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文化”为表达重心
现代学术界对于“文化”(Culturel)一词有多达140余种界定方式，不同学术背景、文化背景的学者，对“文化”的界定各有不同。总体来说，人类文化内容指的是族群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工具、附属物、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同时，经由后人创造的精神成果也应视为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即人们所熟悉的文学艺术、规范、规律、制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精神图腾。当我们试图从文化视野来考察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时，应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来界定“文化视野”。
梁漱溟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文化，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①此种界定方式可以溯源至传统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典故，也可以与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给予“文化”的定义相佐证。“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相对应，其本意是人类可以通过观察天道运行的方式，获得对天道规律的认识，从而获得掌控时节的能力。同时，人们也要根据天道的运行规律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从而贯彻人事伦理道德，使其成为教化天下、惠泽苍生的理念。“文化”的概念在现代社会则更加具体、更加丰富，它被给予了用以厘分不同群体的标识。由此可见，从文化视野来审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首先需要作出调整的，是纪录片以何种呈现方式才能为观众提供理解“故宫”以及“故宫”所承载文化信息的恰当方式。
有学者指出：“纪录片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社会学、诗的和技术的。”②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主创团队正是由于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才做到了没有落入传统纪录片的叙事窠臼。故宫作为特殊时代、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凝聚着传统社会丰富的文化信息。为了能够拉近故宫文物修复师与普通受众之间的精神距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采用了大胆的创新技术。比如，主创团队在拍摄过程中充分借鉴BBC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以穿插的方式介绍主人公的背景资料。不仅可以使观众对纪录片主角获得更多的认识，也实现了持续吸引观众注意力的目的。
二、诗意化的呈现方式
“文化视野”的考察方式启示我们，解读一部纪录片的方式绝不应仅停留于拍摄技法层面，还要从它所蕴涵或浸润的文化信息层面展开分析。一部人文纪录片应以诗意化的方式呈现。
诗意化的呈现方式，首先体现在纪录片主题的选择上。在拍摄《我在故宫修文物》之前，以“故宫”为表现对象的纪录片作品已有很多，较具代表性的如《故宫》、《故宫100》。此类纪录片主要采用了传统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以突出和彰显故宫的宏伟气势为主要特征，又或是重点表现故宫中丰富的馆藏内容。《我在故宫修文物》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叙事视角，它以故宫中的文物修复师为主要表现对象，“立足微观视角，以小切口引入，近距离展现文物修复师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采用微末叙事的手法，以浓浓的生活气息和平民视角体现出文物修复工作的复杂与文物修复师的精细，表现出文物修复师对自己工作的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从而构成了纪录片最终传达的主题。”③微观视角的选择，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更为细腻的观察视角，宏大、古老的故宫与普通人的距离感在此消弭。
诗意化的呈现方式还体现在纪录片所选择的切入视角上。文物修复师们在古老的故宫中，坚守了传统的记忆、古老的传统，他们所守护的绝不仅是一堆文物，而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精神财富。传统的纪录片多采用官方化的语言，试图通过文物自身来向观众呈现故宫丰富的文化信息。《我在故宫修文物》一片则另辟蹊径，它将文物修复师们的日常生活、野外采集生漆、工作闲暇之余的活动都纳入到纪录片中，尽可能地为观众呈现朴素、平实的生活。文物修复师们就如何修复文物展开的讨论、完成某一件文物修复之后的喜悦之情，都在镜头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从而激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正能量”。④追溯这一呈现方式的逻辑起点，必须将故宫还原到日常化的生活中。故宫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故宫，必然要求宏大的视野。但厚重的历史绝非是某一个人所能承担的，它需要一个又一个的生命个体参与其中。故宫中的文物修复师正是联系起古今历史的生命个体，以他们作为表现对象，才是最为恰当的选择。小切口入手，展现小人物的故事，将普通人物、事件与历史文化相结合，就成为了纪录片能否脉络清晰又血肉丰满的关键所在。
诗意化的呈现方式更要契合普通受众的视角。将《我在故宫修文物》同以往以故宫为表现对象的纪录片相比，我们会发现，专家的严肃讲座、理论阐释，虽然实现了信息表达的准确，却很难令受众获得亲近感。鉴于此，《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主创团队，更倾向于将聚焦点定位在现实生活。他们深刻意识到，只有将古老的故宫和现代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才能让古老的文物修复和当下的社会生活统一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性情的人们找寻到了精神的契合点，最终实现了一部纪录片诗意化的呈现方式。
三、读图时代提供的传播契机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选择了电视台播放和网络平台播出同步推进的方式，后一种播出方式的选择，充分体现了读图时代纪录片的传播契机。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视觉影像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写着我们的社会。一方面，现代人更热衷于选择一种迅速的阅读方式，力求实现在较短的时间跨度内获取足够丰富的信息；另一方面，现代传媒产业为了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市场份额，也纷纷采用图文相配的编辑样式。一种新的，被称为“眼球经济”的社会力量和“注意力”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
“读图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图像传播侵蚀文字传播，作为人类文明传承工具之一的图像，也是文化信息的承载者。“人类视觉文化历史的演变经历了三种形态：第一种是口传文化，口传文化是民族文化中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文化形式，比如神话故事的流传，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传承的过程中容易发生变化并且容易丢失大量信息。第二种是印刷文化和读写文化，纸和印刷术是非常伟大的发明，是中国在人类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史上所作出的十分重要的贡献。第三种是电子媒介文化，电视、电脑、手机等等各种电子产品通过图像来传递信息。现代科学技术更深层次地介入了文化发展，影像文化传播时代已经来临。”⑤通过回溯人类视觉文化的发展历程可知，“读图时代”并非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它有着悠久、漫长的历史。因此，我们不应对互联网时代的“读图”持太过严苛的批判。一方面，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责任，曾为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之间的人实现信息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图像作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时代在进入到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之后，会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读图时代”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方式。关于文物及文物保护的题材不断被搬上电视或电影，人们由此也获得了亲近古老文化的机会。生活在快节奏、高强度的现代社会的读者，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和平和的心境来理解文物的丰富信息。故宫和故宫中的文物，无疑是前“读图时代”的文化产物，并且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用“读图”的方式被呈现。而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正是抓住这一契机，敏锐地捕捉到人们的诉求，通过纪实影像，将古老的故宫推到这股时代浪潮中。
四、结语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能够在学术界和普通民众中引发广泛的讨论，是令人欣慰的。一方面，它充分说明人们的文化素养正在不断提高，对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它也折射出纪录片是能够在“娱乐至死”的消费文化语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为今后的纪录片拍摄积累了经验。
2016年河北省软科学项目“‘互联网+’背景下壮大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16450306D）；2015年河北经贸大学教学研究项目“融合新闻环境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核心能力培养研究”（2015JYQ05）
注释：
①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②周雷：《本草中国》以初心和匠心重修本草，《传媒评论》，2016年第11期，第88页。
③王琬妮：小切口揭示大主题在宏大叙事纪录片中的应用—以《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例，《现代视听》，2016年第12期，第75页。
④陈梦熊：从“正气”到“正能量”，《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34页。
⑤王倩：“读图时代”之我见，《新闻世界》，2009年第2期，第122页。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责编：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