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摄影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当时大不列颠在香港建立远东据点，同时亦带来摄影这门新玩意儿。19世纪80年代香港的照相馆十分兴盛，摄影师大多是外籍人士，由于当年的摄影光化技术极为复杂，难以操弄，故业余摄影爱好者并不普及。“香港摄影学会”成立于1937年，至今已近80年历史，影艺活动开展了组织性的推动；然而当时“香港摄影学会”是英式权贵阶级的小圈子活动，会务活动以英语为主，华人鲜能参与。
1949年大量人口从内陆迁移香港，当中不乏精英人士及富裕阶层，这样的人口流徙，让香港文化生活变得丰富多姿。当年滞港人士，不少是以香港作为暂居地，假以时日便会返回大陆老家，在精神文化上他们依恋着中国传统审美观念及创作定向，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并未直接动摇他们的审美思维（也许何藩是例外的一位）；非现实的审美情结干扰着他们影像中的视觉取向，传统的湖光山色花鸟鱼虫以寄托内心情怀，脱离现实的审美情结干扰影响着他们影像中的视觉取向，附庸风雅再下三档的是春光乍泄、荷花美人，被约定俗成为当年沙龙摄影的不二法门。
自50年代晚期，新的变化开始出现，其时一批年轻的摄影师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热情，以纯真朴实的影像话语，通过镜头诠释自身所处的境遇。
昨晚长风，这些摄影家留下一批诚恳的影像，成为港人今天存在的引索。通过这些图片，我们可以切身体会到当年香港繁华社会的另一面；符号化的大英帝国殖民主义建筑的屋檐下，辛勤而沉默的草根大众，绝不是“马照跑，舞照跳”（香港回归前有关一国两制的制定上，有关方面曾提出香港可以“马照跑、舞照跳”等谬误解读）的浮光世界。
去年大理国际摄影节所展出的“香港60年代的写实风格”展览，特别推选了当年较具代表性的六位摄影前辈，分别是邱良、颜震东、麦烽、刘冠腾、翟伟良及张焯，今天再次辑录其中作品以飨读者，让我们分享这一时代的影像盛宴。
此外，1960年代有代表性的摄影师前辈还有钟文略、蒙敏生及何藩等。钟文略年轻时投身于电影宣传画技师，工余参加工会摄影班学习摄影，60年代是钟文略摄影作品的成熟期，他以娴熟的摄影基础拍下处身的环境，背着部6×6相机徘徊于香港的大街小巷，镜头聚焦于这个城市的草根生活，纯朴的影像风格记录着低下阶层的生活点滴。
蒙敏生今天被定性为香港的红色摄影师，这当中有商榷的空间，他的视觉观点折射着60年代中国大陆激烈的政治运动的伸延：跳忠字舞、唱语录歌；蒙敏生的图像，让我们感受到文革期间香港传统左派的生活及文化形态。自晚清的积弱至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受尽种种折腾屈辱。新中国建立，召唤起广大群众对新时代的憧憬，爱国主义情绪在不少人心中翻腾起来，处身在英殖民政权下的香港，蒙敏生以最大耐力表达对新中国的支持，甚至义无反顾地把子女送返内地读书生活，这片爱国之情不难让人理解，但这样的“红色”与“左派”谈不上意识形态的深度，在图片当中我读不出宽阔的批判性思维，只能反映这个特定时代的爱国情怀中某种单向性而已。
行文至此，便收到何藩先生病逝的噩耗，终年84岁。特此深切哀悼！
土法即影即有快照——今天被称为阿富汗照相机，早年见于街头。木头相机内分别载有显影剂及定影液，拍摄时直接曝光于相纸上，结像成负像，再把负像照片翻转为正像，一切冲洗工序都在木头相机内完成。邱良摄何藩晚年定居美国，他是当年香港摄影圈内形式主义的先锋人物。何藩出身富裕家庭，自小接触摄影，1949年随家人留居香港。他大学时就读于新亚书院文学系，60年代中期全身投入电影创作，执导电影多次获奖。何藩的影像风格承接了固有的沙龙唯美手法，作品带有华丽色调和优雅品位。但何的创作方向并未止于风光画意，他把镜头摆放在城市主题之上，大量采用侧光、背光及漫射光等营造画面气氛，以几何抽象构成打造视觉经验，这也是何藩作品中独特之处。尽管主题上同是街头摄影，但他不着墨于影像中的实质内涵，而是追求画面上的美感层次，调子上离不开沙龙风尚的都市闲情、渔舟晚唱等诗情画意的唯美调调，这当然与他身处的文化背景有所关联，优裕阶层背景圈划了何藩本人审美维度的局限性。今天有个别人士把何藩吹嘘为东方的布列松，这多少有些穿凿附会！严格说，何的作品局限于窄小的审美格局，欠缺布列松终生所展露的“人类的境遇”与“大历史”的广阔视野。
年前何返港举办个人展览，大会安排了我及香港浸会大学李泳麒兄与何先生茶聚，那是个十分怡人的下午，我们谈的都是一些轻松事情，话题自然是环绕他的创作经验，席间谈及他从事摄影创作转至电影导演创作，何细述当年深受意大利新写实主义风格影响，故他的电影创作路向以文艺情欲为主轴，但片商及观众有兴趣的都是片中的“情欲”镜头，对文艺方面就不甚了了，坊间更冠以咸片（色情）导演之名。作为艺术家的何藩于此一生耿耿于怀，这是香港缺乏文化氛围，只重视商业效益的一面。
香港的60年代，是一个让我们感到陌生而又疏远的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格局重新洗牌，反殖民主义运动形成一股浪潮，民族独立运动此起彼落，印度、缅甸及马来西亚等地相继独立，英国人在亚洲的影响力已从此不再，能盘据在香港这个小岛上，多少抱有侥幸心理，并不打算长治久安。中国新政权自从1949年成立以后，国本未定，内部政治及经济政策多番失误，导致不少大陆沿岸居民避居香港。连番的人口暴增，积聚成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但普遍工人生活于贫困线下，劳工全无保障，童工问题严峻，不少失学的儿童流落街头。当年港英政府权力集中，管治手法拙劣，贪污腐败严重，百姓生活艰难。
要了解一个时代的审美维度及风格的形成，需掌握其历史发展线索，包括社会因素、文化构成、以及创作者的个人生活取向等，透过综合多元的背景资料，我们才能明白，这段时期所产生写实风格的成因及线索；创作动机源自于内在的感受及生活的体验，观乎这批摄影家所处的生活及文化背景，他们聚焦于拍摄社会民生的写实题材，若说是为求奖项（经济目的），又或是意识形态（政治立场）那就未免以偏概全，两点因素虽不排斥，但单以此立据则难以还原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
摄影从50年代富裕阶层的休闲玩意发展至60年代大众文化生活，印证着香港经济的转变；当年香港摄影活动甚为活跃，大小摄影会相继成立，后期更举办大型沙龙活动。邱良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