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最近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回暖的迹象，但是在我看来，整体而言，经济增长仍然疲软。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和产能过剩有关，而产能过剩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产能过剩问题逐渐加重，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背后有着一系列非常深刻的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
产能过剩，首先一点便是我们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在持续下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平均为0.5%左右，到了2015年已经下降到了0.14%。换句话说，当年我们用2元钱便可以拉到1元的GDP增长，现在则需要7元才能拉到1元的GDP增长。此外，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也由正转负，此前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保持在两个百分点以上，但是2011年至2015年期间，已经转为-0.4%。
中国经济面临很多挑战，但是，我认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人们一直在讨论的结构失衡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2000年以前，我们的消费率始终保持在63%至65%的水平，但是在2000年至2010年间，消费率下降到了48%，下降了15个百分点。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储蓄率却从35%-37%的水平，一下子上升到了51%以上，上升了15个百分点。同时，我们的投资率也相应地提高了14个百分点。虽然近几年消费率有所回升，储蓄率有所回落，但也仅仅只有两三个百分点的回调。总体而言，相比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的消费率仍降低了十几个百分点，储蓄率和投资率则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
在我看来，储蓄率、投资率过高，恰恰就是造成结构失衡的最根本原因。过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导致产能不断扩大，而我们的需求却没能及时跟上，特别是居民消费的增长长期以来低于GDP增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主要依靠出口的高速增长来拉动GDP增长。但是，每年20%左右的出口增长率的时代已经过去。谁来接棒？消费是个慢变量，于是投资对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但问题在于，不断加大投资力度拉动经济增长，在中长期会进一步推动供给的增长，导致供求失衡局面更加严重。
储蓄率和投资率不断上升，我认为，有几个原因值得注意：第一，过大的收入差距导致过高的居民储蓄；第二，我们的发展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在不断地鼓励投资，导致了政府和企业过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结构再平衡问题出现了一些积极进展，但是很多重要的方面，例如一线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例如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等，我们并没有看到实质性的改变。
因此，对于未来的走势，我的观点是，近期内经济回升的可能性不大。不过，短期内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并不是主要风险，我们的主要风险仍然是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如果不能及时纠正，将会影响长期增长。
现在，最大的风险，即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风险，仍在继续。如果我们的杠杆率继续快速攀升，则有可能导致泡沫破灭，使得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认为，当前，不应该以短期增长率为主要政策目标，而要下决心调结构、促改革。通过大力度的改革和调整，2030年中国有望进入高收入行列。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