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只有小角色，没有小演员。”从一定意义上说，黄宗洛是一位具有独特本领的表演艺术家。独特在何处呢？他是专门扮演“龙套”角色的演员。人们往往把一出戏的主要角色比作红花，把次要角色比作绿叶，黄宗洛演了整整一辈子的戏，从来都不是扮演红花，偶而有幸配上绿叶，也都是一些没名没姓很不起眼的群众角色，什么警察、宪兵、特务、土匪、二流子，还有那些卖报纸的、卖黄梨的、蹬车的、跟包的、扛枪的、站岗的、看门的、要饭的、吹喇叭的，以及乘客、顾客、侍者、仆人，等等。他自己也真实地表示过：“我真是演了不少的戏，论个不下半百多，只不过有一半是没有台词的群众角色，另一半则是有少量台词或有一两段戏的‘边缘角色’。我有一个长处——或许是短处，胸无大志嘛！——就是不挑不拣，服从剧院分配。长期以来，我硬是抓住这些极其有限、少得可怜的在舞台上露面的机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如醉如痴般地奋力创造，居然接长补短地给观众们留下印象，获得了喝彩。经常为人们称道的有《茶馆》里的松二爷、《智取威虎山》里的黄排长、《三块钱国币》里的小警察，以及《遛早的人们》里半身不遂、言语失灵的方爷爷，等等。”这就是北京人艺里独具一格的、甘当绿叶又不可或缺的舞台艺术大家。
“回炉重炼”开了窍
黄宗洛出身于一个高级技术人员家庭，其父是留日的电气工程师，一家人过着比较富足的生活。黄工程师很是爱好文学艺术，特别是传统京剧，于是每逢周末的晚上就在戏院里订上个包厢，带全家老小一起去看戏。这样一来，耳濡目染，日积月累，父亲的爱好慢慢地传下来，竟然使得黄家出现了好几位成名的艺术家。当时兵荒马乱，物价飞涨，八口之家的生活越来越不好过，孩子们的书也实在念不下去了。大哥黄宗江首先正式下了海，姐姐黄宗英也紧跟着从了艺，而且都在繁华的大上海站住了脚，成了“名角”。唯独老三黄宗洛木木痴痴，笨嘴拙腮，表演上的悟性较差，然而在全国解放前夕，也“随大流”地参加了文工团，打杂、跑腿，什么都干，成为一个积极热情的小“万金油”干部。老实说，他在演戏上条件差一些，又毕竟是半路出家，没有经过科班训练，再加上要嗓子没嗓子、要扮相没扮相、要身段没身段，为此经常不能很好地完成演出任务。用黄宗洛的话来说：“领导上拿我也没有办法：是莠，是苗？应弃，应留？为之思索再三，举棋不定。”就这样一直拖到了1956年，北京人艺为在职“有业务问题”的演员们举办了“表演艺术训练班”，进行“回炉重炼”，黄宗洛也兴奋地报名参加了。经过半年学习之后，他茅塞顿开，获益匪浅。结业以后，黄宗洛演起戏来大不一样，自由顺畅多了。从此以后，通过连续不断的艺术实践，他渐渐地形成了自己另类的风格。他说：“我爱春光，我爱鲜艳的红花和衬托它的绿叶，我也爱伴随着红花、绿叶的生意盎然的小草。我愿意为他们献出自己的一生。”
“笨干，苦干，傻干！”
有人问黄宗洛：“你到底是怎么演好这些龙套角色的呢？”他想了想回答：“没别的，笨干，苦干，傻干！这就是我全部的窍门儿。”的确如此，剧院的同事们都看得到——不论角色的大小，有没有戏，黄宗洛绝不亏待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物，在进入排练场以前，同样都是大量翻阅生活资料、用心体验相关生活、书写人物身世传记、摸索找到自我感觉，等等。上天不负苦心人，他一步一个脚印地硬是走出了一条路来。黄宗洛谦虚地表示：“我天生是一个笨人，靠的也只能是这种笨办法！”
如果我们把表演艺术分为两大学派——体验派和表现派的话，那么黄宗洛大约就是表现派了。然而是谁教的他呢？答曰：“自学成才。”他从小就跟着家里的大人到戏园去听戏、看戏、琢磨戏，开始看不懂，日久天长，慢慢地找到了门道。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等名角的戏，他都看过，甚至还能哼上几句各有特色的唱词。由此，黄宗洛触类旁通，从生搬硬套到歪打正着，再从百折不回到熟能生巧，他在舞台上始终是不甘寂寞，爱出花招，终成正果。
“无中生有，土里刨食”
话剧《智取威虎山》里的黄排长实际上就是一个没名没姓的小匪徒，只是上场匆匆跑来向匪首座山雕三爷通报一声，弟兄们如何与解放军战士交锋时吃了败仗，一共只有五分钟的表演机会。可以说，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戏可演的纯粹龙套角色，应付一下就可以通过。可对于这个别人都不愿意扮演的角色，黄宗洛却十分喜爱，说是这个人物身上大有“文章”。导演焦菊隐一听就笑了，让他大胆地发挥，有什么本领都拿出来显示一番。于是，黄宗洛先在人物外部形象上下了一番功夫，即从所谓“狼狈相”上入手——黄排长的头发几乎每一根都是立着的，好像还在冒着热气；脸部出现了直眉瞪眼惊弓之鸟的表情；上嘴唇突出，里边是盖不住的大包牙，口齿不清；左耳朵已经被解放军战士给完全削掉；一支小马枪还挂在脖子上，可是枪尖被打断了；右臂受了重伤血流不止，用绑腿布紧紧捆上，手腕上却还有抢来的几副金银镯子和手表；受伤的左脚，竟然用一顶棉帽子临时包裹起来……他上台以后，一直跪在地上十分困难地表演着。有人说，黄排长一出场就浑身上下都是戏。这还不算，本来剧本上只有一句通报的台词，硬是被黄宗洛编成了这样洋洋洒洒的一大篇：“三爷，三爷，听我说，它是这么回事儿。昨晚孩儿奉了三爷的命令在二道河桥底下埋炸药，火车一过‘轰隆’一下子就炸开了花啦。这车是往牡丹江开的，车上尽是皮子、柈子、药材，嘎七嘛八的没啥值钱的货，弟兄们一寻思大年三十的不能空手回来，总得落点儿啥呀，再加上押车的共军只两个人带着一个班，众人的胆量也就更壮了，都想弄个娘儿们回来。谁知道这些共军真玩老命了，老使手榴弹招呼，不一会儿刁老六和二十几个弟兄都为党国尽忠了。共军里有个小崽儿，可真邪乎，到后尾他连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我们上去好几个人，这才把他撂倒了。正在这时节从后尾夹皮沟那疙瘩又出来一大伙子人，呼呼一阵排子枪，又揍死我们十来个，到后来我们就剩下仨人儿了，我一瞅情形不对撒丫子就跑，后边就追，一个劲儿地嚷：‘逮活的呀！逮活的呀！’听声音足有三百人，我一口气跑到神河庙蹲了多半宿，要不是我这两条腿跑得快，小命也早就玩儿完了！”焦先生听了以后，不但同意采纳，而且还赞不绝口，夸奖黄宗洛的刻苦用功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因此，演出以后，只要是黄排长一出场就能牢牢地吸引住观众，而且台下笑声不断，掌声不断，为整个戏增色不少。
再说说《三块钱国币》里的小警察。本来这同样是一个没有什么戏可以表演的角色，却让黄宗洛硬是“无中生有，土里刨食”地给演活了、演火了，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按照剧本上的规定，小警察只不过是被人喊来应付一下公务，敷衍了事地解决阔太太与小保姆之间的纠纷而已。出人意料的是，黄宗洛创造性地设计了一个“第二动作”，即在漫不经心的劝架当中，居然顺手牵羊地偷走了主人阔太太的一双旧胶鞋。请看——小警察上场以后，只是逢场作戏地劝劝吵架双方而已，一边搭话，一边观察，东处看看，西处摸摸，实际上是对院子里晒晾的衣物非常上心，又对这里的东西都不大满意。最后，当他看到凳子下边那双八成新的元宝胶鞋时，脸上突然出现了喜出望外的神色。他好像是在想着，这双胶鞋对于成天风里来雨里去的“臭脚巡”来说，简直是如获至宝。于是，他不禁伸出脚来试胶鞋，刚刚穿上一只，没想到让阔太太说话给打断了。小警察只好在解决对方矛盾当中，命令小保姆赶快把铺盖拿去当掉，以赔偿主人阔太太的损失。小保姆下场以后，他的“第二动作线”并没有断，又趁机继续穿上另一只胶鞋，把自己的一双草鞋悄悄地留下来，兴奋地完成了任务。黄宗洛这一段即兴表演，不但丰富了人物形象，而且非但没有扰乱了主戏，反而更衬托了全剧的主要动作。这一切，似乎都表现在黄宗洛一直为小警察哼唱的小曲里边：“江都有个王知县，明察秋毫能断案，黎明百姓齐称赞，我们四川出了个王青天，那个王青天……”而且，演员的心里仿佛有着这样精彩的潜台词：“我这么个小警察，整天辛辛苦苦、跑来跑去，为你们有钱人费心费力解决纠纷，现在换上你一双旧胶鞋还不是应当应分的吗？”
“于细微处见精神”
黄宗洛雕琢人物角色时下足了功夫，力求每一个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他曾打算创造出“百人面”，可惜，到他去世为止，只创造出“八十面”。他曾发誓道：“我非常羡慕孙悟空七十二变的本领，在演戏当中，我有造型的瘾，几乎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自己常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为了艺术，却随时都可以损伤。只要能使我变了样，化妆师怎么摆布我、糟蹋我，都心甘情愿。比如，头发推光、剃十字、染发、留撮歪毛，均无不可！咧着嘴、歪着脸、地包天、黄板牙，等等，也均不在话下！”
从一定意义上说，《茶馆》里的松二爷为黄宗洛的代表之作，比较全面地表现了他的表演风格和表演方法。剧院的同事们都知道，黄宗洛每次排戏之前一定会写出一张道具单交给道具组长，扮演松二爷也是如此。他认为，《茶馆》的第一幕与第二幕之间，尽管舞台上只用几分钟的时间来换景抢妆，但是戏里却要表现出相隔十多年的社会变迁，因此在松二爷的身上也不能不表现出来这些巨大的变化。第一幕，松二爷的服装十分考究，青绿缎面素花官服，穿起来透着俏皮边式，腰间挂上琳琅满目的小零碎，比如香袋、荷包、眼镜盒、扇坠、扳指、烟袋……戴齐了足有13件。到了第二幕，改朝换代以后，松二爷没有固定收入，已经潦倒不堪，可是仍旧不能脱下长衫，只不过是褪了颜色，满身不少油渍，完全分不清是什么颜色。那些身外之物，除了黄鸟笼子几乎一无所有，连鼻烟壶都给免了。而且，松二爷的头发变得花白稀疏，胡子也乱糟糟的一片，牙齿脱落，说话开始走风，脚底下穿的还是缎子面尖口平底布鞋，很秀气，可是脚后跟竟然露出白茬，再也提不起来了。黄宗洛坚持认为，这一切必须一丝不苟地全部做到，尽管观众不一定看得见，对于演员来说建立人物信念是绝对不可少的。焦先生完全同意这个意见，并且照办了，演出后效果很好。大约这也可以被誉为“于细微处见精神”吧。
作者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一级编剧
更正
2016年第9期第63页误植入毛泽东1958年9月16日参观安庆一中自办工厂机械车间的历史图片，造成与说明不符。特此说明，谨致歉意。感谢安庆读者杨荣根先生提供史实依据。
《纵横》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