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到地方，是真正地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并认认真真地撰写调研报告，现在能找到的他从1951年至1966年向中央提交的调研报告就达108篇之多，平均每一个半月就有一篇。其中许多真知灼见，至今读来令人深受教益和启迪。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正是他在调研期间提出的。新中国的建设是从学习借鉴苏联经验开始的。头几年，我们几乎亦步亦趋地把苏联的模式搬过来用，这种做法少走了很多弯路，很快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化基础；但苏联模式也有它自己的弊端，很多办法与中国国情不合，带来了不少问题。1949年9月30日，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闭幕词
1959年2月，朱德（右二）视察广州水泥厂朱德很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55年，他到包头考察。当时包头钢铁厂是“一五”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用的是苏联建设钢铁厂的模式，打算在离原包头市几十公里的荒原沙漠上建一座容纳60万人的新城市。在建设顺序上，先生活、后生产，建厂房前先盖高标准的办公大楼、职工宿舍和其他生活设施。这既有悖于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也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朱德从各方面了解情况后，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包头市委负责人谈话，指出：你们都是想把国家工业化快些搞上去，热心是好的。但是，贪新、贪大、贪多，一切都学习苏联做不到。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情况，不能什么都学外国的。根据朱德的意见，包头钢铁厂的建设方案重新修改，为国家节省了大笔资金。
1963年，朱德在同陕西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明确指出，“我们要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65年，他提出：“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他多年思考的一个重要结晶，反映了他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入思考和重要探索，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成果。
198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朱德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的重要贡献，着重指出了两点：一是他提出要注意发展农业多种经营，二是他提出要注意发展手工业。
朱德一向主张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他认为，只有发展多种经营，农民才能致富，国民经济才能发展得更快。1955年10月，他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发言时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除了用到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提高耕作等方面外，还应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向多种经济方面发展，使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果木园艺，以及运输、打猎、编织、种茶、养蚕、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养蜂等副业密切结合起来……真正做到‘靠山吃山养山，靠水吃水治水’，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他认为，蚕丝、茶叶、药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等多种多样的产品，以及其他各种副业产品，不仅为国内的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所需要，而且还是出口物资，对换取外汇支援工业建设有很大作用。在当时，这些观点是很新鲜的，也是为许多人所忽视的。
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有500多万个体手工业者和1200万兼营手工业的农民，发展手工业生产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有些人轻视手工业，认为敲敲打打没有发展前途。朱德指出：“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工业建设初期，轻工业还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手工业的重要性更为显著。”
在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手工业合作化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简单划一等问题。朱德在调研中发现这些问题后马上指出：集中起来生产有盲目性，必须马上制止。凡不适宜集中生产的就不要勉强集中，仍保持分散生产的形式。组织起来后，产品的品种要更多，质量要更好，这样人民才更加满意，才能真正体现优越性。在社会主义时期，应该允许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同时存在。
朱德还提出了很多其他重要的建议。比如，他是最早提出开发海南岛的领导人，也最早提出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相结合的问题。朱德多次建议中央考虑把军工和民用工业的生产结合起来，强调：“兵工厂转民用生产或兵工生产与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这是迟早非解决不可的。要转还是早转好，早转少损失些，越转得晚损失越大。”早在1957年，朱德就提出利用广东的地理优势建设出口基地。他还较早地认识到山区的贫困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单靠救济不能解决贫困。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他先后去了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四川、陕西、河南、河北、云南、湖北、天津、江苏等省、市，提出了停办公共食堂、恢复自由市场、发展集体副业和社员家庭副业、调整公社以下管理体制等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政策建议。■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