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我在父亲的带动下创办了一个小五金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于1990年转行，办起了华东装饰材料厂。当时，我家离朝天宫古旧市场不远，于是我便经常去“淘宝”。
2004年的一天，我在朝天宫地摊上发现一本图册，内容为侵华日军山本部队占领南京的东南大学、朝天宫、国民政府卫生署等地，并炫耀侵略行径。我拿去南京师范大学请教抗战史专家张连红教授，他一眼就认定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他详细介绍了图册中反映的历史以及研究情况，当谈到日本对侵华战争的研究比我国要领先、要丰富，但许多日本研究者仍无理纠缠、歪曲事实时，我非常愤慨。张教授对我说：你要是有这种能力，可以多收集一点这方面的史料。这激起了我为抗战史研究而努力的念头。
一次，张教授带我去参加的研讨会上有位日本学者就侵华日军1644部队实施细菌战问题作了很有水平和分量的发言。起先我以为他是大学教授，结果发现他是一个公司职员，完全是自费研究。经进一步了解我得知，日本民间参与侵华战争的研究很广泛，许多教师、医生、律师、职员等都参加了研究队伍，甚至某县有105名志愿者注册开展民间性质的研究。这些民间研究者结集出版了大量的刊物、图书，研究角度也是全方位立体式的。姑且不论他们得出什么结果，有那么多人自发地做这件事，这一点不能不让我感慨。
同时，我还了解到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有关史料陈列、展示和研究，官方与民间之间互为印证、互为补充，反映的历史真相无可辩驳。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民间研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间力量可占重要的一席之地，民间力量应该参与历史大事的研究。抱着这样的念头，我开始一步步地参与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中，后来逐步拓展到整个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刚开始的时候，我主要侧重于史料的收集。“北有潘家园，南有朝天宫”。每个星期六天不亮时，人们就聚集起来，在朝天宫古旧市场设摊铺点。这个集市有个不太好听的名字叫“鬼市”，或者雅一点叫“露水市”，意思是天一亮集市就散了。我有空时就到常设的摊点转转。
同时，我还到全国各地跑，做业务的同时收集史料，但实际上在后者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要更多些。那时我跑得最多的地方是东北，因为那里是当年日军侵略的重要地区，留存的史料也多。每到一地，我首先光顾文物和旧货市场，打听收藏的线索。当时的交通条件简陋，我的荷包也不是很鼓，为了省点钱，常常坐火车硬座甚至站着去外地“淘宝”，一站十来个小时是常有的事，下车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目的地。
此外，我还托人特别是留学生在国外留意并收购史料，并且通过参加拍卖会以及网购等方式，陆续有了不少收获。
一年多下来，我感到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了，作为很有限，真是掀不起什么浪花来。我掂量着自己的企业有一些钱垫底，有一群朋友帮衬，还有厂房可以改造利用，于是干脆决定创办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集中陈列展示民间收集的史料。
我将安德门大街48号华东装饰材料总厂临街的一幢厂房作为馆址，那是我自己的房产，不用交房租。1937年12月13日，从安徽推进的侵华日军第十六、第十八师团从这里冲破南京城门，然后一路向北大肆屠杀。其中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后来驻守南京，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因此我认为，把馆址定在这里是颇有意义的。我共拿出两层厂房约1000多平方米，根据专家“简朴、凝重”的意见，自己设计、布置和改造，从1300多件文物中甄选出400余件精心布展，并选聘了讲解和管理人员。展馆一角“镇馆之宝”背后的故事
博物馆入口处镌刻有田汉的名言——“一个没有危机感的民族是无望和无救的”，以警示来馆参观者；在展厅迎门上镌刻巨幅《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在侧面悬挂着的72张幸存者照片，均为我采访他们时所拍摄；在过道楼梯旁雪白的墙上，供参观者签名和留言；在一组无名中国士兵的照片上方加了射灯，士兵们或倔强、或淡定、或顽皮、或视死如归的表情，都直入人心。尤其是一个台儿庄的士兵，风纪扣紧系，年轻的胸脯挺拔，钢盔下露出稚气却倔强的脸。这成为美国1938年《生活周刊》的封面照片，“向世界宣示中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
博物馆共收藏了300多张抗战时期侵华日军所用的作战地图，其中一部分展示在墙上，并提供放大镜给参观者深入探究。这些地图陈列在展厅里，就像一个个醒目的脚印，清晰地描述日军侵华的路线，让后人居安思危，懂得为什么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博物馆显眼的地方展出一只70多年前中国士兵的铜制烟丝盒。盒上一面用小刀精心刻着“共赴国难第四旅七班张士元制”，另一面镌刻着一个手持步枪小跑前进的抗战士兵形象，令人不禁感受到被日军侵略暴行所激起的中国人民高涨的抗战激情，想象到当年不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在国家危亡的时候都是这样同仇敌忾、英勇赴死、报效国家的。这件藏品我特别珍爱，特意将盒上的图文制作成本馆的图章，供参观者盖章留念。一位姓张的大学生说：“我将珍藏这一印戳。我和同学们盖印的同时，也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印在了自己的心灵深处。”
一次，我在古旧市场发现了一个小册子，共八张照片，其中几张是南京遭日机轰炸后的惨状，还有几张是日机坠落残骸照片，摄影者叫薛葆宁，他的笔迹在那些照片边缘依稀犹见——“惨死在敌机之下的南京市民，1937年7月11日”（该日期是农历，换算成公历是8月15日）。薛葆宁是职工夜校的教员，也是当时南京市区救护队队长，他和弟弟薛葆鼎（著名的经济学家）是中国大教育家顾毓秀的表弟，当年是大户人家，因而才有照相机拍下那几张珍贵的照片。薛葆宁后来加入中共做地下工作，直到解放后，始终珍藏着这些照片。“文化大革命”期间，照片被查抄，1975年秋，薛葆宁遭迫害而病逝。后来落实政策，照片被发还，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却流到社会上去了。照片持有者知道我关注这类图片，专门等着我。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交江苏省社科院鉴定并于当年底正式发布。
馆藏的冯玉祥对联馆藏文物中有一本周廉臣的《流亡日记》：“民国26年（1937年）11月25日，在南京市滨江初小上了最后一课，26日清晨5时，意志终于屈服了情感，整装就道作东归计。是时汽车交通已经断绝五日矣……”这是一个初小老师逃难三个月的真实经历，记录了每日流徙的方向、使用何种交通工具，甚至都用些什么东西果腹。日记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有“空袭警报”、“拉夫”（抓壮丁）、“兵众”，等等。其间，他曾在12月1日回过南京，甚至还专门去看了他教书的学校，“过雨花台，觉防御工事进行迟缓。12时到赛虹桥，至校内一观，所有心血结晶布置付之一毁”。此后，他与南京渐行渐远，一路流离。再次出现“南京”，已经是1938年1月。他抄录了一篇报道，题为《劫后之南京惨状》：“中央社香港22日南京讯，南京被日军占领迄今已达39日，但仍有许多地方大火尚在焚烧中，恐怖之时期仍未度过，所有商业区均成废墟，除野犬纷出觅食外，绝无人迹，现除难民区外，全城已成空城云。”此篇之后，日记呈现出的情绪陡然不同。32岁的南京人周廉臣开始想“有代价的死即生之门径”“空谈不能救国，从此以后，莫只说，快去做”，他抄录《卢沟桥》的歌谱，录曾国藩的“八败”之说分析“现今社会上一般矛盾现象”，甚至拟就《抗战时期的儿童教育改革方案》。整本日记的最后一页是剪自某报纸的社评《日本投降了》，社评开头是杜甫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本日记是一个收藏家转让给我的，这也说明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馆里有两部装订在一起的英文著作的打印稿——《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侵华暴行》和《南京城的兵燹之灾》。打印者邰常仁是一个精通英文的南京人，1937年，他是金陵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南京劫后的国际安全区内经历了最恐怖的日子，人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拿到那两本外国人写的英文版书的，不知道他怎样在打字机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抄”下那两本书的日子有多长，不知道他为之经历过如何提心吊胆的日子。他给后人留下的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对日军侵华暴行的记录。
博物馆还有一个专门的展柜属于美国华裔作家、历史学家，专著《南京大屠杀》作者张纯如，里面有一张1995年她来南京采访时的名片、她委托当时为她做翻译的杨夏鸣教授保管的四盘录像带、她父母给我题赠“追求真理，维护和平”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张纯如编）的中文译本。那四盘录像带，是张纯如1995年来中国采访幸存者时所拍，当时共计采访了九名幸存者，其中有采访夏淑琴老人的镜头，那时候夏老是中山陵园的一个清洁工，在美龄宫打扫卫生。有意思的是，采访中架在一旁的摄像机掉下来一次，是开着机的，张纯如过去拎起来，被摄像机拍到了，她穿着夏天的格子衣服，说了一句“Sorry”。录像带中就这么一个她的镜头。由于持有的是旅游签证，她担心回程时这批资料在海关会被查扣，所以委托给杨教授保管。张纯如去世后，杨教授听说我要办博物馆，在得到张纯如父母的同意后，把这批录像带捐赠给我。
日军使用的锡制烟盒馆内有一套完整的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编印的半月刊《支那事变画报》，这份画报一共出了101期，时间段为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史料保存完整，其价值弥足珍贵。
有一张侵华日军自己拍摄的南京仙鹤门大屠杀的照片，照片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是日军在南京屠城屠乡的有力证据。当时侵华日军为了炫耀战功，各部队都有出写真帖的习惯，这张照片就出现在侵华日军伊东部队的写真帖内。这套资料原藏于一个东北收藏家手中，为了购买这套资料，确切地说为了购买这张照片，我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花去五万元，磨了好久的“嘴皮”才实现愿望。因为以前有记录日军在南京仙鹤门暴行的文字史料，但图片史料比较缺乏，这张照片将日寇的罪行变得“板上钉钉”。
馆内有一个我委托日本留学生购买的名为“突击一番”的安全套。这个日本侵华部队用猥亵戏谑的言辞命名、用牛皮纸包装的安全套，反映出当时沦陷区的中国妇女遭受过怎样的凌辱。和它一起展示的，是日军用于预防性病的药膏——“星秘膏”。药盒正面注明由“陆军卫生材料厂”和“陆军军需品厂”生产，背面还印有“使用法”。这两样东西是日军推行慰安妇制度最直接的证物，是对日本方面在慰安妇问题上不诚实态度的有力驳斥。
有些展品在收藏过程中也发生过有趣的事情。有一只纪念伪满洲国成立的军用饭盒，是日军扶植傀儡政权的有力罪证。当时持有者是个美国人，拍了照片在网上拍卖，由于他不识中文，竟称拍卖的是美军攻打伊拉克的军用品，标价200多美元。我一看就乐了，照片上明明白白印的是汉字，还印着伪满洲国的徽章，当即购买下来。要是他懂些中文，价格不知要贵多少倍。
这几年，博物馆馆藏文物和图书得到持续不断的积累，共收藏了文物3000多件，图书40000多册，其中抗战图书10000多册，日本研究资料图书3000多册。
民间研究者任重道远
2006年12月13日，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正式开馆。国内外许多家媒体都来采访报道，中央电视台还作了新闻点评，“标志着中国研究南京大屠杀从官方走向民间”，形成了一股热潮。
开馆后，每周除周一闭馆外，其余时间全部免费开放，全年如此。展出三年，参观的人累计七万人。许多当年目击侵华日军暴行的老人在观看图片时，老泪纵横，让人心酸不已。一次，来参观的南京市民还在馆外打出了“勿忘历史，警钟长鸣”的条幅。南京三江学院的师生在参观后，主动提出将馆里的解说词全部补上日文。内地一些大学生参观后在白墙上写道：“珍惜和平，勿忘国耻”；香港游客写道：“民族兴衰，匹夫有责；勿忘历史，振兴中华”；外籍人士写道：“Neveragain.Nowaragain.（永不重演，不再战争）”。参观者中不乏日本人，有年轻的，也有白发苍苍的。他们来时惊讶，走时忏悔，表示没想到自己的民族曾经犯下如此大的罪行。2007年3月2日，一个名叫佐藤梨奈的日本人写道：“我绝对不会忘记日本犯下的如此严重的行为。为了不再重复，日本应该好好地传播历史。不要忘记反省，成为能为和平作出贡献的国家。希望世界和平。”一名叫本多立太郎的日本侵华老兵参观过史料陈列馆之后，带着忏悔的心情，亲笔留言：“我朋在南京，异邦君子祈健在，中日两国永久亲。”
博物馆曾分别与《现代快报》、南师大社会发展学院等单位合作，在南京长江路文化艺术中心、南师大随园校区、仙林大学城、雨花台区政府一楼大厅等地举办了图片展，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南京市江宁区曾经在中考模拟试卷中出了一道论述题，让考生谈谈创办民间抗战博物馆的社会意义。我从朋友处偶然得知这个消息后感慨万千，自己所做的事情正影响着下一代人，如同获得了一个没有公章的奖状。
在办好博物馆的同时，我还积极发展社会民间志愿者组织活动。为此我成立了“1213同盟”，呼吁、组织记者、律师、大学生等民间人士，通过心理疏导、情感关注以及义工和捐赠等形式，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服务。
在与国内外同类的博物馆、与国内外的学者特别是民间学者进行了大量接触和交流后，我深切感到，作为民间研究者还有许多事要做。大家都有同感，国内对于抗日战争的研究，尤其是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比较单一，研究者不是大学、社科院，就是专门机构或者政府部门，基本都是官方的，研究成果显得不够丰富和立体。
我们与日本民间研究之间的差距则更大。如60多岁的松冈环，一位曾开玩笑地用半生不熟汉语自称为“老妇女”的日本小学教师，曾出了三本书，拍了纪录片，执着地进行民间自愿研究，作了许多战争调查。特别是她采访的对象是侵华战争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工作更难做，但她成功了，形成的口述史料更有说服力，其精神和成果都值得我们学习。我相信随着我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朝”“野”的研究都将越来越多。■
口述者吴先斌系南京市政协委员，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南京市政协教卫文体（文史）委员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