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2017年，以中小银行为首的上市银行综合成本率较2016年有明显的上升，平均上升25BP，只有工行、农行、建行以及张家港行出现小幅下降。主要是同业负债（包含拆入、卖出回购以及存放资金）成本率与应付债券成本率（主要是同业存单）大幅上升所致，其中，前者平均上升了60BP，后者则上升了50BP。
而存款成本率虽然平均值下降了4BP，但实际上各家银行有明显的分化，大行和农商行在存款成本上占优，基本都下降，而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存款成本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2018年，影响银行负债端成本率的因素更加复杂多变，既有正面因素也有负面因素的影响，未来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值得市场重点关注。
综合成本率下行不确定性大
从负面因素来看，首先，随着M2增速的下滑，货币供给低于需求。从资本市场大环境来看，从2017年开始，M2同比增速明显下降，一方面是为了满足金融去杠杆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央行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正经历从“总量管控”到“价格管控”的转变。2018年一季度，M2同比增速始终维持在9%以下，3月更是只有8.2%。
相对经济增长的货币需求来看，一季度国内实际GDP增长6.8%，加上2%左右的通胀水平以及2%-3%左右的调整项，实际合理货币供给增速应该在10%左右。很显然，目前货币供应量是低于需求的，这是导致整体市场资金价格（包括银行负债价格）上升的根本原因。
其次，各家银行存款增速下滑，结构性存款占比上升。在严监管环境下，存款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尤其是中小银行存款增速持续下降，而大型银行虽然凭借渠道优势和品牌优势，存款增速保持相对稳定，但结构化存款增长也十分明显。一般而言，结构化存款成本率要高于一般性存款，因此，结构化存款增速快于一般性存款将抬高整体存款的成本率。
第三，存款利率上限或上浮，可能进一步加剧存款市场的竞争。2015年10月，央行已经放开了存款利率的管制上限，但实际上，各大银行之间存在存款利率的行业自律约定，普遍不高于50%的上浮比例。近期，有市场传闻央行将上调浮动上限10%，以满足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去杠杆的双重需求。
目前，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上浮比例大致在20%-30%左右，结构性存款利率相对较高，但上浮比例高于50%的存款较少，其中，五大行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上浮23%左右，更长期的定期存款上浮比例更是不到20%；股份制银行定价稍微高一点，但1年期定存利率也只上浮27%；城商行、农商行定价最高，普遍定价上浮40%左右，个别可能达到50%。
因此，上调存款利率上浮比例可以增强中小银行的存款竞争力，对大行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从长期趋势来看，上浮存款利率上限只是“利率市场化的一个举措”，在“利率并轨”的推进下，未来银行恐怕很难像之前那样轻易获取低成本的存款。
当然，2018年，银行综合成本率也存在可能下行的正面因素。首先是降准带来的流动性边际改善。2018年，市场资金流动性要明显好于2017年，主要原因就是2018年以来的两次降准。第一次是年初普惠金融定向降准，预计释放了5000亿元左右的流动性；第二次4月25日的降准100BP置换MLF，预计释放流动性1.3万亿元，其中，9000亿元用于置换即将到期的MLF，这部分资金可以大大降低银行的负债端成本率（最近一期MLF的1年期成本率在3.3%），剩余4000亿元的增量资金将大大改善市场的流动性。
其次，同业负债利率下降，同业负债占比明显下降。2017年，在同业严监管的情况下，银行间同业资金拆放的利率在抬升，这是导致2017年全年负债端综合成本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从2018年一季度的情况来看，同业负债利率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行趋势。截至2018年4月底，1个月、6个月和1年SHIBOR利率分别为3.90%、4.18%与4.38%，比2017年年底分别下降了113.52BP、70.23BP和37.61BP。
此外，2017年，各家银行还明显压缩了同业负债的占比。以上市银行的情况看，中小银行同业负债下降比例最大，大行作为主要的同业资金融出方，下降幅度较小。因此，在同业负债方面，既有“价”的下行，又有“量”的下降，使得整体同业负债成本呈下降之势。
第三，在新的监管框架下，央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很可能会从减低银行负债端入手。2017年，为了降低同业负债，央行主要以降低M2增速，收紧市场流动性的手段进行。这也是出于在分业经营的管理体制下，金融监管交叉重叠区域和监管真空区域并存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由于银行贷款利率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因此，这种收紧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融资成本的抬升。
2018年，中美贸易战为经济增长蒙上阴影。而随着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银监会、保监会合并为银保监会，“一委一行三会”的新监管框架加强了央行对社融的把控力度。在外部环境需要和内部条件成熟的双重影响下，央行需要并且能够从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最近一次降准就是最好的证明。
综上分析，2018年，银行负债端成本在结构上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变化，存款负债成本可能会因为市场竞争的加剧而上升，而同业负债成本（含同业存单）可能会出现边际上的改善。
总体来看，2018年，银行综合成本率的变化方向很可能是向下的，核心原因就是央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主要手段是降低银行负债成本。在金融去杠杆初显成效的情况下，同业负债成本将比2017年有明显的改善，这是确定性较大的因素。
而且，存款成本不见得会因为竞争加剧而出现大幅上升。一是目前银行存款利率上浮比例普遍在20%-30%左右，只有部分中小银行可能会上浮到50%，因此，上调存款利率上浮上限只会对中小银行的存款成本率有抬升作用，对大型银行的影响较为有限；二是目前的降准以及未来的持续降准将做大存款市场的规模，可以冲销部分竞争加剧带来的影响；三是从最近两次业绩发布会可知，虽然各家银行逐渐开始重视“存款立行”的战略，但大行表示还是会保持自身稳健的存款发展战略，从提高客户服务满意度出发来增加存款规模，而不会一味地在存款上打“价格牌”。
由于在银行负债结构中，存款负债占比在80%左右，其他负债（同业负债、同业存单以及央行借款等）占比在20%左右，在两项一增一减下，对整体综合成本率的影响较难进行直观判断。
因此，中信建投做了如下情景假设分析。假设一：2018年，综合负债规模、存款负债规模（日均数）增长同2017年的增速；假设二：2018年，在乐观情景下，存款成本率上升2BP，其他负债成本率下降40BP；在正常情景下，存款成本率上升5BP，其他负债成本率下降30BP；在悲观情景下，存款成本率上升8BP，其他负债成本率下降20BP。
基于以上假设可以判断，在乐观情景下，上市银行综合负债成本率可能有6BP的降幅（算术平均）；在正常情景下，综合负债成本率可能有1BP的降幅；而在悲观情景下，综合负债成本率才会有4BP的升幅，但该幅度相对2017年也有明显的下降。
生息资产收益率向上确定性大
回顾2017年上市银行生息资产收益率的变化情况可知，从总体上来看，2017年，上市银行综合收益率有所分化，且升多降少，以大行和农商行为首的上市银行综合收益率有小幅下降。
从结构上来看，受严监管的影响，银行同业资产收益率与同业成本率一样有比较明显的上升，平均上升45BP，这是银行提高2017年综合收益率的主要原因。但占比最高的贷款收益率反而下降了18BP，这点与2017年央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上行不符。
此外，在债券投资收益率上，虽然2017年债市持续走弱，但各家银行平均收益率仍然提高了12BP，只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有1-4BP的下降，这与各家银行债券配置结构和投研实力有很大的相关性。
综上所述，2017年，银行生息资产占55%左右的贷款收益率有小幅下降，占比在10%左右的同业资产收益率反而有明显的上升，而占比在30%左右的债券投资收益率变化不一，最终导致了2017年银行综合资产收益率的相对分化。
相对于2017年而言，从综合负债端来看，2018年综合资产收益率上升的确定性要更高，核心原因是占比最高的贷款收益率与债券投资收益率上升的概率很大，而同业资产收益率虽然有可能下降，但影响较小。
央行每个季度均会公布《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并会在其中公布各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水平及变化，这为我们判断上市银行当期的贷款收益率提供了依据。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央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指的是当期新发放贷款的定价利率，而上市银行财务报表中的贷款收益率指的是当期贷款利息收入除日均贷款余额，从而主要是“存量”贷款的收益率，因此，两者之间存在期限上的“错配”。
我们将老16家上市银行平均贷款收益率曲线分别往前平移半年、一年来观察与“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的关系。很明显，平移之后的银行贷款收益率走势与“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几乎一致。相关系数表明，T期“上市银行贷款平均收益率”与T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的相关系数仅为80.53%，但与T-1期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的相关系数达到94.93%，与T-0.5（半年）期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更是高达97.05%。因此，新发放贷款的收益需要滞后半年到一年才会体现在银行实际利息收入当中。
基于以上规律，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2018年银行贷款收益率的情况。《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2016年总体上升41BP，该变化将导致2018年全年上市银行贷款收益率平均上升41BP至5.12%。与此相类似，我们也可以推断出2018年上半年银行贷款收益率就可能上升32BP，速度快于下半年，这也符合2017年上半年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利率上升幅度高于下半年的特征。
中信建投认为，上市银行贷款收益率回升是可持续的：第一，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2018年一季度，金融机构加权贷款利率为5.96%，比2017年四季度上升22BP；第二，在表外监管趋严的背景下，金融资源回归表内，实体经济对银行表内信贷的依赖和需求均会继续增强，从而提高银行的议价能力；第三，银行贷款重定价能力要慢于存款，因此，2017年同业负债压力、2018年存款竞争压力均会向2018年及以后的贷款中逐步传导。
2018年年初至今，在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春节期间临时流动性动用安排以及降准100BP置换MLF等利好的刺激下，市场流动性较2017年更为充裕，从而带来债券市场主要品种到期收益率的下降，价格上升。下半年，随着市场流动性的持续改善，以及继续降准的大概率，从而使得上市银行在债券投资上的收益率将好于2017年。
综上分析，对2018年银行生息资产综合收益率的判断要比其付息负债成本率的判断更容易。贷款收益率与债券投资收益率上升的概率很大，而这两部分合计占生息资产规模80%-90%；其他生息资产（如同业资产、央行存款等）有下降的可能性，但占比很小。因此，总体而言，2018年银行综合收益率向上的确定性比较大，仅需要关注的是上升的幅度。
我们可以做如下情景假设分析：假设一：2018年，生息资产总规模、贷款规模、债券投资规模以及其他资产规模（均为日均数）的增速与2017年保持一致；假设二：2018年，在乐观情景下，大行与其他银行贷款收益率分别上升30BP、60BP（主要考虑到大行与中小银行客户对象差异带来的议价能力的不同），债券投资收益率均上升30BP，其他资产收益率保持不变；在正常情景下，大行与其他银行贷款收益率分别上升20BP、40BP，债券投资收益率上升20BP，其他资产收益率下降10BP；在悲观情景下，大行与其他银行贷款收益率分别上升10BP、20BP，债券投资收益率上升10BP，其他资产收益率下降20BP。
基于以上假设得出以下结论：在乐观情景下，上市银行综合收益率会上升42BP（算术平均）；在正常情景下，综合收益率会上升28BP；而在悲观情景下，综合收益率会上升15BP。
从2018年付息负债综合成本率与生息资产综合收益率的因素出发，并基于乐观、正常、悲观三种情景下的变化情况可以判断，生息资产收益率回升的确定性更大，幅度也更大，而影响付息负债成本的因素较多，但总体判断仍然是稳中有降。基于“净息差=（利息收入-利息支出）/生息资产平均余额”公式，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出2018年全年上市银行净息差的情况。
在乐观、正常、悲观三种情景下，2018年，上市银行净息差有望分别回升46BP、28BP以及9BP；从改善幅度来看，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大行>农商行。上述数据预测结果比较符合我们的直观判断，一方面，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在本轮贷款收益率的上升中收益最大；另一方面，由于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存款占比较低，在本轮存款成本抬升下受到的影响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