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美国都收获了全球化的红利，但全球化正从巅峰坠落？
过去二三十年创新相对停滞，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都面临更大的创新压力，我们要怎么去创新？
PauloLopes|听录张春晏|翻译
彼得·蒂尔（左），钱颖一（右）彼得·蒂尔获得斯坦福大学哲学学士学位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JD）学位。他曾是国际象棋棋手，是美国21岁以下选手中排名最高之一。在斯坦福大学本科学习期间，他创办了《斯坦福评论》（TheStanfordReview），如今是斯坦福校园中颇有影响的学生报纸。
作为企业家，彼得在1998年创办了贝宝（PayPal）公司，担任董事长和CEO职务。在eBay公司于2002年以15亿美元收购贝宝之后，彼得创办了一家全球对冲基金Clarium资本管理公司和一家软件企业Palantir技术公司。
作为风险资本家，彼得具有杰出的远见。他是Facebook的首位外部投资人和董事，以50万美元获得了该公司10%的股份。他还发起了创始人基金（FoundersFund），其投资的企业包括Facebook、Sportify、SpaceX、Airbnb和Lyft等。创始人基金还为DeepMind公司提供了种子资金，该公司开发的AlphaGo在最近击败了职业围棋选手李世石，成为新闻热点。
彼得参与了多项慈善、学术和文化活动。他所支持的一家医疗慈善组织致力于延长人类寿命。他创办了蒂尔奖学金（ThielFellowship），给20名20岁以下的年轻人各奖励10万美元，使他们能从大学暂时中断学业去创办自己的企业。去年12月他参与创办了OpenAI，这是一家致力于服务而非危害人类的人工智能研究的非盈利组织。
彼得在美国硅谷长大，是真正的本土硅谷人。四年前的2012年春季，他在斯坦福大学讲授名为“创业”（Startup）的课程。该课程的讲稿被集成为《从0到1》（ZerotoOne）这本书，其中文版成为畅销书，销售量超出了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和。
四年之后，我们非常幸运能请到彼得来清华经管学院，在接下来的两周内讲授创业课程，并非常荣幸聘请彼得蒂尔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实践杰出客座教授。
——摘自钱颖一院长在聘任彼得蒂尔（PeterThiel）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实践杰出客座教授仪式上的致辞逆向思维之道
理解历史洞察未来
钱颖一：非常感谢你给我们清华学生上了深具启发、富有洞见的两周课。四年前，你在斯坦福授课，课堂笔记后来成为顶级畅销书《从0到1》。四年后的现在，你来清华讲授了这次非常精彩的课程，你的课程基于这本书，但也融合和增加了很多新观点、新例子。这些新的观点和例子反映了过去四年中你新的思考和观察。在此课程结束之际，你能否简要总结一下，你过去四年中有哪些重要的新观点或者新观察融入了本次课程中？
彼得·蒂尔：我过去四年里发展出来的很多想法，是《从0到1》里一些观点的深化。关于创新的历史，我觉得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看看工业革命以来创新的历史，你会发现，创新对社会非常有益。
问题是，在创新史上，哪些阶段创新者确实能获利？哪些阶段创新者更难获得商业成功？围绕创新历史的这个问题很有趣……例如，软件对于发明者很有利，而飞机发明者则没怎么获利。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企业家比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获益多。这个历史问题内涵丰富，所以我思考很多。
一个和创新历史相关又和中国相关的问题是：在整个体系中，高附加值在哪里？如果我们有拼图一样复杂的产业链，谁真正获取了绝大部分价值？我们怎样真正知道谁获取了价值？
我在课上举了苹果和富士康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苹果获取了价值链中的绝大部分价值，而富士康相对获利微少。苹果的价值7倍于富士康。
一种可能性是价值主要由研发和品牌环节获得，即苹果公司获得；而制造环节创造的价值少得惊人。另一种可能性是智能手机极其特别，比起其他产品，智能手机的品牌和研发更重要，而汽车或者其他产品，制造仍占据中心地位。
但是我想，高附加值在哪里，谁最有能力获取，谁更有议价能力，是超级重要的问题，需要经常思考之。
钱颖一：所以这两个方面是和中国很相关的：历史的角度和高附加值在哪里。第一，在座的大部分学生，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和中国，大部分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所以对历史所知甚少，但历史非常重要。第二，价值获取问题，现在中国正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对任何一个产业而言，谁获得价值是关键。
彼得·蒂尔：这在中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理解历史非常重要，同时要认识到未来与过去会有所不同。你无法从历史中找到所有答案。我认为对中国过去的20或30年而言，全球化是极其重要的趋势。这种趋势会继续，但不会再那么重要，可能中国正从出口模式转向消费导向的社会。如果仅看历史，你会得出结论，一切都在全球化，除了全球化别无其他。所以，我们可能会犯研究历史太少的错，也可能会犯研究历史太多的错——某种意义上被历史所限。
钱颖一：所以第三点是，未来将会不同于过去。
彼得·蒂尔：是的，如果没有不同，那我们只是活在当下，就像非常长的瑜伽冥想。
何为逆向思维？
钱颖一：这些都是新的观点。我想从你四年前的课到今天的课，有一个贯穿其中的思想，就是逆向思维，对吗？这次课中你进一步丰富了你的思想。
彼得·蒂尔：对，这是贯穿始终的思考。但是逆向思维，并不是为了和别人持不同意见而持不同意见。如果这样，就不再是逆向思维，仅是加了个负号的延续性思维——你先看看主流舆论，然后在前面加个“-”。
钱颖一：很多人有这种倾向，当他们不同意你时，就在你说的一切前放上“-”号，变成对立面。那么什么是真正的逆向思维？
彼得·蒂尔：真正的逆向思维是自己独立思考，不要人人云亦云，也不是跟周围人唱反调，而是思考有意思、其他人甚至都没想过的问题。所以逆向思维就是探索你感兴趣但别人还没发现其有趣之处的方面。
我有一个朋友几年前是个博士生，他认为成功的博士生和不成功的博士生之间最大的差异，不是做研究的能力，而是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如果你能提出正确的问题，问题不是太简单也不是太难，你就能够回答而且回答得有趣。这种能力颇具生产力，从正确的问题出发，你能得到很多有趣的结果。很多最聪明的人非常努力，但他们从未真正提出正确的问题。他们提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在问，很多人都在研究，因此难以脱颖而出。如果问题有趣但不可能回答，也难以取得很大进展。
所以逆向思维不一定总是给出不同答案，如果提出没有人问过的好问题，就是非常好的起点。
钱颖一：这是两个要点。一是提出好问题，二是寻找没有很多人感兴趣但你真正想探索的领域。
彼得·蒂尔：我们甚至经常会对提出好问题感到尴尬，因为我们经常想，这些问题很笨，或者一定已经被其他人问过了，我一定遗漏了什么，去问这些问题显得太笨。我们还都会有这种羞愧感——当听到不太懂的事情时，就想我是不是有点笨才不懂，因此不提问。可能事实上没什么，只是聊得稍微复杂点，你只要简单问一问，就会发现根本不难。所以我想，有时，问那些看上去笨笨的问题实际上挺难做到的。
逆向思维锻炼方法
钱颖一：那我很好奇，你是如何发展出问问题的方法，发展出这种逆向思维的方法。不像很多硅谷投资家和创业者，你在硅谷长大，在斯坦福读本科和研究生，在硅谷做投资，在硅谷创办公司，好像你就从没离开过硅谷。你在斯坦福本科专业是20世纪哲学，斯坦福法学院的法律博士。那哲学和法律是怎么帮助你或者实际上没有帮助你发展逆向思维的？
彼得·蒂尔：我对想法如何连接，如何契合到整体中去总是非常好奇。虽然哲学的很多东西并不太实用，但有个思维锻炼很好，就是询问事物间的相互联系。我喜欢和朋友聊天，对各种话题都感兴趣，这自然而然会有灵感。美国过去20~25年间，经历了大规模不理性的行为，心理层面上非常奇怪的现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经历了疯狂的互联网泡沫；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疯狂的地产和金融泡沫。所以回头看看，对这些事物保持一点距离、保留一些批评很重要。逆向投资：SpaceX和清洁技术
钱颖一：我想回到逆向思维。我想更具体了解，在你的投资决策中，逆向思维如何帮助你。除了Facebook，你能给我们举一些这样的例子吗：哪些时候除了你没有人真的想投资；哪些时候很多人都想投，但是你却拒绝了。
彼得·蒂尔：一个比Facebook更有戏剧性的例子是，2008年夏天我们第一次投资给埃隆马斯克（ElonMusk）的SpaceX时，我们收到一些邮件，他们说：“我们非常高兴没有投钱给你，这件事儿太愚蠢了。”潜在投资人主动发这样的邮件很不常见。
投资SpaceX看上去非常奇怪，主要问题是：这不是IT，你对投资火箭公司有任何经验吗？这生意风险太大了。
但是如果仔细思考，你会发现，SpaceX的商业模式实际上非常棒，因为人们会预付费来买火箭，所以相对而言，项目一旦启动，就是正现金流生意。而且，埃隆是在与那些非常陈旧的航空航天集团企业竞争，例如波音（Boeing）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40年来没有新火箭公司出现，显然这是没有什么人懂的领域。所以我们不需要非常擅长投资火箭公司，因为在投资层面，绝对没有人与我们竞争。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专业知识，我们也一样，但我们只要稍微做点研究就可以做到相对专业。
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投。作为风险投资家，总是犯这样的错误——投资了以后发现公司最后很糟糕或者错过了后来很棒的公司。2005年到2008年间，我们放弃了清洁技术领域这一整个投资类别。我认为清洁技术很好很重要，但公司非常同质化，这方面的投资竞争太激烈以至于脱离了潜在商业价值。当时我感觉这个领域已经有些泡沫，但不可能去公开提出疑问，大家都很狂热。最后这波热潮结束的时候，结束得很快。
钱颖一：所以你很高兴你没有投。
彼得·蒂尔：那个时候是。今天我认为，清洁技术可能是值得投资的冷门领域，但2005～2008年，不投清洁技术就对了。跟搞技术的人说商业模式，跟谈商业模式的人说技术
钱颖一：你知道互联网金融在中国非常火热，你创办了PayPal，启动了这个行业。我记得在今年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你被问到关于互联网金融和金融技术问题，当时你对金融技术的回答非常有趣。请你再跟我们说说你的想法。
彼得·蒂尔：我想金融技术（FinTech）空间很大，所以很自然大家都会关注这个领域。挑战总是在于：能多好地区别于他人。很明显，如果你能创造新的借贷系统，新的银行，会非常有价值，但最后会有很多人跟你竞争。
我总喜欢说：当人们想谈技术时，你应该谈谈商业模式；当人们想谈商业模式时，你应该问问技术问题。生物技术公司经常谈技术，所以你应该在商业计划方面去大力推动。金融则是另一个极端，大家总爱谈商业战略、市场、快速崛起。这时候你就应该问，这里面有什么技术？除了一个网页外还有什么技术？如果对技术问题回答很棒，那就是很棒的起点。不过这是个典型的会难住人的问题。有可能一个成功的金融技术公司并没有太多技术，但有非常好的市场或者渠道机制，但我会很怀疑其持续成功的概率，因为太多人想那么做了。
钱颖一：所以应该说，对金融技术，你还没有听到令人信服的观点？
彼得·蒂尔：我想各种类型的商业模式都是很棒的，只是到头来都挑战重重——如果没有技术，你最后面临很大的市场竞争，代价很大。金融技术公司通常有很多借贷，最后你可能不得不卖掉公司股份以获得出借的启动资金，你的股权会被大大稀释。所以一些商业模式可能很棒，能做得很大，但对股东的回报可能很有限，因为股权稀释太多了。
有很多案例，即使在起步时非常拿不准，但结果很好。例如PayPal，我们起初认为就是市场竞赛，我们必须尽快规模化，因为通过邮件发送资金链接不是太大的创新，所以需要网络效应，更主要的是市场推广非常烧钱。大概一年后，事实证明，网上有大量的窃贼、诈骗，所以反诈骗技术变得很热，创造了巨大价值。PayPal是个金融技术公司，最后变得很有技术含量，这是随着时间积累而成，刚开始我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
中国“从0到1”的挑战比想象得要快
钱颖一：在谈到技术的未来时，你很善用逆向思维。硅谷的很多人，很多工程师对未来的技术、增长非常乐观，但你是个例外。你谈到了创新可能停滞，或者放缓。对上述现象，你解释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智能手机技术，可以被直观感知——仅仅因为我们整天都拿着iPhone，所以我们以为技术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事实上并没有，只是感觉上的偏差。第二，我们有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巨大的财富由少数公司创造，但事实上只是财务回报聚集于少数公司而不是造福了整个社会。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现在，假设你是对的，即发达国家正进入技术进展较慢的阶段，那么与之相关的两个问题是：一，在发达国家像美国或者欧洲，这些评价如何影响了你的投资决策？第二，中国离技术前沿还很远，中国的投资者和创业者应该创办些什么样的公司？
彼得·蒂尔：总有整体和细节两方面的问题。如果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技术进展非常有限，那你会想，创新很难。如果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技术进展迅速，那你会有很大的竞争压力。
例如，有人谈到生物技术产品方面有个重大突破。我们假定，他们找到个治疗自闭症的办法——有个设备戴到头上，连上脑电波，就能治好自闭症。
在一个技术进展很快的世界，你会自然而然地焦虑——也许大家正在用其他各种办法攻克这一课题，竞争将非常激烈。在一个技术进展非常快的世界，人们不断担心竞争。
在一个技术进步有限的世界，关键问题就变成：这到底行不行啊？如果有人告诉我这样一种设备，我最初的反应不会是“谁是现在正在治愈自闭症的另外十个人，他们会与我竞争，打败我”，而变成“你的技术真行得通吗？让我们花点时间看看是否真可行，如果我们确信可行，那我们要在竞争格局上做点什么，但不一定那么努力，因为竞争不太激烈。”
所以，社会创新处于井喷还是缓慢的阶段，社会个体考虑问题的优先顺序会非常不同。
中国还在追赶中，但复制模式不会永远持续。中国已嵌入了全球化版图，急需走到技术前沿，就是“从0到1”，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多的原始创新。
钱颖一：所以你认为中国面临“从0到1”的挑战可能比人们所想的要快。
彼得·蒂尔：对。
钱颖一：这是你的逆向思维。
彼得·蒂尔：我很高兴在中国有很多人读我的书。
跟PayPal帮学团队创业
钱颖一：很多学生报名听了你的课，其中一些同学想要成为创业家，有些不想。但是他们都想要有所创新。你会给那些想成为创业家的同学什么建议？会给那些仅仅想有创新能力的同学什么建议？对我，作为商学院院长，有什么建议？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可以用哪些方法来培育学生的想象力、逆向思维和创新能力？
彼得·蒂尔：我想没有公式。有很多种方式：创业公司可以创新，在大公司可以创新，在政府可以创新，在非盈利组织可以创新。有很多情境都可以去创新。回到这点，把正确的问题作为起点总是重要的。创造大家可以探索不同问题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斯坦福，行之有效的一个方面是，很多学生和教师之间有很强的联系，这些关系会伴随你很久。
1998年，创办PayPal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公司会成还是会败。但是我们告诉自己，我们要在创始人间建立很强的联系。我们将要一起工作数十年，因为这是个长期的游戏，长期的战略。也许会成功，也许会失败，我们希望能够用有趣的方式一起工作数十年。
钱颖一：PayPal创始人的联结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后来以PayPal帮（PayPalMafia)闻名。
彼得·蒂尔：对，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建设团队。想问题应该长期。同学们才起步，不好衡量，但你应该常想着建设美好生活的方式是什么，未来的几年几十年持续地学习。
钱颖一：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应该在清华经管学院真正建立联结和关系，十年以后，将会以SEM帮（SEMMafia）而闻名。
彼得·蒂尔：对，听上去真是高回报。
过度全球化
钱颖一：你认为全球化是“从1到N”的过程，不算真正的创新；而过去的三四十年，是一个全球化主导的时代。
彼得·蒂尔：我想崇尚创新是很近的事，尤其发生在过去十多年，具体时间很难衡量。当然，在发展中国家，情况有所不同。
在全球化主导的时代，人们没有理由一定要去进行原始创新，因为复制就是最容易摘到的果实。在美国，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产业，例如金融，表现极其好。如果说，仅仅通过全球化就可以大展拳脚，那你应该勇往直前，去摘全球化的果实。对于顶尖人才而言，全球化确实曾大有可为。
可是现在全球化趋势已经不如过去那么强劲了，我想顶峰是在2007年。今天，2016年，全球化绝对已过顶峰，可能已经走向反面。在1970年到2007年之间，全球化使得贸易增长了2到3倍，和GDP增速一样快，现在很容易滑向反面。
现在需要回归创新。当创新压力大增时，在美国，有才华的年轻人从蜂拥去纽约变成潮涌向硅谷。在整个上世纪80到90年代，直至2007年，对有才华的年轻人来说，纽约是魔力之都。年轻人都想去银行业、投行、麦肯锡咨询、高盛等等，这些行业与企业和全球化紧密联系。从2008年开始，人才更多流向硅谷，相比以全球化征服世界的故事，大家更喜欢创新的故事。
钱颖一：为什么你认为全球化的顶峰是2007年？是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吗？
彼得·蒂尔：银行是全球化的中心，在金融危机中，银行是最受重创的。也可以说，过度的全球化引发了危机。
钱颖一：这是你的创新观点，就是说，全球化同技术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彼得·蒂尔：对，但不是全面替代关系，是部分的替代。
钱颖一：通常大家认为因果关系是这样，金融危机削弱了纽约和金融行业的吸引力，所以大家转向硅谷。你的观点是，因为全球化走得太远，所以金融行业陷入困境。
彼得·蒂尔：两者都是。但我想我的解释比标准解释更进一步。如果只是按标准解释，你可以说，危机是因为一些监管政策出问题导致的事故，所以可以回头纠正。但是他们回头重来了，并不管用。如果是浅层次的错误，你可以回头纠正；但如果是深层的错误，那事情就从根本上没法运行了。我想那是深层错误。
钱颖一：这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听说全球化走得太远这个观点。通常人们反对全球化时说“全球化破坏了工作机会，降低了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这是比较典型的观点。但你的观点听上去不同，你的观点是过度全球化？请解释一下过度全球化。
彼得·蒂尔：全球化和技术这样的词汇一样，意味着很多东西，会令人困惑。过度全球化是想象力失败的产物——除了全球化，你想不出其他东西。你能想到的未来，就是让世界变得一模一样。你能做的事，就是试图更快聚合。当人们只有这样很失败的想象力时，就会导致资源都进入全球化套利中。
钱颖一：所以你的全球化定义，就是市场的扩张和技术的复制？
彼得·蒂尔：有各种各样的全球化。一种是复制可行模式，是已有事物的延伸。因此，全球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同质化。我不是反全球化。我认为是全球化（“从1到N”）被捧得太高，以至于影响了创新（“从0到1”）。
创新的停滞与重燃
什么是真正的创新？
《财经》：对创新的理解每个人都不一样，在您看来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彼得·蒂尔：创新有些难以定义，合理的定义是，创新是那些明显改变或者潜在会改变人类文明，并在未来会提升人们生活水平的事物。
《财经》：是不是可以说，你把创新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宏大的创新，它们影响和改变了文明，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另一类是小微的创新，这些创新也可以影响社会。你所说是这样吗？
彼得·蒂尔：对，我对宏大的创新更有兴趣，但在实践层面，两者都重要。很多人说，Facebook是小事儿，无足轻重，即使社交网络已经改变了沟通的属性。我们创始人基金有个网站，网站上写着：“我们期待会飞的汽车，但只得了140个字”。140个字指Twitter。这话是批评Twitter，相比飞翔的汽车，Twitter就干了那么点小事情。但是我想，沟通变革实际上影响重大。即使像Twitter这样看上去很小的公司，也大到足够去影响人类的整体文明，且在商业价值方面也很棒。我乐于看到那些大到可以提升社会整体文明水平的公司，但作为风险投资家，投到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好公司就很好了。
钱颖一：你认为过去40年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创新是什么？
彼得·蒂尔：过去40年中，有些药物非常重要。过去40年的创新主要围绕电脑、因特网、移动互联网、软件、半导体等。我想相比其他领域，我们在这些领域进步很大。有个大争论——创新是加速了还是停滞了？我认为计算机领域是加速的，而其他任何领域是相对停滞的。看看今天“技术”一词与五十年前不同的含义就知道了。五十年前，就是1966年，技术一词意味着火箭、超快的飞机、农业绿色革命、核能，还包括计算机等等各种东西。今天，技术通常指信息技术。我们已经把定义收窄了。1920年代，技术指轿车，现在我们不会把小汽车和技术联系在一起，除非把汽车延伸到计算机领域，例如自动驾驶汽车——汽车里内置了计算系统。现在，如果其他领域也有这样的进步，对我们的文明会更有益。
钱颖一：现在的“技术”一词意味着信息技术，这很有意思。
彼得·蒂尔：对，事实就是定义变窄了。这也某种意义上说明了创新的停滞。
钱颖一：经济学家会说，抽水马桶是最有影响力的创新。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是空调。如果没有空调，我们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都会丧失生产力，例如新加坡。
彼得·蒂尔：抽水马桶是罗伯特·戈登（RobertGordon）说的，还有管道系统，很重要。电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于冬季和夏季。
创新的停滞与感知错觉
《财经》：也有些著名人士说，相比19世纪的蒸汽机、核电等，过去二三十年创新有所停滞。
彼得·蒂尔：对，持这种观点的有罗伯特·戈登、泰勒·科恩（TylerCohen），我基本上赞同，不过这种观点在硅谷不常见。
钱颖一：对，在这个观点上，你是个特例，在硅谷极少。
彼得·蒂尔：对，我总认为，硅谷人有点儿偏见。关于创新的问题，我和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Schmidt）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我管埃里克施密特叫谷歌传道大使，因为他会说一大套，技术如何伟大，如何帮到每个人，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好。
我更乐意说创新有所停滞。这有很多表现，表现之一是生产力增长不如过去快。如果你认为技术作为宏观经济因素与生产力增长相关，那过去四十年以来，美国、西欧、日本的生产力增长放慢了。人们可能会争论“生产力的衡量方式正确吗？”我总认为信息技术的作用被夸大了。由于很多信息技术被用于沟通，于是我们注意到了信息技术带来的巨变。我们眼前整天晃着显示屏，整天用手机、用短信，于是手机吸引了我们巨大的注意力，我们更少注意我们的基础设施。在美国或者西欧，地铁已经100年没变，城市也不怎么改变，在很多维度上，技术的进步都是有限的。
钱颖一：所以这是感知问题，由于我们每天用手机，所以感觉技术飞速变化，但是实际上你没有感知其他的东西。进一步说，经济学家看数字，生产率等等，所以更悲观。不过你不同，你是创业家，你在硅谷，硅谷的绝大部分人都非常乐观，你是个例外。你的洞见是什么？
彼得·蒂尔：我想硅谷的挑战之一，在于人们有“看涨偏见”，因为如果你创办公司，你就要说世界正在变得不同，如果你是风险投资家，你要说有那么多可投资的出色技术正在涌现。所以，硅谷的人们自然会有这种倾向，他们会说，我正在干好多事。
近期的历史，也就是1990年代末的技术领域大泡沫，也加剧了这种倾向。当泡沫破裂的时候，硅谷之外的人都说，互联网就是泡沫。当人们说没那么多技术创新时，意味着他们认为公司估值过高了。创新和公司估值之间联系密切，这让硅谷人很自我保护。
在一个适度创新的世界，财务回报事实上可能非常可观，因为一旦你做出新东西，后来者很难追赶。如果创造出类似谷歌的新搜索引擎，在搜索上就难有重大创新了，没人能再创造出比你棒非常多的搜索引擎。结果是，你占据了搜索的垄断地位，很强大，很无敌。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磁盘驱动器产业为例，你可以造出全世界最棒的磁盘，两年后又会有人造出更好的。你的公司就会出局，投资也打水漂了。十年里，磁盘驱动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创造了消费者盈余，但是这种变化对磁盘公司并无好处。所以，技术发展缓慢的环境远比技术井喷的环境更有利可图。大饥荒时代的农夫，可能远比粮食充足时代的农夫容易赚钱——在粮食充足的时候，粮食价格会很低。
美国：走向创新崇拜
钱颖一：你说到现在美国的趋势，是人才涌向硅谷，崇尚创新，我可以用具体的例子来支持你的观点。有人比较了哈佛商学院和斯坦福商学院MBA申请人同时被两所学院录取后的选择，在过去两年，斯坦福首超哈佛。
彼得·蒂尔：我感到惊讶，这只是过去一两年的事情。每次我说到哈佛，总感觉正输给加州。
中国：从复制到创新
《财经》：现在中国经济面临很大下滑压力，很多经济学家包括钱颖一院长都在说，创新是今天中国经济的出路。就您的观点而言，为什么中国今天如此重视创新？中美创新如何不同？
彼得·蒂尔：这方面钱院长肯定有很多可说。我对美国更了解些。不过中国已经从全球化中大有斩获。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应该停止，但全球化的收获不会像过去那么巨大了。因此，就像在美国和西欧，中国需要做新的事情，要垂直增长而不只是水平增长。大家说中国非常不同，中国是大国，需要做大规模才能获得商业成功，所以很多创新都在商业模式方面，而科学或者技术突破就少很多。
历史上，创新非常不同，问题是理解未来10～20年会怎么样——未来会日益不同。我的观点是中国越来越像美国那样需要创新，中国创新的需求会增强。某种程度上，中国会与美国和欧洲一样面临挑战，但创新挑战的出现在现在还是15～20年后，是个开放问题。你可以说，中国人均GDP还很低，只相当于1965年的日本，所以即便没有真正的创新，经济也还有很大上行空间。你可以说，也许中国会找到日本市场规模下所不适用的模式，以至也许还有20年不用去就创新。但日本的历史堪值借鉴：发展良好，然后突然停滞下来，根本问题还是创新不足。德国居于美国和日本之间，但显然需要进一步的创新。
教育能激发也能遏制想象力
《财经》：创新和教育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创新可以在学校中学到吗？
彼得·蒂尔：有某种联系，但很复杂。我确实认为需要有知识基础。如果我们要在前沿领域做新的事情，恐怕不能一无所知。所以通识教育是必要的。技术上有成就的人多数都很聪明，受比较高的教育。
教育的危险是大家被训练得善于考试。考试是吸收已经存在的知识。这种教育总是存在这样的风险：让人善于重复传统知识而付出不尝试新事物的代价，最后几乎没有时间去思考不一样的事物，做有趣的事情。
我的教育背景不同寻常。我上了很精英的大学，但是在加州读的公立高中，高中并不紧张，夏季有三个月假期，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我对数学很感兴趣，所以数学比较好。探索创意的自由是很棒的。如果太过紧张地在固定轨道上运行，多数人就不会做其他事情了。
《财经》：你很强调想象力，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已有的教育模式事实上扼杀想象力？
彼得·蒂尔：教育能激发想象力，也能遏制想象力。如果你读了很多书，可能比什么书都不读能给你更多想象力。但如果你必须快速地读所有书，去死记硬背，可能你就没有时间去思考和想象。读书肯定比完全不读书要好，但也很容易过头转向损害想象力。创新中的政府作为与失灵
《财经》：这对中国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政府应该怎么做去促进创新？
彼得·蒂尔：这个问题我是局外人。抽象地说，中国认为创新是重要课题，关于创新的争论在中国远比在欧洲或者美国激烈得多，这是好事。促进创新的具体问题，应该要问，是否规定太多而让人们难以创办公司？文化上是不是不宽容失败？我不觉得失败是啥好事，但也不要当做灾难，让人没有勇气去尝试。对于政府直接去做，我总是持怀疑态度。我不觉得由政府来成立风险投资基金是好主意，也许根本不可行。
钱颖一：中国政府确实想做事，非常有热情。从发挥市场作用的角度来说，政府不应该插手具体事情，而应该解除管制、创造容许自由思考和创新的环境，而不是直接从事具体事务，是吗？
彼得·蒂尔：我举个有点抽象的例子。我想美国国防部的DARPA（DefenseAdvancedResearchProjectsAgency）在1950和1960年代，运作得非常好，但在过去三四十年里，就没那么创新了，DARPA有所停滞。人工智能的奇点还远
钱颖一：你投资了人工智能，看上去你不像埃隆马斯克一样焦虑。
彼得·蒂尔：我想AI技术非常重要，也有很大的潜在危险。AI是个容易有分歧的词，可以指下一代计算机，或者是最后一代计算机。“下一代”和“最后一代”可能是非常不同的事物。
如果广义人工智能诞生，某种程度上，人类已经不需要思考了，因为计算机是如此聪明，创新都来自计算，而不是来自人类思考。广义的AI将会非常奇异，也还很遥远。
钱颖一：但我们没有在做广义上的AI，我们在做狭义上的AI，对吗？
彼得·蒂尔：即使是AlphaGo，除了下围棋也不会干别的，只是计算比人强的信息时代的持续。1940年代末，计算机开平方根比数学家快。回溯到工业革命时候，机器替代了人力。我想狭义的AI是计算机时代的延伸，是积极有益的。广义的AI就奇特了，可能很危险，但还非常远，我不担心。我想长期以来对AI过度预测了。生物技术有望大突破
钱颖一：除了因特网、金融技术、空间技术，你认为未来十年最令人兴奋的技术有哪些？
彼得·蒂尔：可能我感到最兴奋的一个领域，是不同形式的生物技术。如果我们能解决几类问题，将能真正变革人类生命。就像我在演讲中说的，癌症治疗进展有限，未来几十年有望取得非常大的进步。很多领域都大有可为，即使过去长期以来挫折重重，进展缓慢。在硅谷，专门的生命科学实验室还很少，而且都在转向IT。再说一次，这不是简单的放个负号式的逆向思维，而是我有点怀疑，我们现在是不是太聚焦于IT，而对生物技术投入不够。
（注：本文以钱颖一教授和彼得·蒂尔先生在清华经管学院课堂上的对话为基础，并综合了部分《财经》杂志对钱颖一和蒂尔的采访内容，在此对《财经》杂志表示感谢。）
本文责任编辑：张春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