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以乡土为呈现对象，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当代农村的景象。该片以难得的纪实美，激发了观众隐藏于心底的乡土情结，取得了超乎预料的成功，一举斩获多个国内外纪录片大奖。《乡村里的中国》的成功在于其对纪实美学原则的不懈追求，导演焦波在片中运用的多重乡土纪实叙事策略、全景式呈现叙述内容和反虚构的叙述技巧，成就了这部纪实美感十足的纪录片。
一、“原生态”的叙述节奏：“乡景”的四季循环
纪录片的纪实原则要求原生态呈现场景，并为接受者提供一种真实的影片纪实感，这就决定了纪录片在叙述节奏上，尽可能采用自然之态，顺应观众的观影感受。这一点早在1895年电影诞生之初，卢米埃尔兄弟就为我们提供了典范。在他们拍摄的作品中，每一部片子只有一个几分钟的长镜头，中间没有任何的剪辑，以原生态的叙述节奏，表现原始记录素材。可见，决定纪录片拍摄纪实感的，首先是纪录片镜头所呈现的“景”以及“景”与“景”之间的过度与交换。
在《乡村里的中国》的拍摄之初，根据国家电影局局长张宏森的建议，该片将以记录村庄的24节气与人们的劳作为主要内容，而这样的任务决定纪录片必须呈现一年四季的乡景变化。乡景是该片的重要内容，也是片中人物故事推进的重要环境，因此在剧情布置上，纪录片依据节气的变化，远景呈现广阔的沂蒙山中杓峪村的乡景，近景定焦杓峪村的节气物候，这成为该片主要的叙述节奏。影片开始，第一个画面便是壮阔的远景，展现沂蒙山的远山近水，交代片子的拍摄地点和环境。接下来几个画面则是近景—鸭子嬉闹江水间等。影片对于时间和空间的交代以远景近景交替出现的方式呈现，由立春开始，接着惊蛰、谷雨、小满、大暑、秋分、寒露⋯⋯依自然时间，四季循环。影片呈现的乡景，以四季为时间轴，以二十四节气为标度推进，整体叙述节奏较为匀称。自然姿态的叙述节奏使整部纪录片剧情的推进与人物、剧情无关，仅与自然的节气运作、四季循环有关。“原生态”的叙述节奏保证了乡景的客观性与直观性。
二、全景式的叙事内容：“乡情”的四维推进
叙述内容的低层视角，为焦波的叙述内容限定了明确的范围，而关于摄影作品，焦波最为看重的是题材。于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呈现真实，焦波选择了坐落于山东省淄博市祈源县中庄乡的一个典型的中国北方村庄—杓峪村，该村有167户，约五百口人，以水果种植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如何在叙述内容上全景式地把握立体的杓峪村，如何真实呈现村中错综复杂的人情脉动？“乡情”这一难于真实客观再现的内容被焦波巧妙地以“四维”视角推进：其一，农村文化之维；其二，农村政治之维；其三，农村生产之维；其四，农村生活之维。
为了能够使乡情真实呈现，焦波团队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村民们不抗拒、不抵触、不防备、不逃避架设在他们面前的摄影机。于是焦波要求他的团队融入到村民的生活中去。他在进行摄制经验交流时提到：得益于自己摄影团队的“年轻化”（其摄制团队平均年龄不超21岁），“孩子们”（焦波对自己摄制团队的昵称）和村里人相处得非常好，村民也拿他们当自己的孩子，什么都不忌讳。因为村民镜头感的消逝，焦波的摄制团队拍出了真实感人、让人难以忘怀的乡情。此外，一整年的驻村摄制历程，使焦波和他的团队对于该村的一草一木皆熟稔于心。
于是，在焦波的真实镜头呈现下，乡情的四维被巧妙地整理成杓峪村的村民及他们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杜深忠代表农村文化之维。这位背负着农村文化梦想的农村人是村里唯一一位坚持每天收看新闻联播的人，他爱好书法，自学音乐。但在落后的农村经济胁迫下，这位年轻时曾就读于鲁迅文学班的文艺农民并没有成为杓峪村的偶像。虽然在村民眼中，他是个“有文化的人”，但贫穷无法支撑起文艺梦想，在杜深忠的黯然与落寞中，传递出的是对农村文化发展的深深无奈。其次，围绕着杓峪村村支书张自恩，焦波所捕捉到的农村政治之维。作为村支书，张自恩一直致力于杓峪村的建设，但周旋于驻村干部、开发企业和村民之间，微薄的薪水和各种工作的压力让这位沂蒙山汉子也潸然泪下。第三，生产是农村的重要生活内容，也是浓郁乡情的生动体现，杓峪村的生产之维围绕着闻名遐迩的山东红富士苹果树展开。随着四季的流转，村中百姓都在果树林里耕耘，修剪、着花、授粉、包袋⋯⋯当一朵朵娇美的花变成一个个沉甸甸的果时，家家户户都满溢着欢快的丰收之情。但焦波的镜头也解读出了农民的丰收与无奈，因为丰收之后的苹果滞销打击着果农敏感的心，这不仅仅是杓峪村的无奈，更是中国广袤大地上大部分农村产销脱节的无奈。第四，承载乡情表述内容的第四维就是农民的家庭生活。纷繁复杂的农村家庭组合模式和错综复杂的农村家庭情感被焦波团队进行细致地梳理与整合，小梅（杜深忠的女儿）与磊磊（杜滨才的小名）分别成为表现家庭生活的两个主角。小梅作为来自农村拮据家庭的女儿，早年因父母无法供给学费而辍学打工，支持弟弟读书。焦波的镜头通过小梅的订婚和结婚，介绍了农村家庭的婚姻状况。磊磊的父亲在他两岁时犯精神病，母亲被迫改嫁，焦波的镜头描摹出农村单亲家庭的诸多无奈，懂事上进的磊磊一直在家庭生活压力之下，规劝着情绪不稳定的爸爸，思念着自两岁起就从未谋面的妈妈。
中国乡土基层的复杂与繁复，在焦波全景式叙述的统筹下，以农村的文化、政治、生产（经济）、生活等四个维度予以呈现，这就是真实的乡情、真实的乡村，这也是真实的中国，中国的乡村仍是安抚中国农民魂灵的地方。
三、乡土真实的叙事技巧：反虚构与反技巧
为秉持纪录片的纪实美学原则，在叙述技巧上，《乡村里的中国》以一种反技巧的方式呈现杓峪村真实的一面，生动表现出纪录片纪实性叙述技巧的反虚构与反技巧。在该部作品中，反虚构与反技巧主要表现在主客体两个方面。
首先，就摄制主体而言，在影视作品的拍摄过程中，导演与编辑仅以观察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记录但不导演，剪辑但不编辑，摄制主体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旁观者角色。这种不介入的态度，就是焦波作为摄制主体的反虚构的态度。张西蒙在《焦波:无处安放的乡愁》中曾专访焦波，他说：“镜头所摄制的录像是约好的，但又是意外出现的，我拍之前没想到会有这些故事。这些故事本身就很精彩，从冬天一直到下一个冬天，故事性很完整。这就是纪录片的魅力，你永远不知道进展和结局。”焦波没有为该片进行任何提前的情景安排与设计，较之于“导演”的角色，他更像是一位“记录者”。
其次，客体—为表现纪录片的高度生活化，摄制组重视本色表演，较多启用非职业演员。作为一位怀揣浓郁乡土情结的导演，在焦波看来，每一个乡村都是中国的缩影。为了真实呈现中国农村，焦波在作品中的镜头对准的是杓峪村的村民。尤为难得的是，焦波让村民自愿并自然地融入到他的摄影机镜头里，他认为做纪录片与拍一般电影不同，做纪录片一定要在感情上与拍摄对象贴近，让拍摄对象熟悉并接纳，只有这样，拍摄客体才有可能习惯拍摄的镜头，实现角色的自然呈现。在杓峪村的373天中，焦波不仅在闲暇时会与村里的老者闲聊、拉家常，还常常邀请村民来看他们摄制的作品，与村民一起吃饭，和村民相处得亲如家人。于是，村民们习惯了他们，也习惯了摄影机镜头的存在。这就是焦波与农民打交道的独特“公关”能力。融入村民与农村生活，让老百姓把最真实的面貌展现在摄影机前。
“纪录片导演不能导演生活，只能靠自己的观察、判断，在每天发生的纷繁事情中抓取需要的东西⋯⋯用足够的诚意记录乡亲们的故事”①。焦波的作品融合了独特的中国乡民、乡情与乡景，从特色叙述节奏、叙事内容与叙事技巧三个方面，将乡土纪录片的纪实美学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滨涯村：海南传统村落文化蝶变个案研究”（HNSK(YB)16-127）的阶段性科研成果
注释：
①焦波：我拍《乡村里的中国》，《党建》，2016年第3期，第58页。
（作者单位：琼台师范学院/责编：倪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