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为什么需要G20，G20为什么需要中国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体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折，这个转折体现在全球治理方面：由过去西方来治理世界，向东西方共同治理世界转变。东西方共同治理的特征就是中国力量的提升，因为中国实力的增强，特别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它对国际体系和世界格局的演变所产生影响。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例如G7，占世界经济G20总量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目前只有40%多，所以，世界需要一个更加平衡的、反映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变化的全球治理的平台。
2008年金融危机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泡沫破灭引发的，这里就暴露了一个长期被掩盖的问题：美国和西方提倡主导的经济性自由主义理论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都被历史证明不太管用，而且祸害不少国家。各国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世界经济的国际合作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2008年的时候，西方国家面临危机后，它就想到需要一个平台来磋商，来回击或者遏制金融危机的蔓延，跟中国磋商的时候想到了G20，因为G20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相对平衡，而且经济金融领域原来就存在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磋商机制，没有西方那套理论的历史包袱。
G20要成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及东西方共同治理的新的国际模式，包含两方面：一方面，G20是西方工业革命几百年以来第一个由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或者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可以平等磋商、共同协调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机制。另一方面，G20既是一个应急机制，同时又是一个长期性的全球治理的机制现在需要转型，因为国际秩序也在转型。
全球的主要大国和主要经济体在G20内部的互动，G20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地位的上升，两者叠加，影响新的世界经济和秩序的形成，因此，世界需要G20。
2008年把西方赖以支撑的理论打破了，而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在国内治理的成功经验，它的发展模式和制度保证，对世界各国来说，特别是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特别是中国最近提出来的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更加凸显了中国在这方面的智慧。
在G20的华盛顿、伦敦和匹兹堡三次峰会上，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华盛顿峰会于2008年11月中旬召开，11月初，中国通过率先推出4万亿人民币的财政刺激措施，带动G20成员先后都推出了一系列的财政刺激措施，提振了市场的情形，遏制了金融危机的蔓延。
2009年4月初的伦敦峰会上的主要问题是：IMF的钱太少了，当时大概还有三千多亿美元的基金。G20成员包括英国和美国等都想扩大，当时的目标是增加到五千亿美元。但当时都没有钱，于是首先想到中国，所以英国就让中国带头。从世界经济的角度出发，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发，从中国的担当出发，承诺我们出资500亿美元，占总目标的十分之一，中国带头后，在伦敦峰会上很快就形成了1.1万亿美元的救助盘，又一次稳定了世界经济的信心。
G20当前需要克服的三个问题
首先是协调的问题，其次是执行力的问题，最后是领导能力的问题。因为我们自己当主席了，所以要对G20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从国际背景上来说，G20的转型和改革全球治理的体系，都涉及国际制度性的改革。全球化或者全球化利益的分配格局要改变，就要动很多国家的奶酪，这是很困难的。G20之所以存在执行能力、协调能力和领导能力方面的缺陷，有三个根本原因。
第一，全球经济治理本身存在严重的缺陷。这个缺陷包含两点：治理的赤字和碎片化。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和全球治理的缺乏，与经济全球化及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不断扩大是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经济相互依存，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又存在严重缺陷。
第二，全球治理主导权的失衡。因为西方过去长期在全球治理方面保持着话语权、决策权、议题设置和规则制定的优势，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是一个弱势。过去都是G7在把持，到2003年开始才出现所谓的G8+5，加了五个发展中国家，但并没有真正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决策里面。当全球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发生改变的时候，全球治理的主导权如何分配是一个大问题。西方当然不太愿意让渡主导权，这个很难。
第三，随着贫富差距扩大，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积累。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反全球化的思潮、民粹主义的思想在上升。例如美国大选，英国脱欧，欧盟现在遭受一系列的危机，全球化现在遭受反全球化力量的冲击也很大，而且这些力量不仅仅是思潮问题，已经体现在各国的左右翼政党方面，一定会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有影响。
G20很难协调，现在G20实际上有30多个国家参与。据统计，从中国接任主席国到9月4日、5日开会，中国组、协调人和专业领域要开60多次会议，这还不算双边国家协调，60多次会议协调成本很高，也很难。
协调G20和联合国系统的关系，还有G20和外围组织的关系。T20就是20国智库，现在有妇女、劳工、青年、商业等，参加的成员多样，利益诉求也趋于多元化，好处就是增强了G20的合法性，提高了G20在法理上的地位。但是因为比较广泛，要协调起来确实很难。
另外一个协调难是因为现在G20涉及的领域太广了。例如现在涉及到发展问题，包括国际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贸易投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结构改革等都有所涉及。但是我们现在做的是工作组是自己分别开的，很难把它集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政策建议。
执行能力难，执行能力不足，在应对危机的头两年，因为大家都感到这个世界要垮台了，经济体系和货币体系都要垮台，所以同舟共济，G20的决定都能够执行，号召力很强。但后来危机慢慢消退以后，问题就显现出来了：没有执行力。因为G20本身只是一个论坛，论坛就是领导人做一个很好的声明，有一个很好的领导人宣言，但是落实比较难，没有秘书处，也没有联合国规定的执行的权利。
领导能力的不足表现在G20现在内部的分化。G20内部现在有三个小的组合，不算团体。一是G7，二是金砖国家，剩下来那些中等国家说，我们也得组合一下，由五个国家出面，叫MITKA，由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韩国和澳大利亚组成，他们自称为中等强国。变成三个组合了，即使组合起来，在G20内部也很难协调，所以领导能力自身也有问题。现在地缘政治的矛盾在加深，大国合作的意识在减弱，竞争的意识在加强。国际经济的合作基础是大国的共识，大国的合作，没有这两点基础，谈不上其它方面的合作。
中国如何实现对G20的贡献
中国已经进入世界体系的核心，今年又主办峰会，世界对中国的峰会有三个期待：
第一，期待中国能够推动G20带领世界经济走出长期低迷的困境。现在世界经济形势越来越严峻，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都不断地降低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前处于长期低迷，期待中国除了搞好自己的经济以外，能够给大家出主意。
第二，在G20转型方面有实质性的行动。让它真正成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而且有比较强的决策和咨询能力。
第三，希望G20能够继续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公正、合理，为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
对中国来说，今年主办峰会，能不能从目前已有的思想方案着手，发挥我们应该发挥的领导作用。例如，我们首先要着眼于这个峰会的主题，就是世界经济的强劲、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等，就是如何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这方面的首要问题是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间的协调。现在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其实是互相踩脚，G20能不能解决协调问题？能不能让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机制真正发挥作用，起到协调监督的作用？主要经济体在制定本国的经济金融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它的溢出效应。在具体政策方面，要重视就业和增长的关系，特别是青年的就业，增长、就业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其核心是经济增长，关键是就业，最终目标是实现发展。2015年联合国制订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到2030年要完成，因此，赋予G20一个任务：G20要带头制定核心的、高标准的、国别的方案，中国已经在做了，G20成员在这方面要带头。
G20在转型方面还要脚踏实地，我们可以推动G20做的：一是要设立一个秘书处；二是要缩小议题的范围，聚焦议题范围；三是要提高工作组研究小组的效率和相互协调的问题；四是要加强领导核心，现在有三驾马车的机制，一些学者提出来要成立五驾，要有一个常设的、核心的机制。
应该专门有一个危机应对小组，不影响G20的主要工作和方向。我们过去有体会，经常会出现因突发事件被绑架，本来议程设计得好好的，突然有一个事件或恐怖袭击，分散了注意力，结果亟待讨论的问题都没有讨论。
中国确实要身体力行地推动全球治理改革。首先，要把IMF的货币基金改革进一步深化。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可以扩大，成为真正国际上流通的储备货币。其次，建立大宗商品价格稳定的机制。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对很多国家，特别是依赖资源出口的发达国家冲击很大，对世界经济冲击也很大，从长远来看，对世界经济是不利的。
最后，克服全球治理碎片化。把现在已有的自贸区的协定和各种各样的区域合作协议适当地整合。
当今世界上有450多个自贸区的协定，美国在推动TPP和TTIP，东盟、中国和其他国家则在推动RCEP，全球化的时代还是要有一些全球都能接受的规则。
今年G20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发展意识，因为这个世界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有一些国家已经发达了，有很多国家还没发达，或者还处在工业化的初期，经济没有发展。联合国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中国是一个倡导全球化利益的国家，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发展，世界经济的发展不可持续，全球治理也会是空谈，所以我们要聚焦，要花多力气来解决发展问题。（本刊实习记者张宇佳报道若蓝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