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佃农家庭。那时，深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中的中国人民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和无数仁人志士一样，青年朱德也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并立下“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的远大志向。1909年，他离开家乡远赴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前，写下“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的豪迈诗句，表达了救国救民的情怀。他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先是积极参与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后又参加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成为威震四方的滇军名将。
任护国军团长时的朱德然而，连年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陷入“四野萧萧风雨急，中原黯黯鬼神愁”的悲惨境地，许多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赶跑了，纵然想要继续努力，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他们迷失方向了”。朱德自己也“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1916年—1920年，朱德写下了几十首诗，表达了自己感时忧世的心情。他怒斥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久受飞灾怜百姓，长经苦战叹佳兵。”“年年争斗逼人来，如此江山万姓哀。”他倾诉自己的苦闷心境：“深海当年姓字标，茫茫大地愿难销。南滇爱友嗟离别，西蜀知心太寂寥。”他表达自己渴望报国的志向：“戎马少年半同学，倾心报国志无违。”“推开黑幕剑三尺，痛饮黄龙酒数杯。”
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法解决中华民族的出路问题。可是，救国救民的真谛究竟在哪里呢？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使朱德看到了救国的新希望，他从当时流行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传播新思潮的刊物中了解到在苏俄的新制度新社会下工人和农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使朱德非常兴奋和向往。他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1922年3月，朱德离开昆明，决心去寻找新的出路。途经四川遇到滇军同事、时任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杨森对朱德的作战指挥能力深为了解，他极力挽留朱德并许以师长职位，但朱德没有答应，直下上海。在上海，朱德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希望朱德回滇军去，并答应先付给军饷十万元。然而，十多年的亲身经历使他对这种借助一部分军阀去打击另一部分军阀的做法已不再相信，便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要求。此时，当老朋友孙炳文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时，朱德认定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才能给苦难深重的中国指明出路，于是决心要找到、参加这个党并为它的理想而奋斗。
经过很多曲折，朱德终于见到了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陈独秀态度冷淡，认为像朱德这样在旧军队中有着很高地位的人要参加中国共产党，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在回忆这次见面时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入党不成，朱德把希望寄托到了国外，他想到德国去，那是马克思的故乡，也许在那里能找到报国的道路。1922年，朱德放弃滇军旅长的高官厚禄，远渡重洋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并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从此，朱德由一名爱国名将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义无反顾地走上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的伟大道路1922年9月，朱德乘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离开上海吴淞口，经过40多天的航行抵达法国。在法国，他听说在中国留法学生中已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旅法组织，主要组织者叫周恩来，现已去德国，便立刻搭上驶往德国的火车。
10月12日，朱德到达柏林，按照事先打听的地址找到了周恩来的住所。这是朱德终生难忘的一天。十多年后，他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描述了那天的情形：当房门打开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身材瘦长的青年，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两眼闪着光辉，面貌清秀，严肃而聪颖。见面后，朱德端端正正地站在比他年轻十多岁的周恩来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并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周恩来听后微笑着说：“我可以替你办理加入党在柏林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做候补党员。”
1922年11月，经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负责人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道路。
南昌起义失败后，挺身而出勇保革命火种
为党工作后，朱德经受了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他始终坚如磐石，从不动摇，多次力挽狂澜。
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计划南下广东实行土地革命，重建革命根据地并再次北伐，以统一中国。但主力进军潮汕失败，朱德率余部2000多人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此刻，部队的处境极端险恶。敌人大军压境，集结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达数万人，来势汹汹，企图完全消灭朱德所部，一举扑灭革命火种。严峻的形势下，部队的组织和思想日益混乱，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一些意志薄弱者在艰苦的重压之下畏缩动摇甚至开溜，一些指挥员也不知所措起来。
千钧一发之际，朱德毅然挑起重担。他同几位主要领导干部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情况后决定：部队必须尽快离开此地，以甩开敌人，摆脱险恶处境，否则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综合大家意见后，朱德作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他说：“我们要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到农民运动基础好的地方去找个落脚点。这个地方就是‘三不管’的湘粤赣边境。那里山高林密，便于同敌人打游击。”为这支处于困境的革命队伍指明了出路。
10月下旬，起义军摆脱了尾追的敌军，来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这天傍晚，朱德传下命令：“全体军官在河坝子里集合，开会！”大家到齐后，朱德招手示意大家坐拢一些。在这前途渺茫的严峻时刻，一双双眼睛注视着他，希望从他那里获得出路和答案。
望着这些同自己一道浴血奋战的同志，朱德激动地说：“同志们，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革命的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要走下去，我们还是要革命的。”他大声说道：“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
朱德掷地有声的话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让大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陈毅首先站出来支持朱德，接着其他将士们也纷纷站出来拥护朱德的主张。就这样，在极其困难的境况下，朱德为党和人民保存了革命斗争的火种。后来，他率这支部队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余部会师井冈山，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点燃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燎原之火。1930年8月起，朱德出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长征途中，“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经过湘江血战，损失过半，陷入危境。1935年1月，中央到达遵义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上，博古在报告中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引起与会多数人不满，毛泽东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了这个报告。
朱德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与会的李德翻译伍修权后来回忆说：“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遵义会议最后赞同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根据多数人的发言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多年后，朱德在纪念遵义会议的诗中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长征途中，还发生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事件。1935年6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会议，通过了北上抗日的决定。这个决定，张国焘却不愿执行。
8月初，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朱德和张国焘一同指挥左路军，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右路军。9月10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党中央果断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朱德的心情异常沉重。两大红军主力分团的责任完全在张国焘，但不能将红四方面军和编在左路军的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丢给张国焘不管。于是他选择留下来，决心跟着这支队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它最终带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中央北上后，张国焘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组织围攻朱德。张国焘先派人同朱德谈话，要写文章反对中央北上，遭到严词拒绝。1935年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格尔登寺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诬陷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他还伙同他人一起逼迫朱德当众表态。朱德从容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10月5日，张国焘在松冈附近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为了造声势，张国焘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声明：“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不支持张国焘使得朱德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和刘伯承在一起，如同被软禁起来。他利用到前方去指挥战斗的机会，看望随左路军行动的原一方面军五、九军团指战员，耐心地教育他们顾全大局，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他还利用各种机会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接触，谈心，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的尊重。1935年11月，百丈关战役受挫，四方面军指战员逐渐认清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
朱德抓住这一转机，于1936年2月初与徐向前等一同要求张国焘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随着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张国焘越来越孤立，被迫于6月6日宣布取消其另立的“中央”，成立西北局，并转兵北上与党中央会师。至此，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以失败而告终。
毛泽东对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说他“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朱德和毛泽东在一起研究对日作战计划太行浩气传千古
1938年2月底，在抗战大后方武汉，一条流传街头巷尾的消息震惊了许多人。报童们背着报袋在街道上边跑边喊：“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为国捐躯!”“民族英雄朱德以身殉国!”“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战死在华北抗日前线!”各种报纸的“号外”在武汉城里不胫而走，各式传闻满天飞扬。老百姓纷纷为国家痛失英才而感到悲伤和痛惜，国民党顽固派却在幸灾乐祸。八路军驻各地的办事处也纷纷接到电话，急询朱德总司令的情况。《新华日报》向延安发报电询：“朱德将军有无危险？”在延安的党中央、毛主席也急电八路军总部询问情况，要求立即答复。
华北抗日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有人都急切地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投身伟大的全民族抗战洪流。此时朱德虽已年过五旬，仍领命出任八路军总司令，亲率部队到抗日战争最前线。出征前，他写下了这样的誓词：“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可是，八路军无论是人数还是装备都远远不如日伪军，时刻处在敌人的威胁之下，在前线的每一天，都是血与火的生死考验。
1938年2月，朱德率八路军总部从原驻地洪洞县向晋东南转移，去建立太行山根据地。随行人员有副参谋长左权和总部机关的参谋人员，还有总部警卫通讯营的两个连共200多人。
这天，朱德率部行进到安泽县岳阳镇时接侦察员报告：前方不远处有日军3000多人，是去攻打临汾的，现敌人的前卫部队正在快速前进。面对突如其来的遭遇，久经沙场的朱德没有半点犹豫，立即指示电告友军，同时下令部队绝不能撤，一定要想方设法拖住敌人，给临汾的友军多争取几天备战和疏散的时间。
朱德身边的参谋人员多数是跟随他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知道军令如山，不容讨价还价，但是眼下的形势太让人担心了。打仗是你死我活的较量。200多人要拖住3000多鬼子，敌我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们从亲身的实战经验中树立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有朱总司令指挥，就能胜利！
日军肆无忌惮地走在通往临汾的大道上，浩浩荡荡一路向西，好不威风。好梦不长，快速行进中的鬼子在三不管岭碰上了“钉子”，被劈头盖脸一阵枪声镇住了，趴在公路旁，不敢前进一步。原来，这一带正是太岳山的南端，山高林密，一条公路蜿蜒而过，伏击敌人的地形再好不过。朱德让左权带着部分人马去同鬼子周旋。他们组织了防御纵深，采取节节抗击的战术，在山势险要的地段设下几道防线，层层阻击鬼子前卫部队前进。
子弹在鬼子头上飞舞，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在朱德、左权的指挥下，200多精兵神出鬼没，打打停停，3000多鬼子被拖在太岳山的盘山道上前进不得，后退不成，纵然人多势众，武器精良也无法施展开来，只能处处挨打。一天下来，敌人不但没有前进几步，反而丢掉了不少性命。
这时，鬼子不知从哪儿得到情报，得知阻挡他们前进的不是八路军的大部队，只是一支小分队，而指挥这支小分队的竟然是威名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由此，他们判断出八路军总部可能就在这一带，于是立即报告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请求空军支援，彻底消灭朱德和八路军总部。
此时，朱德和八路军总部正战斗在安泽与良马之间的古县镇一带。日本空军接到起飞出击的命令后，就摊开作战地图寻找古县的位置。自以为是“中国通”的几个日军头目凭着认识几个汉字，趴在地图上拿着放大镜东找西寻，终于在屯留县西北方向找到了一个“故县”，于是自作聪明地把“故县”当成了“古县”。如获至宝的鬼子立即命令十几架飞机到故县上空狂轰滥炸。转眼之间，一个好端端的村镇变成了一片焦土。鬼子的空军为了报功领赏，谎报战绩说：“目标已全部消灭，再未见一个八路!”其实他们压根儿就没见到一个八路军的影子。接下来，他们迫不及待地在报纸上刊登了耸人听闻的消息：日本皇军摧毁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空袭中丧生。这就是前面新闻的由来。
这时，朱德仍在古县一带指挥战斗。尽管已经拖了敌人三天，但这里终究不是久留之地，此行的目标是建立太行山根据地。左权十分担心朱德安全，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可没法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交代。所以，他再三向朱德建议转移。第四天傍晚，情况愈发危急。敌人的炮弹不停地在总部附近爆炸，枪声也越来越近，子弹不时从头顶上呼啸而过。朱德沉着地率部队甩开大路，转移到路南面的乡村。这时，总部警卫团的两个新兵连赶到了。他们虽然人数不少，可没有枪支，每人只有两颗手榴弹。朱德见到后非常高兴，觉得正是锻炼他们的好机会。
很快，鬼子的后续部队过来了。侦察得知，过来的是由许多大车组成的辎重队。朱德立即组织新兵连在警卫部队的掩护之下，埋伏在鬼子必经的大路旁。当敌人的辎重队进入伏击圈之后，朱德一声令下，200多颗手榴弹一齐投向敌群……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八路军炸毁敌人大车几十辆，歼灭了一部分鬼子。两个新兵连不仅得到了实战锻炼，还用缴获的武器装备了自己。就这样，朱德率领部队成功地冲出了日本鬼子的包围，胜利地到达了太行山区。
从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到1940年5月奉命返回延安，朱德以八路军总司令之职，在抗战最前线与侵略者面对面战斗了两年多的时间。他和彭德怀部署平型关战役，指挥参与忻口会战，挺进太行山开辟抗日根据地，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根据地的“九路围攻”，指挥各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特别是与彭德怀、左权共同指挥的“百团大战”，极大提升了八路军的声威。左权牺牲后，朱德非常悲痛，写诗悼念：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这既是他对左权的悼念，也是对自己的铮铮誓言。■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