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演员们表演“除四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举国上下开展了以“除四害”（“四害”系老鼠、苍蝇、蚊子、麻雀，1960年以后以臭虫取代麻雀）为核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这场全民性的运动，曾被提升到“卫生领域的人民战争”高度。
说起“除四害”的种种场景，老一辈人都有难以忘却的记忆：清晨，大家拿着长竹竿、气枪或鞭炮爬上房顶，手执旗子、扫帚、毛巾吆喝着，敲打锣鼓或脸盆追赶麻雀；家家户户用开水灌老鼠洞，用“六六粉”熏蚊子，集体去厕所、菜场等场所捕灭苍蝇……这场运动，留下的不仅是一代人的记忆，也给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卫生制度贴上了鲜明的时代标签。60年过去了，再次回眸这段往事，记忆的密码层层打开，个体回忆呈现纷杂的面相。
中南海高干集体擦玻璃
1951年朝鲜战争期间，为了粉碎美国的细菌战，我国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地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掀起了群众性卫生运动的高潮，这是“除四害”运动的雏形。1956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除四害》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1958年是“除四害”运动最火热、力度最大的一年。1月初，毛泽东来到杭州市视察小营巷的卫生工作，向居民询问这里的卫生情况。此前的1957年秋天，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特别提倡“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犹如隆冬里的一把火，毛泽东讲话和下基层视察卫生的示范举动，将“除四害”运动推向火热的高潮。
小营巷的卫生榜样发挥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激发了人们模仿乃至超越的激情。比起钢铁、粮食增产目标，和小小的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作斗争，似乎更易于组织实施，也更容易见成效。于是，在“各级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对于这一运动必须亲自动手，抓规划，抓宣传，抓检查评比，并且要推动各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同样亲自动手”（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的《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1958年2月12日）的指示下，各级党政负责人亲自挂帅领导“除四害”运动，同群众一起，打扫马路、灭蚊灭蝇。那一年，剿灭“四害”也逐步上升为常态化、全民化的运动。
1960年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将“除四害”正式列入其中。
中南海驻地的党政机关每周腾出一定时间，暂停日常的行政工作，高层干部亲自动手清扫卫生。一天，时任西城区区长的杜若接到市委通知，让她带领工作组去辖区内的中南海检查卫生。下午，她带着副区长和几个专管卫生工作的干部，由有关人员带领进入中南海，一路上看到不少人在登梯爬高地擦办公室的大玻璃。“我们几个人边走边议论说，看来这里也是人人动手搞卫生。陪着我们检查的人说：‘这些人都是十一二级的司局级干部。’后来我们来到干部饭厅，进去后没有发现一只苍蝇，连放筷子的瓷筒内底部都干干净净。”中南海高级干部集体擦玻璃的场景，带给她强烈的震撼，也成为驻留她心中的时代记忆。
中南海里大多是铺有木地板的老房子，地板下、天花板上有暗潮的间隙，很多老鼠长期盘踞。为了打一场“攻坚战”，大人和孩子被组织起来，铲除杂草，填平户外的脏水坑，不给孑孓滋生的环境。每户人家还要喷洒药剂，各单位划片、分工负责，在统一时间里点燃“六六粉”熏蚊子。考虑到中南海的特殊办公环境，捕杀麻雀时，大家没有使用鞭炮，而是挥旗杆、敲脸盆，有关方面还特地派去了摄影师和记者，现场拍摄了纪录片。据陈毅的女儿陈珊珊回忆，小孩子们都异常亢奋，麻雀已经在视野里消失了，他们还在兴致勃勃地敲着脸盆，男孩们则赖在房顶、树上不愿下来。因为可以在大人面前公开使用平时不许玩的弹弓，偶尔有飞鸟掠过，他们马上瞄准射击。
以科学研究为职责的中国科学院也是类似。在力学研究所北边的三星铅笔厂附近，有一块方形的麦地。“除四害”时，钱学森和力学所的研究实习员谈庆明一起，每人带一根顶端系有红布条的竹竿，到麦地里轰麻雀，一人负责一块地段，不让麻雀飞下来休息。麻雀心脏很小，老是飞个不停，最终就会累死。谈庆明感慨：这是组织布置的政治任务，研究人员唯恐被“靠边站”，都踊跃打麻雀，常规的科学研究时常被打断。
全民总动员：上至百岁老寿星，下至几岁小娃娃
为了赶上甚至引领形势，不少地方连续修改“除四害”的时间表，目标时间不断缩短。各级党组织成立了“除四害”运动指挥部（或办公室），统一制定计划、组织运动的实施。1958年，北京将“除四害”的期限定为两年，上海定为三至五年，河南定为三年，江苏定为四年，有的县市甚至定为一年乃至几个月。
原上海市爱卫会办公室副主任潘先生回忆了一个普遍现象：20世纪50年代中期，都习惯用过高的标准向下面布置工作，而且都要求得很急。一开始，“除四害”运动是为了减少人民疾病、提高粮食产量，后来就升级为必须要完成的政治任务了。
1958年1月6日，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在三年内，上海要基本上成为一个没有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臭虫和钉螺的“六无”城市。后来加入蟑螂，实际目标改为三年内变成一个“七无”城市。旋即，这一目标再次被修改。3月29日，上海市人委和市政协联席扩大会议作出决定，要求全市人民拿出决心，千方百计，苦战一年基本上消灭“七害”，使上海提早变成“七无”“三洁”（室内外洁、厨房洁、厕所洁）城市。短短两个月，“三年除四害”的目标便改为“一年除七害”。
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有其生长繁殖的自然属性，如何在短短的几年内，彻底根除“四害”，达到减少疾病、提高粮食产量的目标呢？
1958年，居民一起上街搞卫生
人们敲锣打鼓，爬上树去驱赶麻雀据上海市档案馆资料显示，上海市党政领导改变了过去层层开会动员布置任务的工作方法，由党政机关负责人直接领导布置。经中共上海市委倡导，1958年4月17日（周四，当时每周四定为无会议日，有时间参加劳动）和20日（周日，休息日）在全市范围举行全民性的“除四害”突击运动。伴随4月不断攀升的气温，上海的“除四害”运动掀起阵阵高潮。各区、各局紧急作出部署，各里弄、单位、街道，甚至农村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全体动员起来，采取了大规模、密集型的行动。在17日和20日这两天的突击日行动中，全市郊县各行各业的人们全部投入其中，上到百岁老寿星，下到几岁的小娃娃也行动起来，参与人数达到500万人之巨。仅17日一天，共歼灭苍蝇110余万只，蚊子30余万只，挖蛆10万条，蛹10多万只。按理说，统计这些微小的苍蝇、蚊子的个数是很有难度的，真不知道为了这组数字，花去多少人的时间和精力。
打麻雀的隐秘甜头：烧着吃
在“四害”中，麻雀被称为“害人鸟”，全国被麻雀吃掉和损坏的粮食数量不比老鼠少。相比于老鼠、苍蝇、蚊子，麻雀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自然也就成了人们重点剿灭的对象。
1958年，一位加拿大人来到中国，在一条铁路线上看到了令他震惊的场面：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正在铁路边上忽东忽西地发疯般地狂奔，显然在用一块布摔打着地面。“原来她正在追赶着一只苍蝇呢，以便打死它。”在日记中，他记录了一个细节：“我在中国近一个月期间，没有看见一只麻雀；我坚持数苍蝇，看见一两只苍蝇只有15次。”他左思右想，还是不解：中国人怎么会视苍蝇、麻雀等弱小生物为敌人呢？
现年70多岁的退休工人张师傅，对当年打麻雀的场景历历在目。那时，他只有十八九岁，在机械厂上班不久。清晨5点，工人们必须到厂里，带着红旗，拿着长竹竿、气枪或鞭炮登上办公楼顶，敲打着锣鼓和脸盆追赶麻雀。天还没发白，整个城市就像炸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为了追赶麻雀，工人们甚至停止了工作，中午轮流吃饭，饭后也不肯休息，坚守岗位继续战斗。刚开始的时候，一个人收获几十只、上百只麻雀的不在少数，有的自己烧着吃，有的拿到公共大食堂去换回一些饭食。为了展示胜利成果，人们敲锣打鼓，用细麻绳将一根根老鼠尾巴拴上，将一串串麻雀穿起，套在竹竿上，再送到区（县）上巡回展览。
笔者曾访谈过安徽农村的一些老人，他们回忆说，那时不仅是麻雀，甚至连兔子、狗、鸡等也受到“牵连”，到处乱窜乱叫。还曾发生过大黄狗撞墙而亡、咬死人的事件，更有不少鸡狗失踪、累死在荒郊野外。老人们还说出了打麻雀的隐秘甜头：偷偷煮着吃。当时，报刊上还有介绍怎样吃麻雀的文章。但是，1958年的农村搞人民公社大食堂了，农户不许私自烧饭，偷煮食物是要扣工分、受惩罚的。为了填饱空瘪的肚腹，享受舌尖上的美味，这偶尔的“逾矩”行为虽然刺激，但更多的是无奈。
北京是“除四害”运动的先进城市之一，其大规模发动群众的典型做法时常见诸报端。据《人民日报》报道，1958年4月19日清晨4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岗位。830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200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5时整，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一声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三天便歼灭麻雀40万多只。在当时，消灭麻雀被视为“一场对敌斗争，必须打主动战，打歼灭战，大干特干，速战速决”。
参与者的“荣耀”
张师傅向笔者讲述，每到傍晚，里弄干部会挨家挨户发放浸泡过“敌敌畏”或者撒上“六六粉”的纸，然后统一时间，紧闭门窗熏蚊蝇。先是收起所有吃的、用的，人也全部走到弄堂里，随后再用喷雾器喷药。一到晚上，放眼望去，四处烟雾弥漫，场面十分壮观。集体行动后的几天里，睡觉都不用点蚊香、挂蚊帐了。他说：“那个时候，也没有环境污染的概念，烟熏后，大家都很兴奋地搜寻苍蝇、蚊子的尸体，上报战果。”
他的邻居毕师傅也补充说，当时的各级爱卫会与居民一起除草、一同打扫公用场所。每到礼拜四，只要居委会干部的铁皮喇叭一喊，居民都会自动出来，冲水的冲水，扫地的扫地。“除四害”之后，几乎听不到鸟叫了，整个城市就像洗过澡一样，干净、清爽。
1958年的小张师傅或许没有料到，在这场“热潮”中，他的左胳膊也“光荣”了。在单位，他不仅要完成工作指标、卫生指标，回到家，还要帮助里弄干部发放灭蚊蝇的纸，打扫自家卫生、灭蚊捕蝇，常常忙到深更半夜还未入睡，早上4点多钟又要起来，5点钟及时赶到厂里上班。有一次，他和单位同事站在房顶上驱赶麻雀，因为头晕不慎摔到地上，左胳膊骨折了。可是生产任务、卫生指标还没完成呢，于是，“在医院治疗两天后，我打着石膏、绑着纱布就回来上班了，‘除四害’的任务我也没落下”。那一年，他还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指标，得到单位的表扬。“那时候，你只要能干活，说话也底气足。我评了先进，厂里厢（上海方言，即‘厂里面’）还发了火柴、肥皂等奖品，我也成了厂里厢的大红人了。”
关于打麻雀，著名漫画家张乐平创作了一幅漫画《天罗地网》，以写实的笔法，记录了那战旗飘扬、全民动员、敲锣打鼓、放炮打枪的真实场景像小张师傅这样受伤的人不在少数。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58年，在上海消灭麻雀活动中，共有72人受伤，5人因误食了毒麻雀的米而死亡。据上海房管部门统计，1960年，因人们爬屋顶捉麻雀或摇旗呐喊，损坏瓦片达100万块以上。
对于很多中小学生来说，打苍蝇，灭蚊子，定期上交“除四害”的战利品，是学生时代经常要完成的作业之一。1958年，高建国还是普陀区某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有一天学校领导说要放十天假，专门“除四害”。十天之内，每人要消灭苍蝇、蚊子各100只，老鼠10只，麻雀10只。苍蝇、蚊子要验全尸，老鼠交尾巴，麻雀交脚爪，没有完成任务的不准进课堂。为了完成任务，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公厕聚首，把打死的苍蝇、蚊子装在小瓶子里，老鼠尾巴和麻雀腿用废报纸包好，到时候上交给老师。可是，人人动手灭四害，个人要完成任务也是不容易的。他们七八个同学经常哄在一起，跟在大人后面追赶麻雀、围捕老鼠，常常吃不上晚饭。到上交的那天，老师在讲台上点数，同学们挨个将“战利品”上交。当一位女生打开报纸时，全体同学“啊”的一声叫了起来，原来，里面是一大包清一色的绿头苍蝇！他回忆说：“疯闹一阵后，也就不太感兴趣了。很多麻雀、黄雀、乌鸦等鸟类被追赶得口吐乌血，羽毛脱落，浑身发青，最后坠落下来摔死。”
1959年底，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提出：“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这个建议也为中央所采纳，麻雀被“平反”，代之以臭虫。当年人人喊打的麻雀，现在已列入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名录。
作者系上海市档案馆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