为郡为县为州，沿革虽易，而形胜之势实西来第一门户”的描述。因位置特殊，这里很早便是东西往来的关键节点，承担着军事、贸易等功能，享“川西锁钥”之美誉。
图1战国时期景观体系发展示意2景观体系发展研究
受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共同作用，古代城市确定出大致位置后，景观开始萌芽。随着城市格局和意象逐步清晰，五大要素相继出现。在体系的不断完善中，景观视廊同步产生，有助于更好地观察和感知各阶段的体系内容。至封建社会末期，古人又归纳总结出“八景”，为现有研究提供了参考[13-14]。因此从城池变迁、体系形成到视廊确立和“八景”，它们在时间上保持连续一致，在空间上一脉相承。
2.1古城变迁
古城变迁大致分为3个阶段，即战国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和元明清时期。虽然位置及范围呈现阶段性变化，但保持了延续。
1)第一阶段为萌芽期。都江堰自古蜀起便为先民的主要活动区域，境内有距今4000余年的“芒城”遗址[15]。秦灭蜀后设蜀郡置湔氐道，诞生了最早的聚落雏形。后李冰建“湔堋”，此地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只能推测大概位置。汉代级别提升[16]，具体空间形态仍不可考。到两晋南北朝始置灌口镇，由于局势动荡，治所曾不断变化，共出现过3座城池[17]。但因灌口位置更加优越，又最终回到原点，并逐渐稳固成为历代郡县所在地。
2)第二阶段为成熟期。隋唐五代，边远地区摩擦频频，都江堰的军事意义陡增。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于汶上县旧址(今灌口街道)置镇静军建玉垒关，据地理条件推断，城池范围基本出现。两宋时期军事防御需求更加突显，城市形态有了更为清晰的描述。宋刘随时任判官，见“军无城堞，每伐巨木为栅，坏辄以他木易之，颇用民力”，因此动员全城百姓“环植杨柳数十万株，使相连属，以为限界，民得不困”①。宋代城垣范围极大，今白沙乡杨柳坪和古城内杨柳河都是当年“环植杨柳”留下的遗迹。
3)第三阶段为繁荣期。明初城池终于修建，据山临水。西北城垣依山势起伏，西门与玉垒关据守川西松茂古道，南临内江，东北城垣往外扩展，将三泊洞水纳入城中。明中期又以石加固并筑城楼4座：“砌石高丈六尺，周八里，计一千四百四十丈，城以石，自此始有门四翼以谯楼，东宣化门上为省耕楼，南导江门上为阅清楼，西宣威门上为怀远楼，北镇安门上为拱极楼。②”由于明清战乱，清康熙年间陆续培修，城池虽比前代稍小，但格局未变还确立4条主干道，范围及空间结构也最终确定。
2.2景观体系发展
2.2.1战国时期
秦建置可看作景观体系发展的起点。由于地理条件优越，人口很早便在玉垒山麓聚集，而水利工程完成后，堰工留守使得规模壮大。同期，建堰时传说李冰曾与江神斗，博弈处称斗犀台。此处可尽瞰宝瓶引水，与离堆互望，景色极佳，后来也逐渐演变为实际的览景胜地，围绕它的建设一直持续，可视为景观体系的中心。由于其他资料欠缺，此时以岷山、岷江的自然山川为外部骨架，斗犀台为外部焦点的景观体系初现萌芽(图1)。
2.2.2秦汉三国时期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重要性愈发被历代政权关注，汉灵帝时(156—189年)设“都水掾”负责渠首工程的管理，蜀汉时(221—263年)设堰官，官、民阶级建立，因此在城建上必定有所体现。又依据“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③的全国水平，聚落规模较前代应有所扩大。另外，《风俗通》载：“(李冰)径至神祠，劝神酒”，加上李冰石像的挖掘为实证[18]，推测此时应该已设祠祀李冰，即今伏龙观前身。而西南郊，青城山于秦代被封为国家祭祀的山川圣地之一，东汉时期张道陵又于此传播道教，推动了山林空间的营造，古城景观所辖范围极大扩展，于是，景观体系仍依托自然山川为外部骨架，但以李冰祠、斗犀台、衙署为代表的焦点开始建设，并于斗犀台0.5km内聚集。加之都江堰灌区的拓展，农业生产与成都平原区域同步，民居、农田形成内外基底，青城山为外部境域要素(图2)。
2.2.3两晋南北朝时期
李冰的影响力日益明显，为其设祠即最直观表现。益州刺史刘季将原祭祀古蜀王杜宇的“望帝祠”于齐建武时期(494—498年)迁至郫(今成都郫都区)，原址改为供奉李冰，名“崇徳庙”④，是继李冰祠后又一处关键场所。其位于玉垒山西麓，坐东朝西，背负青山，前临内江，距离堆约840m，斗犀台约660m，是祭祀李冰的理想之地，后来渠首鱼嘴迁至附近也是印证了选址之优。另外，还于金龟山始建文庙，距崇徳庙同样约为840m。崇徳庙、文庙相继确立，焦点要素继续丰富，0.5km圈层也再次扩充。同时，在道教的推动下，青城山迎来了建设高潮，升级为成都平原上重要的寻仙问道场所，境域要素加强(图3)。
2.2.4隋唐五代时期
虽然该时期在边界地区有所摩擦，但军事防御工程和整体区域环境的繁荣稳定，促进了景观体系快速发展。首先，贞观初年(627年)于地势险要的虎头岩上建“玉垒关”⑤，其扼据通往松潘、理县、汶川的“冉㟌山道”，位置形胜极佳：“玉垒峙雄关，山色平分江左右；金川流远派，水光清绕岸西东。”此处海拔约749m，比斗犀台高约7m，距崇徳庙仅450m，除军事作用外，也成为后来重要的览景胜地，有诗赞云“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⑥“玉垒浮云际，巍然第一关。东流千派水，西去完重山”⑦。同时，它的出现基本勾勒出城镇范围，加上渠首工程的后移，玉垒关又升级为俯瞰水利工程、崇德庙、李冰祠的关键节点。此外，唐开元四年(716年)兴建的灵岩寺又使得景观体系往北拓展。寺位于山腰，大致位于城北2.5km外，虽距城稍远，但胜在环境幽深。该阶段的景观体系在之前基础上有了较大进步，主要表现为关、庙、观、寺、亭等焦点要素的明显增多，其中部分规模还持续扩大，向境域要素转变(图4)。
2.2.5两宋时期
北宋元祐年间，刘随筑“杨柳城”，城市景观因绿树环绕别具特色，边界要素也由外部山川转变为以更具体的形式出现。水系方面，因南临内江，满足了城市供水、灌溉、航运等需求，西边、北边可凭山势护城，仅东边并无守可据，故从城南三洞口(今三泊洞)引水北上，绕城于东，与杨柳城垣共同强化了边界，该要素的变革是景观体系的扩充与进步。
除此之外，0.5km圈层内意象继续补充或新增。先是伏龙观下建园林“花洲”，《灌记初稿》载：“宝瓶口外，浪花如雪，银山倒卷者为花洲。洲之上，宋知永康军事虞刚简，尝筑堂游观”；魏了翁《永康军花洲记》云：“永康之城南曰花洲者，俗号果园……宾朋翕合，凭槛纵观，逝川腾辉，列巘献状，嘉卉输秀，古木樛翠，危雉突立，长桥卧空，奇云落霞，杲石霁月，随境变态，应接不暇”。因“银山倒卷”可推园内盛植李、梨等果树，江风吹拂、银花滚滚，是城区第一处纯粹的园林空间。文中还提到“长桥卧空”，点名了花洲附近有桥横卧，能够作为景色出现，应具备一定规模。据考证，城西1.0km岷江上靠近渠首工程处，有桥名“珠浦”，杜甫曾称其为“竹桥”⑧，北宋淳化元年(990年)大理评事梁楚重建，改称评事桥，是连接东西横跨岷江的要道。但因离堆山位置突出遮挡，于花洲内并不可观其状。而另据揭徯斯《蜀堰碑》云“江水又东为离堆，又东过凌云、步云二桥，又东至三泊洞，酾为二渠”，又见乾隆《灌县志》“步云桥，治前；凌云桥，治南一里”，可判断“长桥卧空”即凌云桥。古城临水而建，不可缺少桥梁以利交通，因其本身的特殊性，属于另一类焦点要素。此外，斗犀台继续营建，其上怀古亭改为浮云亭“辛未登城西门楼。自门少转登浮云亭，李繁清叔守郡时所作。取杜子美诗‘玉垒浮云变古今’之句”⑨。
图2秦汉时期景观体系发展示意
图3两晋南北朝时期景观体系发展示意
图4隋唐时期景观体系发展示意
图5两宋时期景观体系发展示意
图6古城随山势起伏，水、城、山拾级向上(引自徐文等，《古城遗韵》)于是，以斗犀台为中心，评事桥、凌云桥等焦点要素在0.5km范围内相继确立，花洲的出现丰富了城区境域要素，而伏龙观、崇德庙、文庙等规模逐步扩大，也从单纯的焦点向境域空间转化。五大要素内外层级全部形成，景观体系于两宋末期正式确立(图5)。
2.2.6元明清时期
元代，整个成都平原在战争的摧残后恢复缓慢，除了水利工程的修缮外，城市建设基本停滞。明代在之前基础上修建城垣，靠玉垒山麓的西段，依山就势，忽上忽下，别具特色，自成一景(图6)。另又向东扩张，之前作为东边护城河的三泊洞水被纳入城中，并于中段位置分作两渠从东北墙脚出城。岷江水也终于和城市完全融合，带动民居临水而建，城水关系较之前密切许多，有诗赞曰：“郫筒饮罢又鸣驺，忽扑征尘古灌州。多少人家环水次，高低雉堞倚山头。千年胜迹离堆在，五季繁华夕照收。独有青城高不极，烟霞晃朗豁双眸。⑩”
城池确立的同时，其余景观也得以完善。李冰祠改为伏龙观后，祭祀活动影响至全川，与花洲组成了重要的公共空间组团；崇徳庙因道教的影响改名为“二王庙”，规模继续扩大，结构装饰颇为精美；文庙于康熙、乾隆年间两度修缮，形成翠绿林茵、大气庄重的内部空间，三者从焦点转为境域要素，重要性继续维系。宋代珠浦桥于嘉庆年间改名为“安澜桥”，它距鱼嘴不远，横跨岷江水，与二王庙呼应，轻盈的索桥结构与连绵山脉形成强烈对比。城南凌云桥于光绪四年(1878年)重建，称“普济桥”“南桥”，于此桥上可观雪峰、离堆、城池，二桥保持传承延续。
此外，城内还兴建城隍庙、清真寺、魁星阁、水利署、岷江书院，于外置疏江亭、观澜亭、寿客亭、观凤楼、奎光塔、武庙等，一系列意象完善了内外景观体系。城隍庙处城内西玉屏山麓“栋宇巍峨，地势高而天鉴远；声灵赫濯，人心肃而神听和”，是集市场、庙会、朝拜等多种功能的新兴公共空间。而贸易往来不断融合少数民族，清真寺随之修筑。城北文笔山另建魁星阁、岷江书院，与文庙构成了文风盛地。城外，离堆左建观澜亭，丁工鱼嘴处建寿客亭。再往东有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建立的观凤楼，清末重建后颇擅形胜，雄踞城东扼要道，是进入古城前的焦点。城南还有一塔，始建于明，目的同魁星阁，均为培文风而立：“奎光塔者何，前明人以补地形之缺者也。”它与魁星阁一南一北，一外一内，遥相呼应。
随着城墙、城门和城楼的竖立，以及塔、楼的修建，城市景观从城外西、南方往东部拓展，平衡了四周布局，形成了以0.5km圈层为主、3.0km圈层为补充、15.0km圈层为扩张的古城景观体系。从战国至清末，关、亭、桥、塔4类人工构筑作为景观体系中的焦点，突破城墙于内外分布；城内街道、水系和外部山川则形成了骨架要素；边界要素从依赖自然山川发展为实际的城垣，在明代正式确立；民居依水修建，农业生产发达，民居建筑、田园村落构成了内外层级的基底要素；官署、文庙、伏龙观、二王庙、花洲等逐渐从焦点转为内部境域要素，灵岩山、青城山补充了外部的境域，景观体系最终确立(图7)。
2.3景观视廊变迁
景观要素在各时期有所不同，景观视廊也随之变化。战国时期，古城只见聚落雏形，以自然山川为基底，斗犀台出现后则主要朝向西、南方赏山川之美。秦汉时期，离堆之上始建李冰祠，斗犀台开始作为东南方视廊的端点。而青城山的营建，扩展了意象范围，约13.0km的距离满足了遥望古城的条件，增加了西南望向城镇的通道。两晋时期，崇德庙、文庙、衙署让登临玉垒能够观望聚落焦点。至隋唐，重要节点玉垒关始建，以崇德庙、玉垒关、斗犀台、伏龙观为主要意象的西北—东南视廊继续发展(图8-1)，而城北外部的灵岩寺则形成另一条南北向视廊。两宋时期，花洲让西南意象组团继续强化，评事桥、凌云桥则勾勒出2条东西通廊，一是北边的崇德庙、评事桥和鱼嘴线，二是南边的伏龙观、花洲和凌云桥线，南北纵横格局基本清晰。明清时期，西门楼的修筑补充了玉垒关、城隍庙、宣化门省耕楼这条东西向视线，也是贯穿城内外的主要通廊(图8-2)。城北魁星阁的竖立补充了灵岩寺、竹林寺的南北延伸，而奎光塔耸立，往北眺望山水城池，往南纵览田野流水，又与城内高点呼应。至清末最终形成4条廊道，其中又属西侧的南北视廊和北侧的东西视廊最为关键，其贯穿内外、延续古今。具体变迁过程见图9。
2.4灌阳十景
清代景观风貌确立后，古人有诗载，“青城描不尽，客赏意何穷。翠竹窝栖凤，寒潭卧伏龙。离堆岚锁峽，洞口石生风。晚渡江沙白，灵岩灯火红。竹林飞夜雨，圣塔响晨钟。老人村尚在，不见白头翁”“青城洞天、翠竹栖凤、寒潭伏龙、离堆锁峡、洞石生风、白沙晚渡、灵岩灯火、竹林夜雨、圣塔晓钟、老人胜地”，十景依次出现，除青城山、老人村和白沙渡距离较远之外，其余均在古城5km范围内。景色由近及远，由多变少，与都江堰古城景观体系的3级圈层结构相符，发展进程保持一致(图10)。
而“灌阳十景”更强调自然人文的融合，以及城池本身所依的自然形胜和观察者的感官体验，自然之境、人文之境、心灵之境，共同构成了古城景观的传世佳境。五大要素未被全部囊括，又反映出古代城市景观的提炼受到了当地人文、哲学思想的强烈影响，也是目前研究的主要区别。
图7明清时期景观体系发展示意
图8-1二王庙、玉垒关、斗犀台组成的南北视廊
图8-2于西门望玉垒关、安澜索桥3形成因素研究
古城景观体系从模糊，到清晰，再到完善，经历了漫长的沿革演变，5类要素、景观体系不断出现、调整和丰富，形成因素可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
3.1连绵山脉
古城半山半城，山麓可居、山腰可赏、山顶可瞰。同时，这里历来就是兵家所争、多民族汇聚之地，虽然治所曾不断变迁，但还是回到了最初位置，山脉在选址时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城市景观方面，玉垒、灵岩、青城三山距离不断增加，由此划定了古城的3级圈层。明代建立城垣时将玉垒山部分纳入，一是满足军事防御的需要，二是提供了很好的景观背景。从山脚的文庙，到山腰的城隍庙、魁星阁，近山头的西门、玉垒关，多个要素在立面上互为呼应，山城共[19]。城北外的灵岩山、更远处的岷山，群峰婉转，层峦叠嶂，春夏青如眉黛，秋冬白雪皑皑，山、城之美不可胜收。南边青城经历代营建，自然人文要素丰富，其海拔高、距城远，满足了民众对于“仙境”在空间和心灵上的标准。因此，在唐宋基本确定城池位置后，围绕山脉的景观体系迅速补充。
3.2内外水系
古城与水自是无法分割的一部分，城名由水而来，发展因水而兴。岷江从西北深山峡谷而来，流经城南，经梳理后分为四水，与山脉构成了重要的防御工事。另外，江水直通成都，水利之便也带动了航运的发展，推动古城活力的聚集。城市景观方面，内江分为四水后于东南北部包裹城市，加上西北山脉，不管是平面还是立面空间，城市都依托优越的山水格局镶嵌其中。同时，灌溉水网的发展带动了成都平原上的农业生产，唐宋后“沟洫夹道，流水潺潺”“菜甲豆肥，稻麦如云”等农业景观愈发突出，碧水环城，绕于东南，农田之属，阡陌纵横。而城内，内江水经三洞口(今三泊洞)引水后蜿蜒向北流去，过将军桥后又分叉为2支去往东边和北边，岷江化作碧水萦绕城中，不仅满足了居民日常用水，绿树临水而植、人家临水而栖，也强化了基底要素。
3.3商业贸易
“三脑九坪十八关，一锣一鼓到松潘”，短短14个字便将松茂古道所经地名串联起来，跟随董湘琴的《松游小调》而广为传播。都江堰作为松茂古道的起点，重要性不仅在于统治者可长驱直入而镇西夷的军事作用，而且在营城、贸易往来和文化融合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国摄影家伊莎贝拉·伯德于中国长江流域摄影考察并撰写《扬子江流域及以外地区》一书，其中如此描述灌县，“它是北方与藏族地区的贸易中心，在冬天最为热闹，多达500人的藏民牵着牦牛载城墙外扎营，用羊毛、毛皮、皮革、麝香、鹿角、大黄和其他许多其他药品交换茶叶、黄铜器、少量的丝绸和布”，并认为其是“中国地理位置最佳”的城市。借此优越条件，发达的物流中转带动了城市内外的发展，伊莎贝拉描述中的城外即指松茂古道的起点“西街”一带，此处商铺林立，不绝于斯，形成了著名的商业一条街[20]。明清时期，各类集市每日开展，繁荣的商业贸易丰富了古城的另一面，玉垒关、西关等意象又蕴含了更多内容。图9战国(9-1)、隋唐(9-2)、两宋(9-3)、明清(9-4)时期景观视廊变迁3.4多元文化
都江堰本身历史悠久，又是多民族的聚集之地，与成都平原区域特征相符，本土文化开源而融合，水文化、道教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便是影响最深刻的3个方面。水利工程的建设造福成都平原，但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古代，自然水系仍旧无法完全控制。当洪水来临，先人祈求江神显灵及早退去，干旱时又祈祷江神降雨普度众生，因此对水神和李冰的崇拜源远绵长，江渎祠、川主庙在四川境内比比皆是。都江堰古城面积不大，却先后修建了李冰祠(今伏龙观)、崇徳庙(今二王庙)2处著名的祭祀场所，还不时于伏龙观举行全川范围内的求雨大会[21]，可见水文化影响之甚。
道教文化同样重要。青城山自汉代成为发祥地后，经历持续建设成为道教名山，兴盛延续至今。其自然环境优越，符合“仙境”的一切基础条件，是最重要的外部境域要素。而道家思想、道教文化还反映在城市和建筑的选址、空间布局、艺术风格等方面，如水利工程的顺其自然、城池的因势而就，又如青城山的众多道观，古城内外的城隍庙、伏龙观、二王庙等。此外，随着道教的世俗化，更与民间文化相融，李冰神化、虚构李冰之子等故事，百姓信奉颇深。崇徳庙改为二王庙，伏、崇二祠的修建颇费功夫，均侧面反映出道教文化的影响。
另外，都江堰西北属于藏、羌、回民族区，通过贸易的推动，少数民族人口结构占据一定比重。例如，历来久居的回族同胞于古城南边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聚集区，目前仍有明末始建的清真寺留存，市场、商铺等配套设施随之建设，均直接影响了古城风貌。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赋予了古城的多样化特色。
图10“灌阳十景”分布4结语
清末，都江堰城最终确立了“镇夷关高踞虎头。第一程江山雄构，大江滚滚向东流。恶滩声，从此吼。灵岩在前，圣塔在后，伏龙在左，栖凤在右，二王宫阙望中浮。好林峦，蔚然深秀，看不尽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景观体系，并推动多条景观视廊和“灌阳十景”的形成，可以说是典型范例。而在其演变过程中，又受到了多方因素的驱动，在共同作用下逐渐完善。先人传承的营城和造景经验使我国的古代城市各具特色，变化万千，在如今城市景观愈发趋同的大背景下，更加值得今人去深入学习、挖掘和借鉴。愿通过本文的研究，为当今城市，特别是小城镇的景观发展及保护提供理论支撑，愿更深入地挖掘历史，唤醒人们对城市的认识和景观特色的理解，少一点被动和盲目跟风。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
注释：
①(元)脱脱等《宋史·列传第五十六·刘随传》。
②(清)彭洵《灌记初稿》。
③(西晋)陈寿《三国志·蜀志·后蜀传》。
④(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灌县乡土志》。
⑤(清)光绪十二年(1887年)《增修灌县志·卷二·关隘》。
⑥(唐)杜甫《登楼》。
⑦(清)缪延棋《登楼》。
⑧(唐)杜甫《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
⑨(南宋)范成大《吴船录》。
⑩(清)刘肇堂《灌县》。
11(清)孙天宁《重修城隍庙碑》。
12(清)周因培《重建灌县奎光塔碑》。
13(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灌县志·卷二·古迹》。
14(清)董湘琴《松游小调》。
参考文献：[1]董鉴泓，阮仪三.名城文化鉴赏与保护[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3：52-60.
[2]董雅文.城市景观生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5-29.
[3]田银生，谷凯，陶伟.城市形态研究与城市历史保护规划[J].城市规划，2010，34(4)：21-26.
[4]李秀珍，肖笃宁.城市的景观生态学探讨[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1995，(2)：26-30.
[5]李团胜，肖笃宁.沈阳市城市景观结构分析[J].地理科学，2002(6)：717-723.
[6]宋治清，王仰麟.城市景观及其格局的生态效应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04(2)：97-106.
[7]刘奇志，肖志中，胡跃平.城市景观体系规划探讨[J].城市规划，2000(5)：22-25.
[8]王向荣，WANGQian.生态系统服务[J].风景园林，2017(1)：4-5.
[9]张继刚.城市景观风貌的研究对象、体系结构与方法浅谈：兼谈城市风貌特色[J].规划师，2007(8)：14-18.
[10]徐文，王国平，马及时.古城遗韵[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2：25-317.
[11]邓盛杰.都江堰市城市建筑风貌特色研究与实践[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05：62-79.
[12]赵力元.灌县古城风景营造的历史经验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4：9-53.
[13]赵夏.我国的“八景”传统及其文化意义[J].规划师，2006(12)：89-91.
[14]何林福.论中国地方八景的起源、发展和旅游文化开发[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4(2)：56-60.
[15]卞再彬.芒城遗址与舞禹时代古蜀文化初探[C]//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第十二届学术研讨会会议文件，1999：6.
[16]任乃强.川大史学：任乃强卷[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327-376.
[17]应金华，樊丙庚.四川历史文化名城[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16-141.
[18]王文才.东汉李冰石像与都江堰“水则”[J].文物，1974(7)：29-32；112.
[19]李和平，肖竞.山地城市“城—山”营建关系的多维度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3(8)：40-46.
[20]何斌.都江堰史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26-27.
[21]灌县都江堰水利志组.灌县都江堰水利志[G].成都：灌县县志编辑部，1983：21-25.(编辑/李旻)
作者简介：
李恒
1991年生/男/四川成都人/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风景园林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与理论(北京100083)
王向荣
1963年生/男/甘肃兰州人/博士/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本刊副主编(北京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