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龄，著名晋商，清末票号改革家。因经营票号而卓立于当时商界，创造了不少商界奇迹，在当时不只是个一般的商人，而是一位具有政治头脑，观察事物敏锐，对时事有一定了解，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商人。
李宏龄在担任蔚丰厚票号分庄经理期间，值时局激烈动荡，先后发生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两宫去世等事件。在时局变故面前，唯有李宏龄的“蔚丰厚”票号这一枝独秀，不仅能免遭损失，而且资产还大幅增值，想必与其独具远见、主观努力、灵活处事、信义为重和开拓精神是密不可分的。陈立三在《平遥李君墓表》中称赞说：“君虽治商，而好读儒生性理诸书，有所得报，膺而躬行之，所与游多一时知名土。”
征战商界名震京师
李宏龄(1847-1918)，字子寿，清平遥县西源祠村人。平遥县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的根据地。其先世也曾以业商致饶，后遭战乱中落。李宏龄自幼好学，因家道中落，入钱铺学徒。清同治七年(1868)，21岁的李宏龄凭着好相貌、利索的嘴皮子和写得一手好字等硬件，经同乡曹惠林的推荐，顺利考入当时赫赫有名的“蔚丰厚票号”，成为票号伙计，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伙计生涯。
蔚丰厚票号的财东是山西介休北贾村侯氏，资产很雄厚。据《清稗类钞》记载，侯氏资产达七八百万银两。李宏龄因其办事干练、忠诚、吃苦耐劳、任劳任怨，逐渐为主事者所器重，先后被调往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庄任经理等职务40多年，成为当时身份显贵的“银行”金领，对票号的保全及发展其功甚大。李宏龄为人极重义气，事业发达后，不忘当年的保荐入号人，当曹惠林病故后，曹家极为贫寒，李宏龄便主动负责赡养其妻儿子女十余年，直至其子女长大成人，能自谋生计。
光绪十九年(1893)，李宏龄由京赴沪途经扬州，适值分号接总号电示，不得收上海汇银，否则以违犯号规论处。扬州分号经理白子直大为作难。李宏龄遂直言道：“应照收无误，如总号见责，由我负担，与分号无关。”年终结账，扬州分号获利三万余银两。李宏龄到达上海后，发现经营疲软，生意清淡。调查核实，得悉主要原因是经办人员对官银汇兑的库费、平码等规定不熟悉，服务客户不及时。即加强训练，将其有关事项一一罗列，让伙友们熟记，为客户提供及时便利的服务，因此上海分号很快兴隆起来。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李宏龄赴汉口任分号经理。初到任，即命伙友将所有外放款收回。八月汉口遭乱，伤数千人，烧毁房舍货物无数，不少票号因放款无法收回而受到损失，甚至歇业。独蔚丰厚票号未受其累。其不仅主持商务，而且关怀下属疾苦，发现不少伙友因不适应南方气候，健康受损，面黄肌瘦。多次向总号去信，建议以铁路开通之便利，可改变过去“三年一下班”(三年内可回家度假半年)的旧章程，让驻外从业人员经常短期回家轮休，体现关心之情。
光绪二十九年(1903)，李宏龄又调北京任分号经理。时经八国联军侵略和掠夺，京城经济遭严重破坏，市面谣言四起，人们纷纷向冶炼金银业的炉房提兑现银，致炉房败在旦夕。李宏龄分析形势，认为各行各业利益相连，如果炉房度不过此劫大量破产，必将产生连锁反应，影响整个商界。李宏龄亲自出面联合同业，以巨款接济炉房，市面渐趋稳定。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去世，京城银市动摇，炉房再次出现危机。李宏龄又联合同业予以支持，士农工商各界“莫不交口颂李君才贤”，盛誉其“独以任侠识大体”。
票号改革孤掌难鸣
1897年，随着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现代制度下的银行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一直到1911年，全国已经有30家银行。清政府此时颁布了《试办银行章程》，仿照西方银行的模式，对银行设立给予肯定和支持。
不过这些变化并没有被山西票号的东家和大掌柜们察觉，他们依旧沉醉在票号的辉煌之中。1904年春天，李宏龄给平遥总号写信，建议成立股份制银行，并且认为“时不可失，机会难再，宜早不宜缓也，宜速不宜迟。”写完信后，李宏龄又特意挑选了十三张描绘北京风光的明信片寄回平遥，恳请在山西深宅大院里的东家掌柜们出来“走一走”。
但大掌柜毛鸿翰却对推动改革的李宏龄心怀猜忌，并带了口信给李宏龄，口信的内容是：“关于合组银行的事大家都说是你的主意，这件事你不必再张罗了。”此后，收到来自京城李宏龄的亲笔信，毛掌柜一律扔到书柜顶上，看都不看一眼。他甚至认为“银行之议，不过是李某人自己想发财罢了。”
1914年日升昌票号倒闭，天津《大公报》在描述当时情况时用了这样的语言：“彼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东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这样，李宏龄等发动的票号改革计划，就在毛鸿翰为代表的一些守旧势力的破坏下，成为泡影。
著书立说百年沉浮
民国2年(1913)，年逾花甲的李宏龄离开了北京，回到平遥老家。得知李宏龄回乡，有好友前来拜访，看到李家的宅子寒酸不已，他提出自己出钱在旧宅旁再盖一所新宅，算是送给李宏龄的礼物。新宅盖起来了，可是少有人知，曾经呼金唤银的李掌柜居然盖不起房子。有人问及：李家什么多?什么少?答曰：书多，钱少。
据说，李家的书多得放不下，以至于柜上柜下、桌上桌下全都是书;小孩子走路摔一跤，低头一看也是被书绊倒的。可是李家的钱的确是不多，日常生活与普通百姓毫无两样，根本不像是一个大掌柜的家庭。
1917年，李宏龄翻检旧稿，将任职时往来信函汇编成卷，成《同舟忠告》与《山西票商成败记》二书，于民国六年自费石印传世。书中对山西票号业的发展壮大和失败做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介绍，为后人研究票号史留下极其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在《同舟忠告》中他把票号的事业比作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的时局之中，他认为票号的最终失败天灾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票号同仁不能同舟共济，只在设法玩弄权术争夺名利。他留下一个愤愤不平的命题：我想问一下金融界和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票号的集体性破产，是这个行业本身不行了，还是办公室政治所致?
民国7年(1918)，李宏龄病逝于平遥故里。纵观历史，山西商人在明清称雄商界五百年，而以清代山西票商为最，曾一度执金融界之牛耳。在当户部筹办大清银行时，山西票商一再错失良机，拒绝了参加筹办大清银行的计划，致大清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终以葬送自己为结果。而李宏龄发动票号改革的远见之举如能实行，则山西商人的辉煌或可继续。尽管“诸大号主者皆不用”，结果，“不数年国变作，全国叔扰，汇商业遂不支一一如君言”。但李宏龄的票号改革思想，确实代表了当时商人中的进步思潮。由此，李宏龄作为一个商人，他的远见卓识确属不易，值得后人借鉴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