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古香山是中国最早接近西方社会的地域，那么“香山买办”则又是中国人最早受西方影响的群体。澳门岛与古香山的特殊地缘关系，促成了中国第一个与西方进行商贸的澳门口岸出现。
澳门口岸，它是中国与西方世界商贸往来的第一口岸。作为近代中华的第一口岸之地，它自然也就成了中华的第一商贸之地，而由商贸之地也就自然发展成了中华的第一西化之地。口岸之地，使香山成了近代中国向西方世界打开的第一扇窗户；商贸之地，使香山成了近代中国现代经济的策源地；西化之地，使香山人在另样的文化中汲取到了更新自强的力量。于是，澳门口岸既是东西方的经济贸易通道，也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走廊。
由商贸活动深入到文化意识的融汇，新观念下的新香山人就有了一个新的行为，这就是了解认识学习另一个异域的世界，更新构建发展一个全新的自我。于是，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迈步前行的就是香山的那些商业“买办”。他们由个别而群体，他们由替西方人做买卖的寄身而到逐渐独立从业，中国近代的许多新产业由此而生，由此而发展，由此也开始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步伐，由此也开始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复兴。
澳门口岸：经济贸易的通道与东西方文化的走廊
澳门口岸，是东西方经济贸易最先开始的通道。从1513年葡萄牙人首次进入到1573年落脚从业，之所以花费60年的不遗余力来盘踞澳门岛，就在于他们要借南海与珠江口的这个特别地域向中国大陆进行经济贸易的渗透。
隶属于古香山县的澳门岛，原本是一个风平浪静、不为世人所关注的弹丸小岛，为何当葡萄牙人第一眼看到时竟然如此的不能忘怀？一次一次的觊觎光顾，一次一次的历尽磨难，不能释怀的渴望，最终还是修成了正果。今天，当我们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审视时无疑它是西方列强的强暴侵略，使殖民化所造成的民族屈辱。但当我们换成文化的角度审视时，却发现它客观上具有了另样的意义。
十四世纪末是葡萄牙人海上霸权的开始。先是非洲航行而发现好望角，再进印度洋而入东南亚。重炮下打开的马六甲海域由此开始了东西方贸易的新历史，而这目标的焦点就是中国。于是，1513年的明正德八年，葡萄牙人阿尔瓦雷斯率船队自马六甲前往中国，6月抵达珠江口外毗邻澳门的屯门岛。由于不能获准上岸只许就船贸易，阿瓦雷斯销售了货物又满载中国货物于次年返回马六甲。第一单生意的顺利和利润的丰厚，使得阿瓦雷斯在离去时偷偷的上岛埋下了一块刻有葡萄牙国徽的柱石，由此足见葡人的用心和日后誓不罢休的决心。1515年的明正德十年，葡人佩雷斯二次又进屯门岛，虽然还是不能上岛贸易可他们获得了比上次更丰厚的利润于次年九月返回。
1517年的正德十二年8月，由于前两次对华航行的成功，葡人以八艘商船组队的大规模第三次进入被他们称为“贸易岛”的“屯门岛”。特别是葡萄牙国王的使节皮雷兹随船而来，声称要见“中国国王”。蛮横的态度，强硬的作派，在未得到允诺的情况下，于9月就擅自径直抵达广州城下，鸣放礼炮，升起国旗，两广总督陈金也专程由广西到广州会见。这是东西方两世界由代表政府的官员的首次正式会见，并获得上奏朝廷等待进京朝见。1520年1月，葡人使团入京，但其骄横跋扈的行为引起朝廷不满，5月使团被赶出京城，9月皮雷兹在广州被扣入狱。前后8年时间，葡人终究还是没有得到上岸居住进行贸易的权利而只能在船上进行交易活动。于是，恼羞成怒的葡人终于在1521、1522年先后以武力的方式和中国发生了“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两战之后，葡人离开香山地区沿海转入闽浙沿海走私贸易20多年之久。这期间又先后爆发了“双屿之战”和“月港之战”。受挫的葡萄牙人由此又折返香山海域。他们不再以武力相要挟，行为处事也逐渐文明规范，广东官员也心照不宣的默许。由此围绕在澳门周边的上川岛、浪白澳就成了葡人进行商贸交易活动的新据点。1554年广东海道与葡人达成口头协议，在按20%的额度完税后，葡人有了在中国港口的交易权。特别是到了1553年，广东海禁松弛，市舶司由浪白澳迁到蚝镜，外国商船从此可以进入澳门停泊贸易。虽然每年要征2万两税，要接受中国官员检查，商人只能就船交易，市毕即去。但给货物不能即刻脱手者许其登陆，许其搭盖茅屋暂住。开放了的澳门，使葡萄牙人一下看到了希望，30年的努力终于可成现实。1555年，葡萄牙人费尔南和天主教士巴雷多一同到达澳门，葡萄牙大诗人贾梅士也被派往澳门并完成他的长篇史诗《葡国魂》。到了1557年葡萄牙商船更是频繁抵泊澳门，从此把澳门作为固定停泊地，并逐渐运来砖瓦木石，盖屋定居。到1564年葡人在澳门建立住所有千间以上，澳门长居葡人也近千人之多。再到1570年，葡人在澳门修建了3座教堂，一间医院，一间仁慈堂，还有大量的西式豪华建筑，澳门从此就成了葡萄牙人在华进行商务贸易和停泊船只的居留地。
1573年葡人以500两银子作为缴纳澳门的租金被朝廷海道接纳，以后每年500两延续缴纳，表明了中国官方从此对葡人租居澳门的允准。1574年中国官府在莲花茎（今拱北口岸）建立关闸并设官守之，关闸每月开启6次，向葡人供给生活必需品，而其按人头定量，只能官方交易，不准私下接济。明政府这样的规定虽然是为了加强对葡人的防范，但客观上则表明了对葡人定居澳门的认可。1578年明政府重新开放广州对外贸易，澳门从此成为中国第一对外商贸口岸。由于葡人势力的强大，其他别国的商人逐渐离澳而去，澳门由此成了葡人的独家天下。到了1581年，居澳葡人超过2000，在我们的“天朝地界”内从此有了一个葡人专据的租居地，澳门成了葡萄牙人在东方的贸易基地。
葡人60年苦心处虑的经营，终于得到了回报。当年只是作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所埋下的那根刻有葡萄牙国徽的石柱，今天果然就变成了葡人可以定居生活经商贸易的家园，而且人越聚越广大，房屋越建越豪华，商贸活动越做越繁盛，中国近代第一商贸口岸就这样出现了。
澳门口岸以经济商贸通道缘起，也逐渐演化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走廊。西方的商品就是经过这一口岸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华内地，华夏之天宝物器也由此纷纷流向异域。由此构筑起了东西方第一个经济贸易通道。看起来这是一个纯商业的贸易，看起来是一件小小的商品，可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了文化，就成了政治，人在这不经意中被改变了，民族社会在这不经意中也被改变着。澳门口岸，由此由单一的经济贸易通道，也同时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走廊。
1623年，葡萄牙正式任命马士加路也为澳门首任总督，从此一个在葡人治辖下的澳门开始了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的全面性葡人统治发展的时代，澳门从此也完全按照葡人的社会文化理念开始了它西化式的发展。
葡人在澳门建构起来的社会，自然不可能只是来做经济商贸，一个社会所应有的澳门在葡人的统领下也都一一地发展了起来。大量传教士的进入，各种教会式学校的建立，首先创建的圣保禄学院，就是要培养虔诚的天主教徒与博学的文化使者于一身的传道者，办学的宗旨就是寓宗教宣传于文化传播之中，通过各种方式将西方的科技文化带入中国，又将中国的文化传向西方。而1834年后创办的马礼逊教育会后来又演变为马礼逊学校，就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所传播西学的学校。美国传教士布朗就是在马礼逊学校任教，出身香山南屏贫苦农家的容闳，就是因了家境的穷困不能上内地学堂而到了这样免除食宿费的学校就读的。宗教的传播，全新的现代西学，播下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文化知识，更成长为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一种新的人生观念，一种新的生活观念。
西化之地中的香山人，受外面世界的影响而开始了自己率先而为的生存自强。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新世界的豁然眼前，必然导致心理的默化到行为的效仿。香山人是近代中国最早大面积全方位感受西方社会文化生活的人群，这是香山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代的“买办之乡”和留学发源地以及留学者最多的缘由之所在。
因为香山本身就是由移民而聚集起来的一块区域，移民者最具特征的就是生存的挣扎力。好活能活，不好活也得活，就像一棵柳树，插到哪里都能活，折弯了腰还是活，剥了皮仍能活。而这种活的挣扎力又显现出来的特征，就是不甘于一种活法，就是总在不断寻找着新活法的途径。漫长的生存实践，在时间的轮回中考验着香山人的这种生命力，也在时间的往复中蓄积着香山人的这种能量和成长着这种能量。
终于到了近代，虽然葡萄牙人对澳门的占领使我们蒙受着一种屈辱，但近在咫尺的这个新世界，是一个完全西化的世界。这西化的世界从1513年葡萄牙人第一次来到澳门海域起，到1573年正式定居，从此就开始了长达300多年的耳濡目染。它使得这块远离中原、远离朝廷的偏隅沿海地域，一下成了与西方世界靠得最近的地方。中华第一个通向西方世界的口岸，中华第一块能与西方世界经济商贸的地方，中华第一个能接受西方现代教育的区域，中华第一方能全面感受西方文化生活方式的所在，能不给这个原本有着旺盛生命力的群体社会以震撼吗？那个本就在不断寻求着新生命生存方式的群体面对这样一个全新世界，它能找不到一种新生活的途路吗？所以，更生求新的生命意识，敢为人先的生命追求，包容博爱的心胸气度，香山人肯定不会错失这样的时代机遇。
因为长期的商务贸易活动，必然带来了文化意识形态的新构建，商品中隐含着的文化，香山人正是在这中西的商贸活动中开始了精神心理的无意识转移。香山人的心理意识观念在这股汹涌潮流的冲击下，一下洞开了一扇心灵世界的天窗,使他们意识到纯粹封闭的自我经营只能使路越走越窄，只有开放自我，融为世界一体，才会有发展的新机遇和新路途。于是，融为世界一体的发展性文化，就成了香山文化形态中的核心性观念。因为，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农业文明，成就的是那种小而全的小农经济发展模式，培植起来的也只能使这种小农经济下的小生产者意识。而如此观念意识下的循环往复式的小农经济经营，使得生产单位愈加封闭，整个社会也愈加封闭。封闭者的社会不可能有强势的发展，只能是在挣扎的残喘中苟延着逐渐死亡。处在这样情势中的晚清社会，谁能给予它一济醒药？这就是香山人。
自鸦片战争以来，是香山人成了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群体。他们从政治革命、思想启蒙、教育奠基入手，他们以新兴产业的开创发展为路途,率先开始了“洋为中用”的破冰式的探险。而这一切的发轫和渊源，又都是由香山的哪些商业买办引发派生开来的,中华社会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它重新复兴的步伐。
香山买办：近代新产业的开创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复兴
一个口岸，造就了一种经济的兴旺。而经济活动向文化活动的演进，造就的更是有了新观念下的社会实践者的人。香山买办，就是在这样的商业活动中所形成的新文化铸造出来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人类”。而正是这些“新人类”的敢作敢为，千年一贯的封建大一统的“天朝上国”才开始出现了腐朽中新生的契机。
买办是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它是西方商务贸易者在对华贸易过程中所雇用的商务代理人。由于中国第一商贸口岸之地是澳门，所以香山地域就成了中国买办最先兴起的地方。从19世纪后半叶起，也随着东西方通商口岸由澳门向广州、香港、上海、天津、汉口、九江等新的通商口岸的渐次转移，买办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迅速膨胀，而在这个新的社会阶层中能力最上、人数最多者当属香山人。香山人几乎在当时西方人开办的外贸和商业经营的洋行、商号、钱庄等领域中以举足轻重的地位作用占据了大半壁江山。他们利用最早发展的基础和特殊的地缘关系以及长期经营所形成的血缘人脉的优势，父子相传，弟兄互帮，朋引亲牵，彼此提携，相互照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香山买办群体。
因为在这蓬勃发展的经济贸易活动中，一种商务性的文化也就自然而然的在不知不觉中逐渐的形成了。这种向着经济贸易的商务性文化，不仅是香山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也由此逐渐演变成了近代中国文化中的亮丽风景。不做单一的土地奴隶，着力于更多的商业经济生存，这是香山人在生存的历练中逐渐建立起来的生存观念和人生态度。而这种生存观念和人生态度伴随着与西方的开埠通商和经贸往来，香山人一下看到了生命的新曙光和生存致富的新路径。
于是，香山就成了中国最早的开埠通商的口岸之地，西方商品的第一块进入地。东西商品贸易的第一单交易，为西方商贸服务的第一个“买办”也就这样首先产生在了香山这块土地。从此，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中，香山人成了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大半壁江山也被香山人统占着。香山不仅成了中国的“买办之乡”，香山更把自己生意做到了东洋西洋。香山人不仅在思想政治上敢为天下先，在经济商务活动中也同样敢为天下先。务实崇商的理念，使香山大浪潮水般涌现出了无数的公司、商铺；热情浪漫与趋利务实的精神，使香山群星灿烂般涌现出众多名商巨贾。向着经济贸易的商务性文化中，集中体现着香山人的一种合乎时代潮流的生存意识，而在这样的商务生存意识中更表现出了香山人极具活力和气魄的要大能强的创新精神。这是久居海边被大海所历练出来的一种胸怀，这更是因了最早处在了东西经贸交易前沿熏染来的一种灵性。
正是香山人的这种努力，近代中国才从千年一贯的小农经济的农业文明中开始了工商业的新发展，工商强国富国的实践也才成了中国人一个新的生存理念和发展目标。中国近代现代化的脚步，也就在这商贸经济的过程中悄无声息的启动了，雷霆震撼的发展了。
在这如火如荼的商贸活动越来越规模化的发展中，使得澳门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港口城市。而原本就属于香山县辖制的澳门由此越来越脱离开了香山的肌体，但他对当时香山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影响却是越来越深入强大.孙中山就深有感触地说到他在澳门看到的情景：“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前后，口岸商贸更是日趋兴旺繁盛，使得大量的香山当地人也介入进了由葡人统领下的商务贸易活动。这既是葡人要向内地扩充生意经济的需要，也是当地人谋生的必然。由此在香山地区就出现了影响近代中国经济的“买办现象”，香山由此也被称作“买办之乡”。从1573年到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再到辛亥革命，当时活跃在香港、上海、广州、天津、汉口、唐山、九江等洋行中的“买办”，香山人占了十之有八。唐廷枢一家三代买办，徐润是上海滩一等的大买办，郑观应不仅是思想启蒙、倡导“商战”第一人，同时也是一等的大买办。莫仕扬家族更是成了“买办家族”。
香山地区的买办和买办商人，在促进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成了第一批和西方外国人走得最近的中国人，他们个人和家族乃至亲朋好友的一层层的熏染扩展开来，自然从生活方式到文化心理都开始了渐变。这种影响也自然会向香山地区扩展开来。所以香山地区就成了中国最早的一块流传扩散西方文化的地区，而香山买办自然也是最早大面积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人群。西化之地中的香山买办人，受外面世界的影响而开始了自己率先而为的生存自强。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新世界的豁然眼前，必然导致心理的默化到行为的效仿。香山买办大面积全方位的感受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不仅使自身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发展，更直接影响了香山地区成为中国近代留学发源地和留学者最多的地方。而这又是中国近代社会开始复兴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源。
追溯香山买办发生发展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逐次演进的阶段。第一阶段的买办是作为雇佣者的商务活动帮手阶段。伴随着中国沿海开埠口岸的一个个出现，西方列强更是加紧了拓展对华经济贸易的新领域，各种商行货栈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是，不同语言交流的障碍，不同货币交易的繁杂，不同度量衡对换的计算,特别是一个完全陌生化的市场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易对象,使得西方人很难独立的开展商贸交易活动。于是,雇用当地华人作为自己的商业帮手是当时必须的选择，而香山人的精明强干和可靠诚实,也博得了那些西方洋行的信任和依靠。起初的买办大多是以地缘为特征的宗族性结合群体，象唐氏、徐氏、郑氏、莫氏等家族几代为买办而成为买办世家。但是，这个阶段的买办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决策和经营，他们雇佣者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只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第二阶段的买办是作为独立商人进行商业活动的阶段。由于长时间的商业贸易活动的开展经营，这些受雇者的买办人不仅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商贸活动经验，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财富。他们在继续履行着自己洋行雇佣者的身份同时，又纷纷开设了属于自己的新的独立商号。这独立商号的开设，是中国买办阶级自塑自己民族资本家形象迈出的第一步,也是中国商业买办由起初与这些商业洋行的雇佣关系开始变为合伙关系,一个独立的工商业者的形象由此明晰起来。从雇用的身份变成独立身份的从业者，香山买办作为中国近代社会以商立命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从此确立。当然，这个时候的他们还没有进入到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实体新产业的阶段，这时候的他们还是以开商号进行商贸经营。香山买办最早涉足的商贸领域大多是茶、丝、鸦片的经营买卖，尤其是茶业和丝业的收购、贩运、买卖成了他们立业兴业发展壮大自己的主业。当时实力最大者的徐氏、唐氏、郑氏家族所开设的商号全都如此。正是这一独立商人角色的确立，使得香山买办在独立打拼天下的过程中，不仅磨练出了属于他们的商业经营的道法，积累了日后开办创立新产业的经济基础，更赢得了他们日后立足社会发展自己的社会诚信。
第三阶段的买办是新产业投资开创发展的民族资本家的阶段。香山买办通过商号的经营，快速的成为了近代中国社会中新贵阶层，他们不仅积聚了显赫的物质财富，更聚集起了无限的社会人脉。这些“富甲王侯”的香山人却并不由此而满足不前，而是瞄准更新更大的新产业开始了又一轮的创业。开始的他们大多以“附股搭办”的方式投资于西方人开办的轮船航运业，作为股东或董事逐步渗透扩大，直到自己开办经营。后来的他们全力进入工商企业，从船运、地产、水泥、印刷到电力、制造、保险、金融等行业，尤其是倾力进入工矿企业，显示了香山买办非凡的商业经营胆识魄力和卓识远见。特别是中国第一家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的兴办建设，使香山买办成为了清代洋务运动中一支特别的中坚力量。唐廷枢、徐润、郑观应这些香山买办的代表也由此成了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这些工商新产业的开发兴建和不断强大，打破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使中国社会进入到了一个与西方社会相融汇的新型社会形态发展的新阶段。
香山买办在这样的过程中，不仅完成了自己商业强国、实业救国的商业资本家形象的最终定位，更因了他们的新产业战略的实施发展而使近代中国开始了复兴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