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围观”和“中伤”：后真相时代新媒体中的非理性力量
笔者主创的两部电视评论节目《围观的伦理》《受伤的紫菜》分别获得2016年度、2017年度福建新闻奖电视评论二等奖。《围观的伦理》评论的是2016年5月24日在福建泉州市区发生的一则社会新闻所引发的网络围观事件，进而演变成现实中和网络上的道德批判。事情的经过是：当天中午，一位超市老板为了驱赶在门口摆摊的菜贩，他不仅言语粗鲁，还把菜摊推倒，把菜倒掉，而这个菜贩还是一位八十多岁的阿婆。整个过程，被一个开着宝马车的女司机全程录下，看到自己的形象被人拍摄，这位超市老板怒气汹汹，也拿起了手机，扬言要把这位女司机拍下来，并把她的形象发到裸体网站。整个事件在网络上迅速发酵，卖菜阿婆和女拍客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声援，数百名网友汇聚到了事发超市，要超市老板公开出来道歉，甚至有各种滋事电话打到了当事人的手机上。超市老板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连他的老婆孩子都受到牵连，连续几天收到陌生人的骚然电话。在这起网络事件中，围观者先是作为道德评判者后又成为不道德行为实施者，发生着身份转变，而事件主人公—超市老板，也先是作为施威者后是作为受害者，发生身份转变。一场因道德而起的网络围观，引发了一系列不道德的行为，整个过程令人深思。《受伤的紫菜》聚焦2017年初一爆出的对紫菜产业造成较大不良影响的网络遥言—“塑料紫菜”。谣言的起因是网络上流传着几个短视频，视频中，人们把干紫菜泡在了冷水中，然后紫菜就像塑料袋一样，很难撑破。视频一经发出，各种方言版本的“塑料紫菜”视频相继推出。一时间“这样的紫菜你还敢吃吗？”“这么多年，我们竟然一直在吃塑料紫菜？”等等质疑充斥社交媒体。谣言一出，不仅造成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恐慌，还给紫菜销售、加工和养殖的产业链带来重创，泉州晋江的干紫菜加工量在全国占有很大比重，自然而然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这两部评论节目评论的网络事件体现了网络暴力的两个主要特征：“围观”和“中伤”。而这恰恰是“后真相”时代必须正视的一种现象。何为“后真相”？这个词跟社交媒体的兴起密切相关。这个词最早源自政治学范畴，“后真相”让人们对原本“事实胜于雄辩”的真理产生了疑虑。《牛津词典》将post-truth（“后真相”）选为“2016年度英文词汇”。《牛津词典》定义“后真相”：“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
“后真相”一词表明当前舆论生态某种症候，简单说，就是雄辩胜于事实，情绪的影响力大过事实本身。“围观”和“中伤”体现出后真相时代必须正视的舆论生态中可能出现的非理性力量。先来说说“中伤”，几段简短的“塑料紫菜”视频虽然一下子就引燃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而这个话题涉及社会最敏感的民生话题，任何负面消息都很容易催生、放大社会中的民粹情绪和固有偏见。于是几段利用社交平台发布的视频，一下子就能暴击一条存在数百年的产业链，造成产业信誉危机。“围观”效应在社交媒体比较发达的时代容易放大。在信息不通畅的年代，人们为了表达一个诉求，困难重重，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围观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表达观点。这样一种围观，对不合理社会现象的确能起到一些矫正作用，然而个体的认识水平差异，信息传播的不对称，让这样一种“网聚”公众力量的围观暗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围观的伦理》中评论的新闻事件中，人们已经不再关注超市老板为何驱赶卖菜阿婆这个事件本身，网络围观中同情、憎恨的情绪推动着整个事件的后续进程，个体成了道德的审判官，超市老板由原来的施暴者，演变成了网络暴力的“受害者”。
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场，一直在上演着众声喧哗和剧情反转的新闻大戏。后真相并非没有真相，而是在关注事实面前，人们似乎更在意的是信息背后的情感表达。
二、“十万+”：后真相时代新闻生产驱动力
感性大于理性、谣言超越真相，决非这个时代独有的病症，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传播史的固有命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媒体与社交媒体的发展重塑传播格局，使个体的信息获取能力、传播能力得到空前强化，也使根植于人性深处的弱点更加突显、甚至被放大。
《围观的伦理》中，一起普通纠纷在一天之内为何会被迅速放大，酿成一场网络暴力呢？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黄合水教授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社交媒体的高效传播效应，就像滚雪球一样，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可能掀起滔天巨浪；二是内容有容易激发情绪的卖点。超市老板简单粗暴对待卖菜阿婆，还用威胁口吻对待女拍摄者，老年人、女同胞这两个天然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很容易引起人们情绪上的倾向性。正是这种倾向性的存在，加上表层化、碎片化、浮躁化的社会心理，导致这起事件被刷屏，甚至从线上发展到线下，一场因道德而起的网络围观，最终引发了一系列不道德的行为。
而在《受伤的紫菜》中，人们更能感受自媒体时代受众“感性大于理性”的传播行为。“塑料紫菜”一个缺乏常识性的谣言为何能兴风作浪？泉州市法务研究会执行会长李维真分析，视频能迅速发酵，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社交媒体的“十万+”效应。“十万+”是眼球经济的代名词。在利益驱动下，传统媒介时代新闻生产的真实、新鲜、有趣的特点，在当下已经发生了“名存实亡”的变化，由新鲜、有趣、真实、引人入胜转变成煽情、媚俗。
“后真相时代”的形成前提：一是传播技术之变。当社交媒体成为信息流动的主要载体时，信息数量爆炸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信息质量的鱼龙混杂，信息质量没有保障，虚假信息泛滥。而在社交媒体发展的同时，传统主流媒体却因为商业广告收入的压力而陷入困境，有的媒体甚至也学着社交媒体，为了“十万+”效应，搞起了煽情、媚俗报道。正是在社交媒体缺乏专业性的同时，主流媒体的权威信息缺失，加剧了“后真相时代”这种“感性大于理性”的状况。二是受众之变。社交媒体扩展了媒介的可接触性，改变了受众以往接受信息的方式。在当下的新媒体生态中，受众更具“个性”，过去媒体是社会的传声筒、反馈器，而如今社交媒体冲击着传统媒体在真相和事实供给中的绝对垄断地位，在帮助大众直接发声同时也分解了社情民意对于新闻事件的统一认识。
但是受众的文化水平与媒介素养不一，使受众面对碎片化信息时无法进行有效的核实与辨别，权威信息的缺位使得受众容易被情感左右，他们以感性认知取代理性实证，并诱发媒介审判、媒介暴力、人肉搜索等传播恶相频现。
三、重新发现事实力量：后真相时代传统媒体的价值坚守
美国传播学者保罗·莱文森提出一个观点：媒介演化的趋势是继续不断地复制人类传播的自然模式。反之，也只有那些符合人类“自然”传播情境的媒体形式才能存活下来。莱文森将这称为“媒介的适者生存”。按照这个观点，无论是今天的社交网络，还是未来新媒体的演化，都是对更“自然”、更符合人性的传播模式的回归和探索。可以这么理解，后真相时代的来临只不过是传播变革过程中，人性弱点的阶段性显现。技术进步带来的问题，或许仍然要到技术中寻找答案。对于传统媒体来说，要做的正是探索使用新的技术工具、新的媒体组织模式、新的生产流程，尝试重建一个更为干净的舆论环境，重新挖掘传统媒体在新的媒体格局中更加符合人类“自然”传播情境的媒体潜力。
《围观的伦理》中着重提到了两篇“十万+”文章。一篇是事发当天，自媒体平台对超市老板的道德声讨，一篇则是传统媒体在事发第二天发布的，内容是在记者的牵线搭桥下，超市老板和卖菜阿婆家属见面和解，以及对老板“躲藏”这一天当中，他家人的遭遇的报道。两个“十万＋”清楚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煽动性的报道容易博得公众眼球，具有强大的吸睛能力；二是在信息爆炸、碎片化的时代，公众依然期盼理性的引导，它们渴望辨识真伪。
在《受伤的紫菜》当中主要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三代种植紫菜的养殖户，一个是全国最大的紫菜加工企业的父子老总。节目中把一个传统行业是如何长期发展下来，紫菜种植户是如何斗天灾、避人祸的各种艰苦和努力分享给了公众，让人们在情感和理性下，客观公正地解读一个产业。网络造谣者后来被警方抓获，公众对紫菜行业，也对传统媒体的报道有了强大的信心。
用事实说话是媒体根本价值和生命，这是传统主流媒体浴火重生的契机。路透社最近关于传媒领域的研究报告指出，在欧洲，目前有至少34家政治新闻事实核查的机构正活跃在新闻事实核查的前线。在国内，人民日报社《求证》、新华社《网文求证》栏目都在进行事实核查理念的实践。传统媒体“事实核查”风潮的兴起，即可视为部分媒体人在变化了的传播环境面前坚守责任的努力，也可视为传统媒体在后真相时代的自我救赎。在情感压倒事实的“后真相”时代，在各类“话题”“爆款”“网红”层出不穷的当下，新闻媒体的专业性、权威性和公信力更是能够体现新闻价值的“稀缺产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为传统主流媒体实现“浴火重生”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作者单位：泉州广播电视台/责编：王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