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幼童留学：中美教育交流的开端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丁龙：最早筹建美国汉学系的传奇华工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国留学。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因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容闳和他的西学东渐之路
1845年，在香港，一个名叫容闳（YungWing）的十七岁年轻人用英文写下《意想之纽约游》，幻想他来到新大陆的种种情景。虽然心生向往，但是在当时，这位还在教会学校读书的中国少年并不知道，自己真的将踏上那片土地，并会成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于广东香山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35年，父亲为把儿子培养成能与洋人打交道的买办，将七岁的容闳送到澳门一家由普鲁士人郭士立夫人（Mrs.Gutzlaff）办的学校念书。1841年，容闳转入由布朗牧师（S.R.Brown）在香港举办的马礼逊学校，和另外五人一起成为开校创始班的学员。
1846年冬，布朗牧师因身体原因返回美国。他在离开前向学生宣布他愿携三五旧徒一同到新大陆，使其接受“完全之教育”。1847年，容闳跟随着布朗牧师，和同学黄宽、黄胜一同前往美国。
初到美国的容闳等人来到麻省的孟松学校（MonsonAcademy）。该校当时是美国最著名的大学预备学校。容闳在那里学习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和哲学等课，苦读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文学。从耶鲁毕业后，容闳就定下了推动中国青年赴美留学的计划。然而，他的设想从形成到真正实施，足足经历了十六年的波折。（左图）
赴美留学幼童恰好被送到了当时工业革命的最前沿，他们后来成为中国矿业、铁路业、电报业的先驱。詹天佑就是其中一位。图为1909年9月，京张铁路（北京至河北张家口）修成时，詹天佑（车前右三）与同事们合影。（右图）1850年，容闳来到纽黑文的耶鲁大学，并通过了录取考试。耶鲁的功课对容闳来说并不轻松。第一年，他往往读书到深夜，“体魄日就羸弱”，以至于不得不休学一周。第二年，微积分成了最头痛的课程，考试常不及格。好在容闳的英文论说十分优秀，在第二、第三学期连获首奖。在校时，容闳是划船俱乐部第一分队的成员，也是橄榄球队的队员。那时，每当比赛，他们的拉拉队就会唱起自编的歌曲，那歌曲巧妙地利用了容闳的英文名字YungWing：“我们一定赢（Win）!因为我们有闳（Wing）!”
1854年，容闳于耶鲁大学顺利毕业。在当届的九十八名毕业生中，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备受瞩目。从耶鲁毕业后，容闳就定下了推动中国青年赴美留学的计划。然而，他的设想从形成到真正实施，足足经历了十六年的波折。
1854年，容闳归国。迎接他的，却是一个战乱丛生的国家。他明白，派遣留学生的“大计划”必须“依一定之方针，循序而进”。
时机在1870年因一场危机而到来。这年春天，天津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天津教案”。曾国藩和丁日昌等被朝廷紧急派往天津，处理危机。容闳也被招到天津，为丁日昌当翻译。当“天津教案”即将处理完毕时，容闳请丁日昌向曾国藩进言，重提留学教育计划。曾国藩三年前就曾听丁日昌提起过这一计划，而“天津教案”使得“外交”和“自强”这两件大事变得更加重要和紧迫。
1871年9月9日，朝廷批准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和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联名会奏：访选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三十名，四年共一百二十名，分批搭船赴洋，在外国留学，十五年后，按年分批回国。“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至此，历经十六年的奔走之后，容闳的留学计划终于获得了朝廷的重视。
容闳凭着自己的赤诚之心，用全部心血，将古老的中国与大洋彼岸的美国联系在一起。这份由他鼎力促成的两国间的情谊，为历史所铭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解决与洋人“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的问题，总理衙门奏请从八旗子弟中培养外语人才。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大清幼童留学：中美教育交流的开端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解决与洋人“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的问题，总理衙门奏请从八旗子弟中培养外语人才。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随后，上海、广州、福州等地都建立了同文馆。
1867年，不同于传统科举教育的新式学堂设立。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在洋教习的指导下，不但学习外语，还学习几何、微积分、物理学、机械学、平面和球面三角、地理、天文、航海。学校分为两堂，前学堂学制造，以法文授课；后学堂学驾驶，以英文教学。
与此同时，即将任满归国的美国公使蒲安臣受清政府邀请，代表中国出使欧美各国。这个美国人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在1868年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正是这个条约的第七条，为清政府日后派遣幼童留学美国，奠定了基础。
中外教育交流势在必行。1870年的“天津教案”，加之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联名会奏，派遣幼童留学美国的计划最终得以实施。1872年9月15日，留美幼童初到美国，《纽约时报》对此进行了简短的报道：
“昨天到达的三十位中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都是优秀的有才智的淑女和绅士（实际上留美幼童中没有女性，不过当时的清朝人都梳着辫子，估计美国人一时也分不清男女），并且外表比从前到访美国的同胞更加整洁。三位满清官吏阶层的监护人和他们同行。中国政府拨出100万美元作为他们的教育经费。中国政府计划每年选派三十名学生前往这个国家。”
4年里，共有120名幼童跨越太平洋，赴美学习西方文化。然而，由于留美的幼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越来越开放，这引起了国内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李鸿章的极力支持也无法力挽狂澜。1881年，原定十五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
1881年7月15日，《纽约时报》对此进行报道：“有迹象表明，大有前途的中国留美教育计划项目很快就要终止……如果对这个项目的放弃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将非常遗憾……这些从中国优秀家庭挑选出来的孩子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处处受到人们的喜爱。”
这批留美幼童后来大多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其中包括：中国铁路的开拓者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晚清外务大臣梁敦彦、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的总办钟文耀、中国驻美国旧金山副总领事欧阳庚、驻英国公使刘玉麟、驻德国公使梁诚，以及海军元帅蔡廷干、清政府外务尚书蔡绍基等等。
中国留美幼童改写了历史。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书写了中美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篇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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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68年,蒲安臣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正是这个条约的第七条，为清政府日后派遣幼童留学美国，奠定了基础。1870年的“天津教案”，加之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联名会奏，派遣幼童留学美国的计划最终得以实施（图2、图3）。司徒雷登创办的燕京大学，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所人才辈出的名校。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1916年，北京出现了一所东拼西凑的“北京大学”。这所大学由三所分属不同教会的大学（汇文书院、通州华北协和书院、华北协和女子书院）与协和神学院合并而成。
学校成立后，为了平衡三所学校的利益，理事们和几位基督教会领导人决定找一个局外人来担任新学校的校长，于是他们找来了司徒雷登：1918年12月10日，司徒雷登收到“北京大学”的正式聘书。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于浙江杭州。司徒雷登最先学会的是杭州话，四岁后才开始跟母亲学习英语。十余岁时，他回到美国接受教育，1904年，他又以传教士的身份被派往中国。独特的成长经历，让他对中西文化都有着深厚感情。
1919年1月31日，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司徒雷登赴北京上任。然而迎接司徒雷登的，却是一幅让任何人都瞬间灰心的场景：原先大学的校舍在“庚子事变”中被义和团夷为平地。为了重建校园，校方在崇文门内的盔甲厂购置了十所院落。但这院落破败不堪、尘土没胫，门前还有一条臭水沟。
司徒雷登在北京城内四处奔走，希望购买一块不错的地皮。对比了几处之后，他最终以六万大洋的价格买下了圆明园南边的睿王园，并在几年后买下了附近的蔚秀园等数个园子，使学校面积骤然扩大。1919年5月19日，这所学校被命名为燕京大学。
在司徒雷登的经营之下，这所学校日趋完善。司徒雷登聘请著名设计师亨利·墨菲，对校园进行设计。整座园子采用中国古典园林的风格：红墙绿瓦，雕梁画栋，檐牙高啄。在未名湖放水、湖心岛修建好，以及西校门完工之后，整个园子呈现一派典雅氛围。
就教育本身而言，司徒雷登强调中西兼顾。他认为，学生学习西方文明，并不意味着全盘西化，而是要成为世界主义者。在基督教思想影响下，他希望燕京大学“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
院系设置上，司徒雷登最重视的三个系是新闻、社会学和国文。1923年，燕大开设新闻课程。六年后，燕大与密苏里大学建立了“合作基金委员会”，正式设立了亚洲高校中的第一个新闻系。新闻系聘请了一批著名的中外报人任教，包括《大公报》的张季鸾、路透社北京分社的孙瑞芹以及《纽约太阳报》的驻京记者埃德加·斯诺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新闻社派往世界各国的记者差不多都是燕大新闻系的毕业生。
社会学系成立于1922年，主要由普林斯顿大学驻华同学会在北平服务委员会资助，分为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个分科。社会学系最初目的是为美国在华设立的社会团体和福利设施培养专业人才，但后来的办学方向却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中国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李安宅、费孝通等人都出身于燕大。
燕大最初只有两名国文教师，但在国文系的鼎盛时期，文史教师占到了全校教师人数的五分之一。许多著名学者都在国文系开过课，如吴雷川的“大一国文”、钱玄同的“音韵学”、周作人的“散文选读”、郭绍虞的“文学批评史”、顾随的“词曲”等等。后来燕大的毕业生也加入了本校教师队伍，如冰心等。
司徒雷登非常重视与美国学校的学术交流。1928年春，在他的努力下，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这一成功合作使得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在司徒雷登的领导和管理下，燕京大学不断完善、精进，最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所人才辈出的名校。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历史学家林孟熹曾这样评价司徒雷登：“整个二十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司徒雷登先生希望燕京大学“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是享誉世界的西方汉学研究重镇，它的建立源自一百多年前一个普通在美华工的梦想。丁龙：最早筹建美国汉学系的传奇华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享誉世界的西方汉学研究重镇，在传播与研究中国文化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而如果没有1901年设立并传承至今的“丁龙讲座”，也许很少有人知晓这个全美建立最早的汉学研究机构，源自一百多年前一个普通在美华工的梦想。
十九世纪末，当来自中国广东的丁龙踏上美利坚土地时，等待他的不仅是长年辛苦的劳工生活、异国的文化挑战，还有当时美国社会盛行的对华人的歧视。即便如此，这个没有受过多少良好教育的普通中国人仍然勤恳而忠实地工作，省吃俭用并且终身未婚，最终向哥伦比亚大学捐出全部积蓄，恳请设立一个汉学系以传播中华文化。
1901年6月28日丁龙在给哥大校长的信中这样写道：“谨奉上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中国学研究基金的捐款。”署名是“一个中国人”。丁龙想在享有盛誉的哥大设立一个汉学研究阵地，让美国人有机会了解他的祖国。那是一个当时被西方世界忽视甚至误读的东方大国，他不希望美国人从戴着有色眼镜的报刊杂志中认识自己的同胞。
后人往往用“传奇”一词描述丁龙的义举。据说，丁龙的事迹甚至震撼了当时的清政府，后者因此特别向哥大捐赠了数千册中文图书，由此奠定了哥大东亚系图书馆藏的基础。但研究者今天翻开关于这位传奇华工的零星记载材料时，又会觉得他的决定是如此自然而真切。位卑未敢忘忧国，那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对祖国的深沉情感。
正是这份深沉的情感打动了他的雇主、一手建立奥克兰市的卡本迪将军。为了帮助丁龙实现梦想，将军陆续捐款近五十万美元，并多次与自己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斡旋，最终使得普通华工高贵的梦想被现实照亮。卡本迪在给哥大校长的信中阐述他对丁龙的了解，以打消当时校方对“以一个普通华工命名著名大学的一个系”的疑虑。他写道：“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在我有幸所遇之出身寒微却生性高贵具天生的绅士性格的人中，他就是一个。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慎小心，克勤克俭。”
事实上，在点滴日常交往中，骄傲并且脾气暴躁的将军早已从他谦卑的仆人身上看到了那些高贵的品质。在卡本迪将军看来，即使在异乡生活风雨飘摇，丁龙是一个中国故事的虔诚讲述者。不仅用语言，更付诸行动。主仆间一个流传至今的故事是：将军有一次为一些烦琐的小事赶走了丁龙。但次日清晨，丁龙一如既往给他准备了早餐。将军深感愧悔，被这份罕见的忠诚感动。通过丁龙的讲述，将军第一次知道在世界的东方，两千多年前有个教育家孔子，教导中国人做人讲求忠诚与包容。
这段跨越主仆身份、文化背景和立场差异的深厚交往，也许是那个时代关于中国文化的最朴实也最出色的阐释。如今，通过“丁龙汉学讲座”，百年前丁龙弘扬中华文化的心愿在当代得以继续传承。讲座所聘教授均为世界汉学泰斗，堪称美国汉学研究机构的范本。于是，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名字命名、代表学界最高水平的汉学讲座不仅仅展示了中西学术上的交流，更拥有深厚而绵长的精神渊源。
1901年6月28日丁龙在给哥大校长的信中这样写道：“谨奉上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中国学研究基金的捐款。”署名是“一个中国人”。丁龙想在享有盛誉的哥大设立一个汉学研究阵地，让美国人有机会了解他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