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二十年，转型中的中国在国际上成为特别受关注的对象，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前来旅行和生活。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他们的表达中变得丰富而具有争议性。当然，那些不乏真诚的见解和有益的观察视角，也为我们的旅行和对中国的认知提供了一个旁观理解。
本专题东游记中，我们专访了《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的作者何伟(PeterHessler)、中国方言网站“乡音苑”的创办者司圆直(SteveHansen)和柯祎蓝(KellenParker)、中国三家“老书虫”书店的创办人皮特·戈夫（PeterGoff）、外籍插画师杰森·皮姆（JasonPym），以及环球背包旅行者汤姆·卡特（TomCarter）等人。他们身份各异，见解也各自不同，也许他们在中国旅居时所关注的内容会让你对土生土长的中国有更全面的了解。
在18世纪，英国人戈德史密斯曾写作了一系列“中国书信”，他讲述了中国人李安济在英国参加一次贵族晚宴的故事。在宴会上，那个可怜的中国人惊诧地发现，这些英国贵族们居然自以为比他更懂得中国，而且一再告诫他作为中国人应该怎样穿着、怎样就座，甚至严苛到应该吃哪些东西。作为一个遥远而巧妙的回应，《纽约客》记者欧逸文(EvanOsnos)近些年也陆续写下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中国来信”，借以重新观测和点评中国。有趣的是，“外国人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这个曾被戈德史密斯用来充当讽刺的信条，历经两个多世纪之后，在今天的中国似乎已经部分地被当成了一种真实。与之呼应的则是出现了以何伟（PeterHessler）为代表的一大批置身中国的外媒记者、旅行作家和设计师队伍。
这些中国的旅居者和观察者，就像竖在国境线上的一面镜子，在今天的对照中既让我们惊叹又让我们警醒。正如柴静评价何伟时所说的那样：“一个美国人写出了我熟视无睹的中国。”以《寻路中国》和《江城》相继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并在国内出版为契机，何伟在中国近十年的行旅经历引起了国人巨大的关注和反响。与此相关，外国人身份似乎也被赋予了某种奇怪的说服力，老外在中国的旅行越来越受推崇，市场上一大批老外撰写的中国观察和行旅文章也迅速走火，尽管其中不乏粗陋之作。
放在一个旅行的视野中，他们对什么感兴趣、他们怎样旅行和观看，中国在他们眼中是怎样一个面貌，这其中究竟又存在着多少想象和误解？诸如此类的疑问，不应该单单成为一种好奇，还可能成为相互理解与发现的一面借鉴。正因如此，在当下重新来审视外国人在中国的行旅生活，并试图对这一群体进行一种诚意的廓清是有意义的。尽管，这本身也可能会构成误解的一部分，但我们相信它依然是进入理解必要的一步。
别叫我中国通
一见面，以色列人谢大刚就反复跟我强调他不是中国通。在他看来，反复被称赞的大山是中国通的一个典型。“其实，他的相声演得不比别人好，他的北京味儿也不比任何一个生在北京的人地道。那我想，大山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有外国人样子的北京人。谁最有效地丧失了自己家乡的味道而变成了有老外样子的中国人，就是中国通。我不指望成为这样的中国通。因为我不希望把我骨子里的一些特点丧失掉去演一个地道的中国人的戏。我们是从不同文化来的，没有必要谁为谁付出失去自我的代价。”
中国是个不断变化的、花样翻新的国度。歌德学院中国院长阿克曼曾经说过：“你来中国十天能写一篇小说，你来一年写一千个字已经很难，你来十年可能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感受在谢大刚身上几乎是重演的：“我记得第一次从中国回来就会说很多关于中国的话。当时似乎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中国人和中国这个国家都特别了解的人。说得特别生动，很有自信的，很明确的。后来又来了中国，又回国，然后又来了。每一次来中国都有一种刮目相看的感觉。每一次觉得终于明白了，可都会出现什么事情，重新把我自以为结实的理论搞乱了。因此我更深切地了解中国的复杂性，多面性，也更清楚地意识到我究竟是不会那么快就明白的。我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我就越不明确，越糊涂，越不愿意给我的以色列朋友讲得太多，因为我觉得我对这个地方的理解还停留在最表面的层次。”
“偶尔我听哪个朋友在以色列跟我说一些对中国的非常有趣又特别明确的一些看法。问他从哪来的消息，十有八九回答就是有一个朋友参加旅游团，在中国旅游了一个多星期说的。这些人往往是最明确的，就像我第一次回来时一样，说的话充满着自信和说服力。因此，听他们故事的人所产生的印象中的中国，跟你我所认识的中国完全是不一样的地方。它不是那么生活。它是神话里的一个国土。它的坏就坏到你根本无法想象的程度，它的好也不是一般的好，好得简直不可思议。它有各种各样的古怪的现象，特别有趣。我因此就觉得我们对很多陌生的地方和事情的看法往往是被这些半瓶醋们所说的一些话给搞乱的。我不愿意当谁的半瓶醋。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