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Luxy为例，这家号称旨在为百万富翁级人士提供高端服务的App为CEO、企业家、选美冠军、超模、名媛、运动员、医生、律师及类似精英牵线搭桥，目前其活跃用户中超过半数者年收入在50万美元以上。Sparkology仅接受“优质男”的用户申请，会员只能通过邀请或者受到推荐才能申请。Raya则声称提供“私人的、全球范围精英人士的连结服务”。
在美国，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单身人士聚集向城市的趋势多年来未有逆转且在近年来愈发显著。根据弗吉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相较于1990年的29%，2015年有超过50%的城市成年居民拥有大学学历，在诸如纽约、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中，该比例则更高。
而这样的聚类效应也正强化着另一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在觅偶时会倾向选择具有同等教育水平的人，也就是被学界称为“选型交配”（AssortativeMating）的现象。美国家庭研究协会的数据显示，在2015年，配偶双方均拥有本科或以上学历的夫妇占全美已婚人士的23.9%，而在1960年，这一比例仅为3.2%。
“选型交配”的动因何在？
诚然，在不少经典小说中——诸如简·奥斯汀的一系列作品——像伊丽莎白·贝纳特与达西先生这样的婚姻故事依然童话般地存在并流传着；但无疑，它们并不能撼动选型交配的现象成为社会主流。
为什么会出现选型交配的趋势？去年的《经济学人》杂志曾引用了一篇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三位学者（Pierre-AndréChiappori、BernardSalanié和YoramWeiss）的最新联合论文，作者论证了选型交配的现象确实是在增长。究其原因，他们分析道，在20世纪中期，家庭的主要关切点是围绕如何分配家务；尔后，包括洗衣机、冷冻食品等一系列工业化进步的力量帮助人们从无尽的家务时间中部分解脱出来，与此同时计算机的运用也增加了对熟练工的需求……作者指出，为后代的前途着想的父母渐由将更多精力集中在养育尽可能聪明的子女上，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可靠路径之一便是与一位智识俱佳的配偶结为夫妻。该论文通过建立一套经济学数据模型，纳入了以上这些偏好的变量、并和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对照测试，得出结论曰“1972年出生的美国人确实要比1943年出生的人更偏爱受过良好教育的伴侣”。
但依然，在不少人的潜意识中，“傻白甜”的女性受男性青睐的论调还是具有一定市场。对此，对英国社会圈层现象有多年研究的记者AlisonWolf以一系列事实予以了反驳。她指出，如果男性真的倾向于娶比自身智识差很多的女性为偶，那么他们完全可以这么做——但事实证明，他们没有。
“恰恰相反，你可以从英国牛津剑桥、美国常春藤大学的历史走向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们从单性别校园义无反顾地迈向录取女性、成为男女混校的进程正是源于男性学子们本身的推动。”Wolf指出。
就在20世纪60年代末，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大学校园内连一个女生都没有；而触发后来改革的动因在于校方发现，将此现象合理化的难度越来越高，同时，最优秀的男生申请者也有不少流向了那些男女混校的竞争对手。事实证明，阿尔法男性想要见面、约会甚至结婚的对象是和他们一样受到高质量教育的女性；阿尔法女性也同样如是。
再看看英国的政客们，更是能折射出又一些洞察。前首相约翰·梅杰——其执政年代距今并不太久远，不是吗？——他的夫人可能是最后一位“传统的唐宁街夫人”了：之后的英国第一家庭皆为夫妇同是硕士学历以上、从事自身独特事业的家庭，其中不乏从事律师、设计师、记者、高级公务员和公司董事的女性。
《经济学人》杂志认为，不止在美国和英国，在丹麦、德国和挪威等女性地位较高的文化地域中，选型交配的社会现象如今也呈现上升趋势。
社会阶层差距已在悄然撕开
回到本文最初提及的高阶婚恋服务App——近年来进军伦敦大本营的美国品牌中最为出名的或许要数League了。
这款2015年诞生于湾区的应用程序如今在全球拥有30万活跃用户和50万等待用户。仅在英国一地，截至2017年4月，会员构成中显示来自牛津、剑桥和伦敦经济学院三大顶尖学府的人士分别为10%、6%和5%，而且申请“通过率”可是说低得可怜（只有19%）。
League的创始人本身为女性，名叫AmandaBradford，毕业于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她在攻读斯坦佛大学MBA期间萌生了创业建立League的想法——因为她本人在当时刚结束一段关系，却未能在其尝试过的在线婚恋网站中寻到真命天子，于是只好自己来建一个更好的App……（就如同大部分的创业故事一样!）
不过像是要增添一个“大多数经济学家视野中看不见‘风花雪月’一面”的案例一样，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TylerCowen对于League这样高端婚恋匹配应用的存在更多的是持批判性。
他表示，这样的应用程序注定会加剧美国社会日益突出的收入不平等、乃至大城市与其它地区的贫富差距。“籍由她们的帮助，你有望找到与脑海中想要找的那位——例如，如今你可以遇见那位‘远在城那边’的大学教授，或者是和华盛顿的一名律师结婚，而再也不用你的姐夫帮忙介绍相亲对象，或者和与你一起工作的同事结成连理了，”他说。
而从社会学家角度而言，有着对上述观点支持性的论证。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学家RobertMare的研究指出，基于教育水平的联姻匹配与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走向是同步的——虽然从长时间的视角来看，它们也都经历了一条上下曲线：比方说在1870～1900这段被称为“GildedAge”（镀金年代）的时期，婚姻内的教育同型处于高水平，但在1950年代有下滑——当时也是社会收入平等度较高的年代——而在近几十年内又重新爬高。
收入不平等之外，代际流动性走低亦是另外一个和选型交配现象同步的社会趋势。当然，收入水平也好，婚姻匹配也好，家庭组建和育儿能力也好……很多因素本来即为相互交叉与影响。例如，在美国，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婚前产子的比率就较高；在童年时期处于社会收入水平最低五分位数的孩子据研究有42%的概率在成年后依然处于最低五分位数；收入水平最低五分位数的双亲相较于中产阶级父母而言，被划分为最弱父母的概率要高出18个百分点……
“如果说婚姻就似一场豪赌的话，选型交配影响到的则是另外一种赌运——投胎运，”布鲁金斯研究院的研究学者JoannaVenator指出，“选型交配或已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现实，但如果它也在加剧人生机遇的沟壑，那么我们就有理由作出更大努力来使竞争变得更加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