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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发现摄影

时间:2024-10-31 08:18:23

摄影在中国为普通大众所认知和接纳,不仅是技术与工具普及问题,也是审美观更新问题。晚清末年,民国即将开启的时代,照相馆在各大城市普及,但人像拍摄仍限于中上阶层以及殷实家庭,而走出室外的社会记录仍属罕见,这其中的拍摄者,又以外来的西方摄影师居多,然而随之发生的情况是摄影媒介功能的产生。一幅拍摄于1908年(或1909年)的照片,将国人在此一阶段的视觉兴趣的转移与审美观演变,作了象征性的表达。

照片拍摄的是汉口一个民众观看戏剧演出的场景,但照片中出现了两个焦点的对峙:摄影师将演员作为焦点,而观众是作为陪衬的前景;然而,观看演出的观众将照相机和摄影师作为焦点,这使得他们又成为这幅照片的主角。

高坦华丽的戏台,是众人视觉愉悦的中心所在,那里正在上演着曾经累世沿袭的连台好戏。照片视角穿过观众,正对戏台拍摄;此刻,两名男女演员的演出正在进行,台下聚集着千余名观众。正是剧情精彩的这一刻,情况却发生了变化:观看者密密麻麻、近大远小的一个个人头,发生了逆转—他们的面目和眼神,从原本是视觉兴趣中心的戏台上、引人入胜的剧情中抽离出来,反向回顾着另一个目标:正在阅读照片的观看者—自然,在当时的那一刻,这一视角的目标,就是架着的相机这一新奇之物以及正在拍摄照片的摄影师;并且极有可能,这名摄影师还是来自西方的异域来客—吸引照片中人们目光的,除了相机这一陌生物,更多的可能还是长相特别的摄影师和摄影行为这件事情。他们有的正脸观望,一副好奇的模样;有的侧脸探究,似乎期望从中觅得一线理解;有的脸带微笑,有的仰脸高眺,抱着满腔的好感和热情;也有人,充满了疑惧、困惑以及不解的忧虑,那是一种像对待所有未知之物而本能地加以设防的表情。而这种种复杂的眼神、表情和心理,也正是摄影术由室内照相馆走出,开始介入社会事务时,国人的基本态度。

从照片中戏台廊柱的匾额上可辨认的文字内容追寻考证,这是汉口的山陕会馆。它曾经是山西的豪绅们修建的,全国最大、最豪华的会馆。照片拍摄的正是山陕会馆的正殿戏台,台中央上方所挂一匾书有“鉴观”二字,戏台两侧有内外两副对联,内侧:“陈迹兴怀古今人岂云不相及,群情毕寄天下事当作如是观”。外侧:“唱一曲白雪阳春大江东去,看满眼流丹迭翠爽气西来”。中国传统戏剧集纳历史文化、民情乡俗、制度规约,并承担着道德教化的诸多功能,在这样的言辞和这一场景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戏剧和摄影,一个是延续了千余年的旧习俗,一个是一知半解或者毫无了解的新事物;它们在同一个时空里、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相遇,而摄影在事先并不能预知彼此相遇可能造成的对观众身心的分离—确切而言是摄影对戏剧的兴趣争夺。群体集中观看、共同见证并触手可及的动态情景,渐渐地陨落在需要“延时”观看、仅作小众独自欣赏,却可以无限量且不分地域、时间予以传播的“视觉定格”中;摄影的优势,开始赋予人以情感与心理上的接近以及前所未有的体验。照片将国人沿袭千余年的视觉愉悦习惯,迎向另一种完全迥异的,可以留存、转达和传播的新媒介。作为视觉化的艺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都适用于人的精神滋养,也各自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但很显然,诚如这幅照片所示,人们的眼神从动态的舞台转向对平面的静态图像的探究,这种喜新厌旧的趋势已经显而易见;而这一瞬间的定格以及内在种种的思想与情愫,也唯有在摄影术渐渐切入大众生活的20世纪初,才有如此生动、真实又有象征性的图像产生。

这幅照片的拍摄者尚未确定。法国驻华使馆的一名军官菲尔曼·特奥费尔·拉里贝(FirminThéophileLARIBE)曾在彼时的中国拍摄了大量的作品;在他归国后出版的一套共计400多张照片的清末影像集,其中照片分为宫苑、寺庙、习俗、雕塑等四册,内容涵盖了人物、服饰、戏剧、建筑、宗教佛像、石刻等等。摄影集中有部分拍摄自山陕会馆馆内庙宇和戏台建筑等十余幅照片,但均为人迹稀少的外景而独缺此作。虽然不能确定这幅照片的拍摄者就是菲尔曼·特奥费尔·拉里贝,但它的视角以及照片中国人的种种情状,更接近一位西方游历者的兴之所至;照片于这一瞬间定格的民众神态与表情,也更符合时人对一名西方人的观看。当然,照片更确切地反映了国人当年在视觉欣赏上的演变状态,也表达了摄影初涉公众生活领地时,对民众情感与心理以及精神世界极具诱惑力的一面。

山陕会馆的演出1908或1909年

责任编辑/阳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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