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幼马口述高芳整理
1944年马海德与毛泽东在延安机场1934年马海德和日内瓦大学的同学雷文生、克士在上海开设的一家诊所
中共和美国的最早接触我今天会讲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但今天是习近平主席第七次访美，我想也讲一点中共与美国关系前40年里的四件事。中共和美国的最早接触可追溯至80年前毛主席和马海德、斯诺这两个美国人的见面。毛主席从1936年到他去世的1976年，这40年里，外交是紧抓不放的大事。尽管他的晚年有失误，但中国的外交是成功的。中国和5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美国总统也到毛主席的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拜会。从红军时期这两个美国人来到临时红都保安开始，斯诺一直是毛主席信赖的好朋友，直到1972年去世；而我父亲留下来，参加了红军，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之后的13年里，是毛主席的保健医生。1935年，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又度过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冬天。绝大多数的南方红军战士没有想到，黄土高原的冬天是这么的吓人。他们没有过冬的被服和粮食，身体大大地透支。就我所知，有的中央领导因为身体太弱，是在担架上被抬着过来的。所以，他们特别需要医生。原来在红军里仅有的一个傅连暲大夫，还在张国焘那儿，生死不明。毛主席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医生，而且应该是一个外国医生。为什么呢？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红军被叫做“赤匪”，可能没有一个中国医生愿意来“匪”的地方。而外国医生可能有便利之处。于是，美国医学博士、我的父亲马海德在毛泽东的邀请和宋庆龄的推荐下，来到了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被邀请的人，他就是被宋庆龄证明是同情革命的美国记者——斯诺。宋庆龄说，看到拿另外半张英镑的人，你就跟他走就我所知，毛主席的湖南话不容易懂，他自己也不懂外语，加上长期在军队和地方，所以，除了和李德争论过以外，没有真正和外国人打过什么交道，直到中共请来的这两个美国人。我父亲是怎么到红军来的呢？1936年初，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中央红军和上海的地下党有了电报的沟通。这时候，毛主席告诉宋庆龄，他们需要一个外国医生，宋庆龄就让我父亲到了西安。我们家现在还有这本美国护照，上面说，这个人可以到西安，但是不能进入“匪区”。时间是1936年4月，盖有国民党相关机关的章。所以，历史证明，党中央、毛主席当时最需要的是一个医生。父亲到了西安，没有人和他接头，又回到了上海。到了六七月份，宋庆龄又说，这次去，保证有人见你。并给了我父亲半张十英镑的钞票。她说，看到拿另外半张的人，你就跟他走，在路上你还能见到一个美国记者，他叫斯诺。
1980年春节，马海德与邓颖超在一起。邓颖超在照片背面题写：“1936—1980年春节，保安——北京，44年的友谊的纪念”邓颖超说，“你父亲救了我的命”具体父亲在陕北怎么看病，这个我说不出来，但我记得在1983年，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有一次拉着我的手说：“你父亲救了我的命。”原来，邓妈妈那时得了肺病，这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后来我父亲告诉他，太阳好的时候躺在门板上晒太阳。在太阳和氧气的帮助下，她的肺病果然好了。我家有一张邓颖超和父亲的合影，上面写着“1936——1980年春节，保安——北京，44年的友谊的纪念”。这就说明他在红军时期给许多中央首长看过病，很受尊重。其中张闻天因为外文很好，跟我父亲聊天特别多。周恩来则是最早见到斯诺和我父亲的。除了看病，党中央还希望我父亲到下边部队里进行调研，看看红军的医疗卫生情况。我父亲去了许多地方，并写出了一份关于中央红军医疗卫生情况的调研报告。这份报告现在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斯诺回北平，我父亲说，“我留下来”斯诺和毛主席见面以后，毛主席推心置腹地给他讲了很多从小到大的个人经历。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以后好像也没有过。为什么？因为当时红军很弱。我父亲跟我讲，在欢迎他和斯诺的大会上，口号是“没有吃，没有穿，但我们有国际友人的支持”。大会前排的人都拿着枪，但是后来我父亲才知道，每支枪里不超过五颗子弹；后排的人拿着大刀长矛；再后面的，说是凑热闹的也可以，是拿的镐头、叉子这些农具。当时的红军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碰到张学良的大烟兵或许能打胜仗，但要是胡宗南的中央军来了，红军就很难应付了。往下怎么办？这是毛主席一天到晚在想的事情。没有根据地，没有吃的粮食，没有穿的衣服，没有枪炮子弹。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当时看来，往后很可能还要长征，到更穷更荒凉的无人区打游击。毛主席希望通过美国记者斯诺，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共产党和红军，还有毛主席本人的过去和现状。此前，中国记者范长江曾经采访过毛泽东，谈了一个晚上，但是毛主席基本上没有讲很多，因为在当时国民党的统治下，讲那么多东西，再出一本书，是绝不可能的。而给美国记者讲则能留得下来。斯诺回到北平后，《西行漫记》出版。中国人看到了，全世界看到了。后来，西安事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共产党和红军从此得以恢复过来。而这一切的最开始，就是毛主席请来美国人斯诺和我父亲。斯诺回北平写书，我父亲说：“我留下来，这里很多事情需要我做。”毛主席很高兴地任命他为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这个职务算是很高了。他还是医学博士，学历也是最高的。后来又在中央外事组当顾问，在延安的新华社也当外国专家，帮助把电台接收到的国外消息用英文记下来，由新华社翻成中文。第二天，在毛主席的桌子上就会有一份参考消息。
1944年8月25日，宋庆龄为感谢马海德对国际和平医院所作的贡献而赠送给他的照片并亲笔题字签名马海德（右）与夫人苏菲（中）在他们的延安窑洞前与苏联医生阿洛夫（左）合影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图为马海德与美军观察组一起庆祝抗战胜利
延安中共迎来美国政府官方机构——美军观察组《西行漫记》也感动了美国的罗斯福。这位美国总统两次请斯诺到总统府谈话。当时，美国所有的声音都在说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如何腐败无能，如何没有民主、对日作战如何屡战屡败，没有真正的抗战；而延安恰恰相反，边区政府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拥护。不管是斯诺，还是后来掉在解放区的美国飞行员，以及像谢伟思这样的美国外交官，也包括史迪威将军等，很多美国人反馈给罗斯福的说法是：延安是欣欣向荣的，重庆是乌烟瘴气的。罗斯福问斯诺，有没有办法能在中国找到国共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于是，斯诺联系了宋庆龄、路易·艾黎，还有宋子文、孔祥熙，成立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通过它，国际组织和美国可以支持中国的抗战。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延安边区政府，罗斯福又派了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中央军委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央军委外事组，杨尚昆任组长。这就是外交部的前身。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另一个任务是搜集有关日本的情报。当然，解救美军飞行员是他们的重中之重。约有200多名飞行员被我们在敌后解救，他们回国后成为了中共的红色宣传员。在中国共产党方面，用毛主席当时的话来说，是将美军观察组视为友军的。毛主席还说，他想到美国，去和罗斯福谈谈天，到密西西比河游游泳。我父亲是中央外事组的顾问，他做了很多事情。包括斯诺第二次来延安，以及写《续西行漫记》的海伦·斯诺在延安，都是我父亲负责和他们打交道。被送到延安的美军飞行员，大部分也是和我父亲打交道，因为有人要检查身体，有人受伤了要处理伤口。当时在延安的还有塔斯社驻延安记者站，这是一个苏联红军的情报单位。里面有一个叫阿洛夫的医生，我曾在《纵横》专门写过他。他是毛主席的苏联医生，是斯大林为了抵制毛泽东的美国医生马海德而派来的苏联红军少将、医官。抗战时两大国的医生都在为毛主席服务。阿洛夫特别喜欢我，只要有时间，就把我带到他身边，和他一起玩，吃他的好东西。在西柏坡，有一段时间我还住在他们家。美军观察组和当地的苏联人完全不一样，很受欢迎。听我妈妈讲，他们无论走到哪儿，后面都有一群孩子跟着玩闹。他们给孩子们糖吃，以及其他的一些小玩意儿。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是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官方机构第一次打交道。不管是否出于美国本意，和此前来延安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样，他们的到来客观上帮助了中共。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几个月里，采写、报道了共产党、边区政府真实的情况。这些都影响了媒体，影响了美国社会各阶层。美国人民开始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父亲马海德是毛主席的医生，和他一家关系很好，这是和主席女儿李讷合影
1946年北平(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团的叶剑英(左一)、罗瑞卿(右一)、马海德(右二)、黄华、李克农、苏井观、柯柏年(后排自右至左)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团合影“不争气”的国民党与“争气”的美国到了解放战争的时候，不管美国怎么帮助，国民党越打越败，越打越失民心。从国民党角度来说，抗战八年，在大后方重庆受了那么大的罪，好容易日本人投降了，好容易胜利了，有那么多城市，那么多银行，那么多发大财的事……心思全都在接收上。而共产党、毛主席不一样，他们知道，虽然抗战胜利了，但中国的革命远远没有结束。所以，在美国人的眼里，国民党真的实在不争气。在辽沈战役开始前，美国决定完全断绝给国民党的军事援助。由此，几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没有了弹药供应，没有了武器装备。那么，国民党这个仗就很难打下去了。当然，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靠全中国老百姓的支持取得的。但美国不管是否出于本意，客观上的确帮了共产党的忙，加快了战争的胜利，加快了新中国的诞生。再打“斯诺牌”“文革”中期，毛主席发现中国在国际上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时，就把几个老帅叫到一起，问我们的外交该怎么办。大家提出，还是得和美国搞好关系。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后，毛主席请来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斯诺再次访华，毛主席亲自给他讲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包括请美国总统来访。1970年10月1日的国庆节，毛主席将斯诺夫妇请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自己身边，《人民日报》后来在头版刊载了这张照片。基辛格曾说过，我们西方人的脑子就是不行，中国发出了这么一个明显的信号，我怎么就没有最早看懂呢。后来的乒乓外交、基辛格访华，最后尼克松访华，这些都是斯诺访华的延续，英国、日本还有好多国家开始纷纷和我国建交。可以说，美国记者斯诺的到来帮助毛主席走了这一步妙棋。三个“赤匪”的会面1971年的一天，我在家里看到父亲接电话，他的神情很是紧张。原来是斯诺病重，斯诺夫人从瑞士打来电话。那时候正值“文革”，我们被抄了家，我母亲在干校挨斗，我父亲是绝对地不受信任。在“文革”开始不久，他的朋友有的在牛棚，有的在监狱，有的没了音讯，父亲就把他们的孩子找来我们家，在我们家吃住。接完斯诺夫人的电话，我父亲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好友、刚被放出来的廖承志。我父亲和廖承志的关系特别好，听他讲，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合以后，有一天，他看见一个人，个子不高，穿着很旧的衣服，但洗得干干净净，用法文和他打招呼。这个人就是廖承志。廖承志学问很大，是个才子，懂多国语言，他和我父亲在一个窑洞住过一段时间。“文革”的时候，廖承志也进过监狱，他是中央外办的副主任，那时候就留了这一个头衔。我父亲对廖承志说，斯诺病得很重，快不行了，他夫人很着急，没法子了，咱们能不能帮帮忙？廖承志就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又跟毛主席讲。最后毛主席说，让马海德带个医疗小组去救助。我父亲到了瑞士，见到了斯诺。中国革命胜利后，身在美国的斯诺由于麦卡锡反共，待不下去了，到了瑞士。这时候，他又和我父亲见面了。我父亲的到来让他很是感动，后来黄华也赶去了。斯诺拉着我父亲和黄华的手说：“三个赤匪又见面了。”他还对我父亲说：“我真的是很羡慕你走的这条路，如果有来世，我也要走你马海德走的这条路。”我父亲很感动，也很感慨，也有他的辛酸。那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好人都不会很高兴的时代，我父亲也一样。按斯诺的要求，斯诺去世后被葬在北大未名湖畔。我参加了安葬仪式，当时在现场照相。我记得那是1972年年初，“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周总理主持仪式。我还记得有一个外国记者问周总理，把未名湖改名斯诺湖行不行？总理说：“这得让北大的革命师生来定，我不能定。”
1949年解放后，马海德全家迁入北京。图为50年代初的马海德、苏菲及他们的儿子周幼马
他真忙，也真高兴。他喜欢延安在延安的13年，是我父亲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接生了很多孩子，很多孩子都管我母亲叫干妈，管我父亲叫干爹，管我叫弟弟。我父亲在延安是“香饽饽”，能轮到让他看病，对病人来说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我父亲还有一个“权力”，就是药品处方权。延安几万人，药品稀缺，只能留给最重要的、最需要的病人。批药的权力在中央保健组，而我父亲则实际上掌握着一些药，这些药是通过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这个组织送来的。父亲是宋庆龄任命的保盟驻延安代表，有宋庆龄表扬我父亲的照片为证。奶粉、砂糖宋庆龄也送来。我父亲经常给宋庆龄写信：要什么药、需要多少，上次寄的药收没收到……诸如此类的信，现在中国福利基金会还保存有几十封。延安传有一个笑话，说一个老红军看病，一见到父亲就说：“我这儿疼、那儿疼……”哪儿都不舒服。父亲听了后，就让人给他把药单开了。老红军拿着药单到后勤部取药，后勤部的人看药单上写着“媳妇一个”，就说：“我自个儿都没媳妇呢！”于是给改成“驴一头”。据父亲的好友路易·艾黎说，他到延安，和我父亲住一个窑洞。他带了一些咖啡，有一次准备煮给我父亲喝，可一直就没看见人影。一会儿说人出去了，马上就回来；一会儿回来喝了两口，又有人敲门，说有病人，又去了；到了半夜，好容易回来了，又有老乡打着灯笼找来，说他家婆姨要生孩子……他真忙，他也真高兴。他喜欢延安，喜欢这个他工作、生活、战斗的环境。在那里的13年，他做了很多的事，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他更喜欢在延安建立起的这个家庭，他娶了我母亲，又生了我。所以，他曾跟我们说，如果有遗嘱的话，他的遗嘱就是把骨灰洒在延河里，可能的话，在美国水牛城（父亲的出生地）的家族墓地里也搁一点，不搞遗体告别，不搞坟墓，八宝山不去。父亲去世以后，中央来人到我们家，说还是得葬在八宝山。我就跟我母亲说，党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吧。但是我们坚持把父亲的一部分骨灰洒在了延河里，这是我们全家人一起去做的。
“文革”时，美国人李敦白带领他的洋造反团“白求恩—延安”上街反美游行，露左半个脸的是爱泼斯坦
米高扬说，“李敦白、马海德是特务，得抓起来”从延安到了西柏坡后，见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毛主席很高兴，很想跟斯大林聊聊天。这要通过阿洛夫。阿洛夫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电台在他手里。阿洛夫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当然不愿意，因为当时苏联和国民党政府是有外交关系的，美国知道了影响不好。他告诉毛主席，我们现在正在收麦子，中央委员都下去收麦子了，没法见你。主席特生气，说你们有多少粮食连中央委员都得上手。后来，为安抚主席，斯大林派米高扬飞到石家庄，然后到了西柏坡。米高扬和中共毛、朱、刘、周、任五大书记开了几天的会。在会议中间，米高扬传达斯大林的意思，说李敦白、马海德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得抓起来。李敦白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特朗在延安的翻译、秘书，胡宗南打延安的时候，所有的外国人都撤了，包括安娜·路易·斯特朗，她是坐军调处的最后一趟飞机离开延安的。安娜·路易·斯特朗后来到了苏联，李敦白经常给她写信，讲了很多延安的事情。苏联人就说成是向安娜·路易·斯特朗提供中共情报，把这些信都给没收了，把安娜·路易·斯特朗也抓了起来。米高扬说，李敦白提供了那么多情报，一定是美国特务。毛主席当时听不过去，就说，1936年，我们损失了90%的根据地、90%的红军战士、90%的共产党员，这个时候，马海德加入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加入了红军，并且从来没离开过我。毛主席讲到这儿，米高扬也就不再说什么了。那时候李敦白在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英文部顾问这时就把他给抓了，一直关到解放以后斯大林去世才放。但是毛主席没抓我父亲，这是我最感激毛主席的地方。毛主席不仅没抓我父亲，反而还在阿洛夫面前“显摆”。解放以后，阿洛夫完成了在中国的使命，被调回国。毛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为阿洛夫饯行，特意把我们全家也叫上了。实际上，在我理解，毛主席就是通过阿洛夫告诉斯大林，马海德我没抓。第二天，我父母将阿洛夫送到西苑机场，就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后来听说，阿洛夫回去以后就被苏联克格勃关了起来，肋骨也打断了，关了三年才被放出来，但很快就宣布阿洛夫因为飞机失事去世。实际是怎么回事呢？斯大林认准了我父亲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毛泽东身边十多年的美国特务，让阿洛夫作证。阿洛夫没同意，所以才死于非命。这一切，包括米高扬传达斯大林的话，以及阿洛夫回苏联后的下场，我父亲到去世都不知道。他身边的朋友，当省长、当将军、当大军区司令，他说，我当组长吧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部成立，我父亲担任卫生部顾问。他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有事没事就到毛主席那儿走动走动了。很多大医院里的留美医生都比我父亲高明得多，他们都可以给毛主席治病，给中央领导治病，不再需要我父亲了。我父亲在卫生部的办公室里，报纸他看不大懂，文件也搞不清楚。但是，他知道成立了一个皮肤病研究所，而且离卫生部很近。我父亲说，我还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卫生事业百业待兴，他就向一些老卫生界的人打听：中国最需要的、最麻烦的、最脏的、医生最不愿意去看的病是什么病？人家说，一个是麻风病，一个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性病。他说，那我就来管麻风病吧。那时候他在卫生部，说是部级干部不过分。革命胜利了，他身边的人当省长，当部长，当将军，当大军区司令，包括他的病人毛主席，大家全都“进步”了。而此时，我父亲从卫生部到了皮肤病研究所的麻风病小组。父亲说，我就当组长吧。
1986年12月，马海德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探视麻风病人
从给毛主席摸头，到给麻风病人摸脚从此，他开始治疗中国的麻风病。麻风病是传染病，麻痹神经，病人眼睛闭不上，手合拢不了，是狮爪状，然后逐渐溃疡，失去手和脚，长相也十分可怕。在当时，麻风病没法治，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到深山、荒岛，也有被活埋的，病人的家也被烧干净。可见麻风病该有多可怕。和我父亲一起工作过的麻风病医生跟我说，父亲每到麻风病院，都在院子里，把病人叫在一起，亲自给每个病人检查，把麻风病人的腿搁在自己的腿上，看病人的脚底有没有溃疡，看完以后还要帮病人把鞋穿上。就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还是这么做的。在我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在20世纪末，中国基本消灭麻风病。中国的麻风病能够基本上消灭，首先是靠咱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可能把分散在各地、各处的——无论是在山里的还是海岛上的——凡是找得到的麻风病人都集中起来，管吃，管住，还给医疗。世界上只有中国做到了。当然，也有我父亲和他的团队的努力。父亲的一生，正如他去世前对我说的，他特别高兴，这一生过得丰富多彩。他参加了土地革命，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红军时期没吃没穿、到处转移，从延安撤退时遭遇轰炸，“文革”时期被抄家、我妈妈挨斗……他都走了过来。我还记得飞机轰炸时候的可怕情景：在我们途经的路上，路边到处躺着尸体，上面盖着席子；一头驴被炸了以后站在那里，满地是血，肠子拖在地上……很多人牺牲，过黄河的时候都是抢着过。叶帅的警卫员说：“我们先过，我们这里有国际友人。”那时候，大家不知道胡宗南打延安以后怎么办。像我父亲这样的高级干部还发了金元宝，我妈妈发的是大洋，以防万一被打散了，还能活下去，被抓了还能买通逃跑。我父亲经历了很多：从共产党和红军最困难的时候，到后来在延安的13年，军队发展到了100多万，再到解放战争打败几百万国民党军队；新中国成立以后，尼克松访华……他见证了这么长的历史时期、这么多事情。他说：“我不光是旁观者，这辈子能参与到里面，真的非常荣幸，而且最后在我们大家努力下消灭了麻风病，我想做的事儿都做到了。”我父亲得过国际医学大奖——美国拉斯克奖，美国驻华大使也颁给过他很多奖，这也说明他的出生国对他的认可。美国虽然不喜欢马海德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但是他做的事情是美国人民或者美国政府认可赞同的。所以，我父亲觉得他的一生是幸福的。他死的时候，很平静，脸上还带着微笑。最后，我还给他剃了胡子，让他高高兴兴、干干净净地走。就我来说，父亲来到中国，从最初给毛主席摸头，到最后给麻风病人摸脚，一个医生，特别是一个外国医生，能够这样一辈子下来，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认为我父亲活得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