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公元前4世纪，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王国（theGreco-BactrianKingdom）建立，这座城市位于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Kunduz），与撒马尔罕古城相邻，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巴克特里亚都是中亚地区希腊化的焦点。
亚历山大大帝正在阅览撒马尔罕信使带来的消息。
最早记载撒马尔罕城的贝希斯登铭文。在铭文第一栏的第12至20行，波斯王大流士说：“波斯……花剌子模、巴克特里亚、索格底（Sughdo）……总共23个地区归我所有……”其中索格底所指地区就是撒马尔罕，汉译粟特。
撒马尔罕城的缘起
最古老的撒马尔罕城是何时出现的，它叫什么名字呢？对此，撒马尔罕城并没有留下任何有关其起源的传说故事，它留名史册的第一页就是耻辱——最早记录撒马尔罕城的是波斯人。
1835年，英国人罗林森（1810年～1895年）在从哈马丹到巴比伦的古商道旁的克尔曼沙城东30公里的一个村子（今伊朗境内），发现了一块高8.6米、宽15米有余、刻在离地面大约150米高的、难以攀登的山崖上的石刻。石刻由铭文和浮雕组成，铭文约有1200行字，用三种楔形文字（古波斯文、巴比伦文、埃兰文）刻写——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贝希斯登铭文。罗林森将铭文制成拓本带回家，经过12年的苦心钻研，1847年，他释读了铭文中的古波斯文，向世人揭示了波斯帝国血雨腥风的一幕。
波斯帝国是公元前6世纪末在伊朗高原上形成的大国。据记载，波斯国王居鲁士二世（公元前549年～前529年在位）在公元前545年至公元前539年间发动了对中亚的战争，迫使中亚居民向帝国纳税。在波斯国王大流士统治时期（公元前522年～前486年），帝国发生了高墨达政变，政变期间，波斯帝国的臣属各地起来反叛。贝希斯登铭文颂扬了大流士一世镇压高墨达和平息各地反叛的伟大壮举。
在贝希斯登铭文第一栏第12至20行，大流士王说：“波斯，依兰（胡齐斯坦）、巴比伦、亚述、阿拉比亚、埃及、沿海诸地、萨狄斯（吕底亚）、爱奥尼亚、米底、亚美尼亚、卡帕多细亚、帕提亚、德兰吉安那（锡斯坦）、阿里亚（赫拉特）、花剌子模、巴克特里亚、索格底（Sughdo）、犍陀罗、塞卡（西徐亚）、撒塔巨提亚、阿拉霍西亚、马卡（马克兰），总共23个地区归我所有，靠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成了他们的国王。他们向我交纳贡税。凡我给他们的一切命令，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们都遵行不误。”
在上述地名中，索格底（Sughdo）所指地区就是撒马尔罕，汉语译为粟特、粟忒。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一书中沿用此名，将泽拉夫善河流域这一城市所在地写作Soghdo，以后的古希腊、古罗马学者称它为Sogdiana，因此，汉语“粟特”又译为索格底亚那。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期间，索格底亚那、花剌子模、帕提亚和阿列欧伊四个地区被划归波斯帝国的第16区，该区居民每年向波斯帝国缴纳的贡税是300塔兰特银币。
事实上，建立波斯帝国的波斯人与索格底亚那的粟特人本是同根，大约公元前10世纪以前，他们共同生活在欧亚草原上，靠饲养牲畜为生，说着彼此都熟悉的东伊朗语。公元前10世纪，他们一起从欧亚北部草原南下，分别来到伊朗高原、咸海西南岸、泽拉夫善河流域和阿姆河上游。来到伊朗高原的畜牧者后来建立了米底、波斯两个王朝；而来到咸海西南岸、泽拉夫善河流域以及阿姆河上游的畜牧者分别以花剌子模人、粟特人和巴克特里亚人的身份被记录下来。可见，在草原畜牧或游牧时期，波斯人与粟特人本是同根同族的自家人。
在波斯国王居鲁士二世的中亚战争中，粟特城没有遭到破坏，居鲁士二世攻下巴克特里亚之后，粟特人就投降了。以后，居鲁士二世在泽拉夫善河流域建筑了一些带有城堡的边境据点，古代作家称之为城市，居鲁士城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将波斯帝国时期的粟特（或索格底亚那）说成是撒马尔罕最好的城市还是有些勉强的，从后来古希腊人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粟特指一个范围较大的地区。考古发现，在波斯人来到之前，粟特地区并非只有粟特一座孤城，在它附近还有苏对沙那城，在古希腊史书中，苏对沙那城的居民也被称为粟特人。
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把粟特地区的撒马尔罕城称为玛拉干达。玛拉干达城有围墙、城堡、宫殿，这在古代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标准的城市了。亚历山大东侵之时，玛拉干达是粟特地区的政权中心，即皇城。居鲁士大帝，波斯帝国创建者。波斯人与粟特人本是同根，约公元前10世纪以前，共同生活在欧亚草原上；公元前10世纪，一起从欧亚北部草原南下，其中来到伊朗高原的畜牧者建立了米底、波斯两个王朝；来到咸海西南岸、泽拉夫善河流域以及阿姆河上游的畜牧者分别以花剌子模人、粟特人和巴克特里亚人的身份被记录下来。公元前530年，居鲁士大帝进攻中亚，被马萨革泰皇后托米丽司杀死，将其头颅浸在盛血的革囊里。居鲁士大帝的遭遇与亚历山大大帝形成鲜明对比。屈辱与反抗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大帝向波斯人宣战：“你们的前辈入侵马其顿和希腊的其他地方，无故加害于我们。我被任命为希腊人的统帅，要进军亚洲报仇雪恨，因为你们是头等大敌。”三年间（公元前334年～前331年），亚历山大通过格拉尼卡斯、伊萨斯和高加米拉三大战役消灭了波斯帝国。怀抱建立大帝国的理想，亚历山大继续向东进军，于公元前329年初进攻阿姆河南岸的巴克特里亚。粟特城太守斯皮塔米尼斯赶来支援，但巴克特里亚最终陷落，希腊军队北上渡过阿姆河进入河中地区。公元前329年，粟特地区的政权中心玛拉干达城被希腊人攻占。
玛拉干达城被攻占之时，居民退入一些易守难攻的岩寨坚持抵抗，它们是奥克夏特、西济密特、阿利马札和何尔门岩寨，其中，奥克夏特岩寨最为著名，被称为“索格底亚那之磐石”。亚历山大实施了拉拢地方贵族等外交措施，使粟特贵族对希腊人的态度发生转变，公元前328年，奥克夏特岩寨投降，亚历山大迎娶该寨寨主奥克夏特之女罗克珊为妻。奥克夏特促成了其他岩寨统治者的投降。公元前327年，所有岩寨都投降了，亚历山大完成了对索格底亚那的征服。
粟特城太守斯皮塔米尼斯之女阿帕玛嫁给了亚历山大手下大将塞琉古·尼卡托，这一联姻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们的儿子就是在西亚和中亚实施统治的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一世。
建筑文化与新曙光
有学者认为，亚历山大的到来，不仅标志着埃及城市的新希望，也标志着世界城市的新希望。确实，亚历山大下令在中亚修复和兴建城市。亚历山大在占领粟特地区之后，曾经在粟特地区新建了一些城市，并组织希腊移民迁移到这些城市。由此，“千城之地”一名流传到了西方。
粟特地区城市建设在希腊人统治的一两百年间（公元前4～前2世纪）得到迅速发展。在安条克统治时期，玛拉干达城居住区得到了扩展，成为粟特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建筑了带有通道的防护墙。据公元1世纪时期的罗马历史学家昆图斯说，玛拉干达城外城周长70斯泰迪阿（约合13公里）。大约在公元4世纪，撒马尔罕的古城墙内又建造了一道城墙，即所谓的第二城墙，围起来的面积为66公顷。据说，当时并没有足够的人力防御长达6公里的古城墙。城内居民的住宅是分开修建的。房屋由夯实的黏土（黄土）或泥砖建成，屋顶是用泥砖或用木头做成的拱形圆顶，在上面抹一层黏土。亚历山大迎娶罗克珊（Roxane，公元前340年～310年）。罗克珊是亚历山大战场上的敌人、索格底贵族的女儿。在对中亚的征服过程中，除军事征服外，亚历山大大帝还实施了拉拢地区贵族等措施，使粟特贵族站在希腊人一边，最终实现了对索格底亚那的征服。希腊王朝的统治者使撒马尔罕城的文化面貌发生了变化。在玛拉干达城遗址上发现了希腊形制的陶器，最常见的是白色高脚容器，以及一些表现希腊文化元素的艺术品，如赫拉克斯、美杜莎的陶塑和浮雕。这些物品虽然不多，但却是粟特人受到西方宗教和文化影响的物证。
被亚历山大征服之后不久，粟特人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文字。粟特人使用的文字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粟特文或窣利文，是以阿拉米字母为基础创造的。与粟特几乎同时拥有文字的是花剌子模人，他们最初也是用阿拉米字母书写花剌子模文，这些文字是写在羊皮或木板上，刻在钱币上，但至今尚未被解读。粟特文和花剌子模文创立的时间虽然被确定在公元前3世纪，但成熟文字的出现往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粟特文和花剌子模文出现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撒马尔罕大使厅（HallofAmbassadors）西墙壁画，描绘的是在波斯历新年（Nawruz）节日里，各国使臣在突厥武士、吐谷浑人、新罗人陪同下，庆祝粟特国王拂呼缦接受唐高宗册封的场面。公元658年，拂呼缦倾国投靠大唐帝国，唐朝把粟特九姓国称为唐的臣属藩国，总称“康居都督府”，这一史实在此后唐玄宗手书的《阙特勤碑》上也有提到。
公元前2世纪，希腊人的统治被推翻，希腊文化的影响力在中亚也逐渐消失，然而，在此后的800年中，撒马尔罕城并未获得新生。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撒马尔罕城先后成了康居行国、贵霜帝国、哒汗国和波斯萨珊帝国的属地。
公元前2世纪，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和锡尔河中、下游一带游牧的“目深而鼻高”的康居人崛起，最晚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他们建立了以部落名命名的游牧国家（行国），都城卑阗城在今天的塔拉斯河畔。公元元年前后，康居国达到极盛，其疆域东起锡尔河以北，西至阿姆河以西的广大地区，河中地区和花剌子模绿洲都是它的属地。张骞在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来到大宛国，大宛国派向导和翻译将他送到康居。据《汉书》载，康居有五个附属小国，有学者认为五属国中的苏薤国的都城苏薤就是今天撒马尔罕城的所在地。苏薤国和苏薤城在史书中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
公元前2世纪末，汉代河西走廊一带游牧的月氏人被匈奴驱赶，西迁到粟特地区，推翻希腊人建立的国家后，月氏五部（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的首领瓜分了土地。公元1世纪末，贵霜部酋长丘就却消灭其他四部，一统天下，建立了贵霜帝国，并在强盛时期将康居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当然，撒马尔罕城也成了贵霜帝国的属地。以后，贵霜帝国的统治中心南移，放松了对北部属国和属地的控制，粟特地区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出土的钱币反映出撒马尔罕城与贵霜帝国的经济交往是密切的。公元1世纪或2世纪，撒马尔罕城开始发行银币，银币的正面为国王头像，反面则为射手。最初，银币上的铭文兼有粟特文和希腊文，后来，希腊文逐渐消失，最终完全被粟特文取代。据考古发掘，这一时期粟特银币的重量呈减轻趋势，由4克减至1克，这说明一方面银币已经成为当时流通的主要媒介，需求数量大以至于供不应求，另一方面是粟特地区贸易发展迅速，制造银币的银的开采量赶不上实际需求。
正是在此时期，粟特人在东西方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在今甘肃敦煌发现了一批年代在公元4世纪左右的粟特语信件。其中一封提到，来自撒马尔罕城的100名自由人居住在敦煌。据学者W.B.亨宁推算，生活在敦煌的粟特人（包括家属及家奴）总数当有1000人之多。这些信件反映了移居中国境内的粟特人与故乡撒马尔罕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一些信件还透露了当时部分商品的供求价格的信息。
公元3世纪，贵霜帝国衰落。撒马尔罕城先后处于哒汗国和波斯萨珊帝国的统治之下。大约在公元4世纪，撒马尔罕城建筑完备，有城墙包围，城墙内有带花园的宫殿、长官的府邸，也有监狱。公元5世纪，撒马尔罕城出现分开建筑的居民住房，公元6至7世纪，整个城市的每一个区域都是建筑在完整的地坪上，并且出现了两层楼的房子。
公元6世纪，撒马尔罕城的发展从面向西方转向东方，与唐代中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6世纪以后，中国史书以不同的译名对撒马尔罕城有了记载：《魏书》名其为悉万斤；《唐书》名其为萨末革建、飒秣建；宋代名其为寻思干；《元史》名其为薛迷思坚；《明史》名其为撒马儿罕。
巴克特里亚遗址发现的原始遗存，具有非常明显的希腊、波斯风格。
唐朝时期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和音乐家，其中粟特艺人经常在唐朝的宫廷里演出。
英勇的鲁斯塔姆，片治肯特遗址壁画。波斯史诗《列王纪》中对其有更完整的描述。法国学者葛乐耐研究指出，粟特本土的壁画中，粟特人的自我形象是贵族武士形象，但在中国北朝的粟特墓葬中，却表现出他们穿越丝路的艰辛。这可能与粟特本土从萨尔马提亚人霸权时代继承的重视战时武士和贵族的价值观念有关。康国献金桃
公元6世纪，粟特人以撒马尔罕城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中国史书称其为“康国”。
康国形成的确切年代众说纷纭，但公元7世纪的康国是东西方闻名的强国却是不争的事实。途经撒马尔罕的中国高僧玄奘曾记载，康国号称“千城之国”，大小城池星罗棋布，有大城三十，小堡三百。有关撒马尔罕城的布局还不清楚，不过，在撒马尔罕城以东大约60公里的米国都城钵息德如今已经完整地重现天日了（地址在今塔吉克斯坦品治肯特市附近）——米国在6世纪末至7世纪初尚未建国，康国国王派其支庶作为城主统治米国。
关于康国的起源，《隋书》记载：“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旧唐书》也有一段与此相同的记载，不过，事隔300年之后的刘不知为什么将魏征所说的“被匈奴所破”改为“为突厥所破”。其实，与月氏人一起活跃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应该是匈奴人，而不是突厥人。西迁河中地区以后的昭武九姓臣属于游牧大国康居。康居灭亡以后，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绿洲城邦国家——康国兴起。
据玄奘记载，康国国王在粟特文中的尊号是“粟特王萨末主”，“萨末”指撒马尔罕，可见撒马尔罕城主是粟特地区的霸主。中国史书也记载说，康国“名为强国，而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曹国“国无主，康国王令子乌建领之”。史国、何国、乌那曷国、穆国国王都是康国国王的支庶。撒马尔罕本土的片治肯特（Penjikent）遗址，公元8世纪上半期。片治肯特也被称为“索格底亚那的庞贝”，古城面积占地15公顷。康国王室还以联姻的方式加强与中亚城邦国君的关系，各国王室间通婚的现象相当普遍。比如，康国国王把女儿嫁给了安国（布哈拉城邦国）国王，安国没有后宫不许干政的禁令，安国王后是可以参与朝政的，安国国王“每听政，与妻相对，大臣三人评理国事”。由此，康国国王也可以影响安国国王的决策，其霸主地位得到加强。
100多年以后，突厥人的到来使撒马尔罕城丧失了独立，康国成了西突厥的属地。《隋书》记载，大业年间（公元605年～617年），“康国王屈术支娶西突厥叶护可汗女，遂臣于西突厥”。在这种局面下，寻求盟友成为康国的主要国策。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康国遣使唐朝，请求臣属。然而，唐朝皇帝不受其臣。唐太宗认为，如果将康国纳入藩属，那么，唐朝将为康国的安全负责。其实，康国的指望非常简单：名义上臣属于一个国君，由于相隔遥远，这个国君实际上不可能享有任何实际权力，这显然比臣属一个近邻要有利得多。虽然遭到拒绝，但一次拒绝怎能拦住粟特人呢？在商海波涛中成长起来的粟特人是顽强的，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感化这位东方巨人。于是，向唐朝宫廷进贡的康国使臣接踵而至，担负这一使命的金桃也来到了中国，移植于唐宫廷花园内。朝圣者使用的、绘有中亚舞者形象的水瓶，中国，北齐（公元550年～577年）。这款水瓶的形状和装饰都显示了外来因素的影响：形状受到来自西亚的朝圣者使用的水瓶的影响，而旋转的舞者正在表演的舞蹈来自粟特文化。
唐三彩鸿雁纹盘，中国，唐朝（公元618年～907年）。从这款盘子的风格来看，可能是受到波斯萨珊帝国（公元224年～651年）或与粟特之间贸易的影响。从唐代典籍中，可以找到许多关于粟特商人在唐都长安西市寻宝的故事。据说，有一寺僧曾带宰相李林甫赠予他的一件宝物到长安西市出售，被一位粟特商人买去。“商胡见之大惊，以一千万市去，僧人问实为何物，胡人曰：‘此骨宝也。’”此类故事的流传，透露出长安西市有不少经营珠宝的胡商。今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根据考古和文献资料制作了一幅9世纪前半叶的长安西市图，逼真地再现了长安西市的社会风貌，图中粟特人在各行中均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粟特商人在唐代长安购买的商品除了宝物外，主要的是丝织品。在离撒马尔罕城不远的穆格山城堡中曾发现300余件遗物，其中大约有150件丝织物、毛织物和棉织物被苏联学者确认来自中国。此外，唐朝的铸币给予粟特人一些启示，表现在粟特币上是呈圆环方孔，与开元通宝形制无异，唯钱币上的王名镌以粟特字母。据说，粟特币上的王名有许多可与汉文文献记载的昭武九姓王名相印证。
康国臣属于唐朝所获得的好处还有文化方面的，比如绘画。1965年至1971年间，苏联考古学者对康国王宫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在1号房屋的遗址中，发现了保存较完整的壁画。西墙壁画的主题是献礼图，其中数人为唐装使臣，有一人手托织物三叠，一人手托丝。人物头戴唐初盛行的幞头，身穿窄袖长身袍，系腰带，垂鞶囊，佩长刀，都是典型的唐初官吏形象。北墙壁画正中绘有一条河流，画面分成了东西两部分，西侧为唐装仕女泛舟图，东侧为唐装骑士狩猎图。东墙壁画残损过甚。南墙壁画为出行图，其线条勾勒与中国壁画相似。据研究，以上壁画完成的时间当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期的15年间，正好发生在康国臣属于唐朝期间。穿着宽大袍衣的粟特人俑，中国，北齐，公元7世纪晚期～8世纪早期。善马与葡萄酒之乡
康国“土沃宜禾，出善马，兵强诸国”。所以，在康国的贡品中，金桃并不重要，唐朝更在意的是康国的良马。
马的驯化是在中亚北部草原上完成的。从公元前两千纪起，中亚北部的猎人、渔民和采集者就逐渐转变为以蓄养为生的牧人，完成了由狩猎向畜牧的过渡。马的驯化也是在此期间完成的。考古发现，中亚北部草原出现了原始笼头骨镳，说明马被用作交通工具，马拉车已经出现。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期间，马勒的发明显示出马已经被驯化成为乘骑工具。公元前3世纪，中亚大宛国（今费尔干纳）以马闻名于世，特别是贰师城的汗血马。
汗血马因疾速奔跑之后肩膀部位慢慢流出像血一样的汗水而得名，在中国史书中有“天马”之称。汉武帝在获得汗血马之后写下一首《天马诗》：“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几百年以后的撒马尔罕马属大宛国马种。据《唐会要》记载：“康国马……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册府元龟》记载，撒马尔罕马“精力异常”。7世纪，撒马尔罕马远近闻名：“凡诸胡国，此马其中，进止威仪，近远则取。”——唐朝希望获得撒马尔罕马。
撒马尔罕进贡的马匹大大地影响了唐朝的马政。唐初马匹缺乏，耕畜严重不足，“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鸠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公元618至626年间，康国向唐朝献马4000匹，有力地解决了唐初缺马的困难。良马的引进改良了中国西北地区的马种：“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在较长时间内，唐朝对撒马尔罕马的需求都是迫切的，一直到唐德宗时，官马“犹是其种”。
撒马尔罕人不仅培育出金桃和良马，还酿得一手优质葡萄酒。有学者认为，公元前329年至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东征把希腊文明带入中亚，从此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和酒神崇拜，开始在粟特人中流行。张骞出使西域，在撒马尔罕以东的大宛国见到“左右以葡萄为酒”。神兽与摆满美酒佳肴的筵席桌，粟特贵族安伽坟墓墓门上的雕刻，中国，北周，公元557年～581年。2000年，在西安北郊未央区大明宫乡发现了安伽墓。公元前3世纪，撒马尔罕的葡萄酒就很有名了。据《后汉书》记载：“（索格底亚那）出名马牛羊，葡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可见首次记录下来的并不是金桃，而是葡萄和葡萄酒。公元7世纪，康国用葡萄酿酒的情况很多史书中都有记载，这些记载已经被考古资料证实。7至8世纪的葡萄酒坊遗址在中亚分布广泛，现已在品治肯特、花剌子模和塔什干等地发现。如今，在天水发现的粟特墓围屏和在太原发现的虞弘墓石椁的图像上，有胡人酿酒的图像，从踏踩葡萄到把酿好的酒装到酒瓮中，以及搬运酒坛的情形都有所反映。1979年，在撒马尔罕之东不远的苏对沙那城遗址上发现了一个位于小丘之上的酒坊，通过管道与酒槽相连，容器陶钵也同时出土。13世纪，到过撒马尔罕的耶律楚材说，撒马尔罕酿造的葡萄酒“味如中山九酝”。
撒马尔罕葡萄酒的生产和消费量都很大。公元前2世纪，中亚地区葡萄酒已经大量生产，据《史记》记载：“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在离撒马尔罕不远的品治肯特的遗址中发现了一土堆，是为酒窖，可储葡萄汁1400公升～1450公升。穆格山文书第69号木筒是一份酒账，共8行，上记11名胡人从窖藏中取酒的数量，每人三、四、五卡皮赤（卡皮赤，粟特文，1卡皮赤的容量约为10升）。
随着园艺业的发展，葡萄酿酒从中亚腹地向东推广。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的酿酒情况被中国人记录下来。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在其《葡萄酒赋》的序中，谈到中亚葡萄酒及其酿造方法时说：“余亦尝见还自西域者云：大食人绞葡萄浆，封而埋之，未几成酒。逾久者逾佳，有岁藏至千斛者。”目前，七河流域的考古发现了多处这一时期酿造葡萄酒的作坊。
正在演奏的乐人，粟特贵族安伽坟墓墓门上的雕刻，中国，北周，公元557年～581年。2000年，在西安北郊未央区大明宫乡发现了安伽墓。丝路明珠与粟特商人
撒马尔罕城处于丝绸之路的北道和中道上：“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在古阿拉伯文献中，撒马尔罕城被称为“东方璀璨的明珠”。
粟特商人最中意的中国商品是丝绸，据《陀拔纪念》所记，公元706年，阿拉伯人兵临中亚毕国沛肯城下，毕国人与阿拉伯将军底波媾和，献出中国丝绸5000匹。粟特商人利用自己的商业地位，将中国的丝绸转售到西方。为了满足西方的需求，中国丝织业开始为西方市场生产，公元6世纪的丝织品上出现了西方图案。撒马尔罕的使者每次入京都要采购大批丝织品而归。此外，中国的铜镜和钱币也是粟特商人中意的商品，这些商品在粟特地区都有发现。
粟特人除进贡马匹和水果外，还将东罗马的大氍毹和拂狗、印度的郁金香和生石蜜、波斯的铁俞石和越诺布传到中国。铁俞石是中国古代对黄铜的称谓，黄铜在中国的用途很广，据《唐六典》记载，唐代八品、九品官员的服饰：“服用青，饰以铁俞石。”铁俞石之称是伊朗语借词，来自婆罗钵语的rod（黄铜），该名也是通过粟特人传入中国的。一些粟特人甚至在唐王朝做了官，安禄山就是粟特人。铁尔梅兹古城武士壁画残片，达尔维尔津-帖佩遗址。康国国人可分为三个阶层：贵族、商人和工作者（农民和工匠）。据《旧唐书》记载，康国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穆格山文书研究表明，康国商人自成一个阶层，他们控制着中亚地区的内外贸易，富比王侯。
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商业文化已经成为粟特人文化的重要特征。自幼，父母就注意向其子传授经商知识，“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据《旧唐书》记载，康国人“生子必以石蜜纳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粘物”——与其他行业相比，能够运用“甘言”可能是商人最重要的素质，也是成败的关键。
除甘言外，遇事沉稳的心理素质使他们可以担当一些重要的政治任务。隋末，利可汗派康国的康鞘利以市马为名，去太原与李渊商议借兵之事。西突厥汗国以粟特商人为使者奔走于萨珊王朝、东罗马帝国之间，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汗国的外交任务。13世纪初，成吉思汗出使花剌子模帝国的使者也是粟特人。
胡乐、胡舞与胡服
粟特人并非只是拼命赚钱一族，粟特人自古享受生活，这从他们爱好音乐和擅长舞蹈方面就可以看出来。音乐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婚礼喜宴、节庆典礼、宗教礼拜和丧葬仪式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纳尔沙喜的《不花剌史》、费尔多西的《列王记》、鲁达基、达吉基的诗歌都反映了音乐在中亚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情况，可以看出粟特人对音乐的爱好，已达致钟情的地步。
据韦节的《西蕃记》记载：“康国人……其人好音声。”据说，隋代中国人对撒马尔罕城的了解首先是从音乐开始的，这一点虽无从具体考证，但在《隋书》所记康国的十五处文字中，有四处与康国的音乐有关。其中两条记载了康国的历史，一条说“其后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隋初音乐“并用胡声”；另一条说，开皇初年，隋之《七部乐》，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隋炀帝在定九部乐之时，有《康国》一部，唐朝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定的十部乐中也有康国乐。
粟特人爱好音乐的习俗还从种类繁多的乐器上反映出来。据《文献通考》记载，康国“乐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康国出了一些世界著名的演奏家，他们不仅在本地演出，还到唐朝中原地区表演。唐代著名乐器家中就有很多是粟特人，其中，康国的琵琶高手康昆仑有“长安第一手”之称。
遗憾的是，苏联时期，包括撒马尔罕城在内的中亚传统乐器几乎都被改造，因为它们奏出的音调“颤抖”“哀怨”“悲叹”，反映了“封建时代”的情感，不适合表现苏维埃的时代精神。
公元6至7世纪，中亚舞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中胡旋舞和胡腾舞最为有名。胡旋舞由女性表演，以旋转快速、动作刚劲著称。白居易的长诗《胡旋舞》曾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已无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据《新唐书》记载，当时康国、史国、米国等，都向唐朝进贡胡旋女，然而，以康国人最擅长，唐有“胡旋女，出康居（即撒马尔罕）”之说。胡旋舞传到中原，成为唐代最流行的舞蹈之一。
胡腾舞是男性舞，以雄健迅疾、刚毅奔放又柔软潇洒、诙谐有趣的特点表现了豪放质朴的性格。李端《胡腾儿》诗曰：“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胡腾舞流行于北朝至唐代，深得当时中原贵族的赏识，风靡一时。
九姓胡音乐、舞蹈和戏曲的流行，在中国内地掀起了一股胡化风潮，终唐一代，历久不衰。唐玄宗以后，胡化更甚，诗人元稹描写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
在泽拉夫善河上游，距撒马尔罕70公里处的品治肯特Ⅵ号遗址第42号室中，发现了属于8世纪的壁画，其中有唐装女乐形象；在该遗址的第13号室中发现了乐人手中所持的排箫，排箫起源于中国内地。这一发现表明在胡乐对唐朝音乐发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中亚也吸收了中国音乐的成分。
在泽拉夫善河上游，距撒马尔罕70公里处的品治肯特Ⅵ号遗址第42号室中，发现了属于8世纪的壁画，其中有唐装女乐形象。（上图）蓝琪贵州师范大学教授，专攻中亚各国史、突厥史、蒙古史，译著有《中亚文明史》（第五卷），专著有《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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