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的失范与拯救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社会道德失范现象。导致社会道德失范的原因有很多，既有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也有社会内部文化变迁带来的新旧文化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风气的滑坡，特别是道德的失落，表现为拜金主义、是非标准模糊、社会责任感淡漠等。其所带来的痛苦同时反映在艺术叙事的断裂与缝合中，《外来妹》、《情满珠江》等作品中的“感情投资”、“商战无情”使当代人认识到：时代的阵痛一定是与时代的发展相伴而生的。
与此同时，电视剧也将解决时代困惑与精神危机的道路寄托于想象的乌托邦，所有的阵痛都在未来的幸福实现中得到解除。上世纪90年代起，以《渴望》为代表的作品开始了一股强劲的呼唤失落文明的救赎表意，将这种以“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为鲜明旗帜的崇高人文主义情怀主题，表露得浓烈而又热情，温暖着在都市现代性进程中被金钱和欲望蒙蔽了双眼的现代人。物质利益对于人们的驱动自古有之，但是从未像90年代后的市场经济下那样空前膨胀和甚嚣尘上。《渴望》反思现代性的主题表意中包含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一种认为“《渴望》一剧之所以获得如此轰动的社会效应，很大程度应归功于中国传统美德仍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和魅力，应归功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向传统美德的历史性反拨。”①同时也有观点谈到：“几十年的妇女解放运动，被一部《渴望》给抵消了；刘慧芳身上有太多旧式妇女的印记，她不是现代妇女的典型。”②但无论如何，它所确立的道德高尚的主题思想成为日后诸多电视剧在价值选择时的惯常表意。从《渴望》到《儿女情长》，再到《大哥》、《大姐》、《守望幸福》，都化作对中国都市中现代性所产生的道德滑坡、精神危机、物欲横流的一计良药。善恶的鲜明对立中极易引起观众的强烈审美共通感，而价值尺度的标准化也彰显着主导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一方面是叙事中对于冲突的强化，另一方面也是表意主体对于价值判断的泾渭分明，惩恶扬善、宽厚待人构成电视剧毫无保留的价值倾诉，鲜明的主题表达着主控思想：无论世道如何变迁，经济如何轮转，但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相伴，就没有不能克服的人生困难。
二、伦理现代性与道德相对性
电视剧一方面用传统的道德情操回应社会中的现代性危机，同时有些审美表意也将悲天悯人的目光投向了分裂的现代境遇中人类的具体存在。那就是无须以本质的善恶标准对待现实中复杂的人性，无须将审美现代性所赋予的美学世界中的叙事伦理与现实世界的绝对真理进行区分，艺术就是“创造想象的田园，将道德判断在其间中止。”（米兰·昆德拉语）它并非反对道德判断的合法性，只是把它逐出艺术之外，只有这样，想象的人物才能充分发展。《牵手》中的王纯将传统的第三者形象重新定义为有血有肉的完整自由个体，“介入”他人家庭不是本质上的道德败坏，而是流落异乡寻找慰藉的都市无望感所导致；而钟锐早已感情破裂的家庭也对王纯的出现给予了道德默许。显然，表意主体对这段婚外恋情的定位是诚恳而不是扭曲。《空镜子》中孙丽对感情的游戏心态不再被标以作风轻浮、工于心计而遭受道德的审判，只是呈现为与孙燕的固守传统伦理与小心呵护爱情所不同的另一种价值标准而已。孙丽处处占尽上风、如鱼得水的成功经历将人生的完美完善一面华丽地撕碎了，也用现代社会中真实存在而你我却不敢正视的道德悖论完成了艺术的表意实践。
刘晓枫认为，现代艺术叙事中有一种独特的现代性伦理，通过它来吊销道德归罪对生存的支配权，这种审美现代性并不反对道德判断的合法性，而只是把它排除在艺术叙事之外，进而显露生活世界中道德的模棱两可③。这种对西方现代小说的看法也契合了王蒙对当代中国文学叙事的看法。“我们大概没有想到，完全可能有另外的样子的作家和文学。比如说，绝对不自以为比读者高明（真诚、智慧、觉悟、爱心……）即几乎是不把人物当作历史的人、社会的人的文学；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的文学，不准备也不许诺献给读者什么东西的文学，不‘进步’也不‘反动’，不高尚也不躲避下流，不红不白不黑不黄也不算多么灰的文学，不承载什么有分量的东西的（我曾经称之为“失重”）文学……”④当然，电视剧在表达这种“无望”的主题时是非常谨慎的，很多改编自当代文学作品的电视剧都将结局或主要段落作了相应修改，比如《双面胶》、《来来往往》、《空镜子》原著中过于悲伤的主题被改为大团圆的结局，将人性中更加阴暗的一面以相对温和的方式重新修订，一是出于电视剧影像表意的技术性操作，二是要在主导文化的框架下做有底线的忧愁与悲伤书写。
三、新历史条件下的传统道德
道德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是审美价值判断中“一”与“多”的关系。新世纪后，在电视剧的审美表意实践中，主题也曾试图消解这种关系，同时，在对传统道德的回归中将道德的相对性以幽默的而不是残酷的方式进行显露。《金婚》、《王贵与安娜》、《老马家的幸福往事》、《心术》等作品采用了自由伦理作为人物特征的表意策略，在多种价值的选择与阐发中，道德本身并不预先界定为何者更胜一筹，也无需在岁月风云的流逝中解读出即定的答案。《金婚》中，大庄的玩世不恭、庄嫂的尖酸刻薄以及带有点家庭暴力色彩的夫妻关系已经违反了传统的善良律法，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受到“道德归罪”，相反，他们的一生在伦理地位上与佟志和文丽是平等的，也与任何知书达理、文质彬彬、谦恭有礼、善恶分明的人性是平等的。人物的塑造不需要《渴望》、《大哥》中的那种痛改前非和幡然醒悟，也毋需《儿女情长》、《咱爸咱妈》中的被道德法庭所裁决。但是我们又看到，在一生情有所终、盖棺论定之时，既不会像《空镜子》、《青衣》中流露那种无解与忧伤的美，也不会像《牵手》、《来来往往》中一定要以大团圆结局或冲突一方的悄然远逝来寻找固定的答案。
强调一种道德的相对性不是简单地将现代人作善恶二分法，但是道德的相对性不等于道德虚无主义，排除道德归罪并非等于作品不讲道德。近年来，《嘿，老头！》中的刘海皮、《心术》中的霍思邈不再完美无缺，他们或许常撒谎骗人、风流多情，本质却依然恪守做人做事的底线。《我的前半生》中的凌玲、《中国式关系》中的刘俐俐也都是内心世界复杂多面的角色。从《渴望》到《金婚》再到《嘿，老头！》，看似都在以传统道德拯救现代社会漂泊的灵魂，但并不是简单的对传统的回归，善恶的标准已经在审美现代性的中介里从宗法伦理道德转换为现代社会的道德。从刘慧芳到孙燕再到罗子君，看似都是自立自强的女性成长史，但不是简单的学习一技之长或知识储备，而是内心真正发生了蜕变。正如徐友渔所说的，“未经现代化洗礼的传统难以充当化解现代性危机的精神资源。”⑤电视剧的表意实践仍然要在人文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强化对人性的现代性历练，只不过要以更加理性的方式来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碰撞和交织，以现代性伦理去看待世间万象与个体的道德选择。但是，祛魅后的道德并不等于虚无，正是萨特所说的责任伦理在自由的选择中充当着新的尺度，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总之，道德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力量和理想追寻仍然是人类文化的第一要素，电视剧建立了一种基于现代道德责任的伦理观，在解除道德绑架和填补道德虚无的同时，将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重新归还到审美价值的核心中。
四、结语
审美现代性在回答社会变迁中的时代困惑和个体迷思时，有时是明确而中肯地给出解决方案及回归的方向，有时则“无需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而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在拓宽审美视野的同时，艺术更多地是在展示精神的地形图。既然现代一切伟大的小说都不对生活下论断，而仅仅是在思考，那么电视剧主题思想的审美现代性意义也就不再急于对生活下定义，而是思考与浮现。
本文系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项目“网络小说改编剧的互文性研究”（16DC24）的阶段研究成果
注释：
①程伟礼：“渴望”效应与当代文化悖论，《复旦学报》，1991年第3期，第23页。
②郭镇之：《中国电视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③刘小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146页。
④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第11页。⑤徐友渔：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文化定位，《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1期，第30页。
（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责编：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