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张爱玲的小说，故事大抵发生在两个地点，一个是她的出生地——上海，这自然无需多言，另一个便是香港。张爱玲对香港有着特殊的感情，以至于不自觉地把书中的人物安插到香港这个大背景之中。
但是，她对香港太过了解，这种了解是深入骨髓的，所以她看到的不仅仅是香港的灯红酒绿，男欢女爱，在张爱玲的眼中，香港在它的华美背后是悲哀，是无奈，是世态炎凉。
在《茉莉香片》的开篇张爱玲就说：“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在张爱玲的心中早就给香港下了一个定义——悲哀。所以她笔下的香港传奇“也是一样的苦”。
无论是《茉莉香片》，还是《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张爱玲的笔下香港永远是个悲伤之地。
首先，从她的人生经历中便可以略见端倪。
1939年，因为“欧战”爆发，她以伦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改到香港大学注册入学，在港大的两年零三个月期间，“发奋用功了，连得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未曾想，1941年12月8日“港战”又起，打翻了所有的计划和努力，张爱玲不得不回上海，开始了她的“卖文”生涯。
1952年7月，张爱玲第二次赴港，香港对她也不暇款待，重新报读港大竟然未果，以至不欢而别，终于在1955年8月赴美，走上了她远离故土的“逃难”岁月；1961年11月为了生计张爱玲再到香港，1962年3月由于丈夫赖雅病重回到美国。算起来，整个五六十年代，张爱玲前后居留在香港有三年半时间。
不难发现，香港这座城市对于张爱玲来说，并不是一块生活的“福地”。但是，香港对于作家张爱玲而言却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个两次战争夹缝中的“香港”，不仅仅提供了她成为一个作家的机缘，而且还形成了张爱玲稳定的世界观、文学观的基础。
“香港”还要在实际生活中，给张爱玲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港战”的突如其来，的确是应验了“人生无常”的老话，当然更让张爱玲不相信“计划”式思维，“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还妄谈什么未来?“战时香港的所见所闻，……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战争的十八天里，目睹了“我们的自私与空虚”，让张爱玲认定“去掉了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而“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
所以，战争所“照亮”的那个张爱玲的“香港”，给了她写作的诸多题材及灵感，诚如张爱玲所言：“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距离了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人。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定下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可见，那些交织着种种人生矛盾、爱恨情仇的场域是经过了感情沉淀与时间过滤后的深思与熟虑的。
其次，从当时上海的社会环境中可以窥见张爱玲对香港的情结。张爱玲由香港大学回到上海开始卖文为生时正是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不少上海的有钱人迁往香港，但在他们看来，这是无奈之举。上海是故乡再怎么不好也生活了那么多年，自是不愿离去的，那里有亲戚、朋友，有十里洋场，有宽宽窄窄的弄堂……有一切的生活习惯。
在张爱玲的香港传奇中，作者总是以一种他者的眼光，在审视、评判香港。诚如她自己所言：“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尝试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所以，张爱玲的香港情结从某一方面看也是上海人的香港情结，无奈而悲伤。
第三，从当时香港的社会状态可见一斑。
战前，香港属于一个畸形社会，英国人处于完全统治地位，有钱人，攀附权贵，纵情声色，小市民则始终要为生计发愁，为了生活甚至要出卖一切。在那种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交往荒诞可悲。
张爱玲是一个早熟的作家，在香港的两年时间里她所经历的、看到的，使她清楚地了解到了在华美背后香港人的悲哀，看到了事情的险恶、人情的冷漠。于是激发她提笔绘制香港的“风俗画”。
张爱玲关于香港的小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上海人由上海去香港的故事，如《倾城之恋》等。第二类是上海人生活在香港的故事，如《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等。第三类是香港本土或者异国居民的故事，如《沉香屑第二炉香》等。但是，无一例外它们都在华美中透露出强烈的哀伤。
在张爱玲所有小说中，《倾城之恋》的结局应该算比较圆满了。在家忍辱偷生的白流苏为了成功地逃离了白公馆，“用她的前途来下注”和范柳原从上海来到香港。他们的婚姻本是无可救药的，一场战争拯救了白流苏和范柳原，枪炮声中，他们一起逃难，过着匮乏的生活。“他不过是个自私的男人，她不过是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说到底，白流苏和范柳原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他们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超越自己，寻回真正的自我，而只能是变回一对“平凡的夫妻”。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说：“笼统的感慨，不彻底的反省。病态文明培植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同样没有深刻的反应。”
在这篇不朽的经典中，张爱玲将她苍凉的人生观都融入了香港的山山水水中，她眼中的香港风景，处处都充满了生命的启示。浅水湾那一面灰砖砌的墙，暗蕴的是一种超越时光的存在地老天荒的形而上的存在，它屹立在这个兵荒马乱的、“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的世界，见证着人生的悲凉。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是一个从上海来到香港的学生，在浮华社会的堕落、沦陷，又是一个拼命追求爱，追求幸福的平凡的女子。
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微微的熏香中娓娓道来，道出人生的那种无奈，人性中更深的不为人所理解的情绪，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难以定论。怎样的人生才是满意的人生，如何选择一生的道路，要用怎样的牺牲？薇龙把她自己的一生卖给了她的感情，正如她看到有个十多岁的妓女被几个海员粗暴的拉走却仍要嬉笑时对着丈夫说的“其实我和她一样，不一样的只是她是被逼的，而我是自愿的。”这是何种的沉痛？明知乔琪乔是一个浪子，明知他的追逐只是源于她的不妥协，她却甘心陷落。她对乔琪乔所作的一切，只是因为对爱毫无尊严的渴求。现实是这样的，容不得她清高，容不得她淡泊，她没有等着皇亲贵裔追逐的命，她只能做一朵交际花，但交际花就没有权利得到爱么？她只能自己骗自己，但她又是明白的。即使她爱着乔琪，他对她，也不过是这一时罢了。可她心甘情愿，她不惜一切。
小说《金锁记》里的姜长安和曹七巧
小说《心经》里的许小寒和许峰仪
小说《茉莉香片》里的丹朱与聂传庆在这篇小说中，香港成为一个“被看”的对象，薇龙姑妈家的那座花园大宅更成了香港殖民身分的意符。站在那座半山花园大宅的走廊上，薇龙看到的景观“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杂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而这座大宅的东方色彩，显然是为了“取悦”外国朋友的，“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香港社会处处模仿英国习惯，然而总喜欢画蛇添足，弄得全失本来面目。”薇龙姑妈家的园会，“渲染着浓厚地方色彩”，草地上遍植五尺来高的福字大灯笼，“正像好莱坞拍摄‘清宫秘史’时不可少的道具”，“未免不伦不类”。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沦落为妓女的不止葛薇龙，香港本身是一个急于去魅惑她的妓女，作者强调葛薇龙与香港的命运如此的相似。
而《沉香屑，第二炉香》，则勾画出了香港殖民地上层社会西方男女的群像，笔饱蘸着讥讽的墨汁。
小说《琉璃瓦》里姚源甫的女儿琤琤与曲曲
小说《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这是一个洞房花烛夜的悲哀故事。故事中的女主角愫细在与罗杰结婚的当晚“逃离”了他们的洞房，并大叫“我受不了”、“他是个畜牲”、“我要回家”。罗杰的厄运也因此而开始了，一夜间，这个“安分守己”的大学教授，被视为一个色情狂，以至于失去教职，遭到社会的遗弃。但是，这个悲剧的产生，并非错在罗杰和愫细，如果说他们有甚么错的话，那就是罗杰太爱愫细，而愫细又是一个稚气的、心理发育也还没有成熟的女孩，是“他的过度的热情把他们隔绝了”。罗杰本来是这不幸婚姻的受害者，可是却得不到人们的理解，他从此被钉死在人生的耻辱架上。面对茫茫前路，他怎能不发问为甚么愫细不让他像过去那样活下去？他无路可走，无家可归，最终走上了绝路。
这个内容看上去似乎没什么普遍意义，但却表达了作者对所谓“英式淑女教育”的否定。这种否定在短篇小说《封锁》中也有体现。有“张学”的研究者指出，《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蜜秋儿太太的形象其实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十分相似，都是对子女有一种变态的占有欲。曹七巧是给儿子娶了媳妇又不让儿子与媳妇培养感情，同时破坏女儿的婚姻；而蜜秋儿太太则是在把女儿嫁出去之前故意不对女儿进行婚前的性教育，故意让女婿在结婚之后丢脸，直至女婿因想不开而走上绝路，这样她的女儿就可以回到她的身边。女主角愫细的姐姐靡丽笙（她的丈夫也是因丢脸而自杀）就已经被她的母亲成功地“回收”了，愫细的命运最终也只能如此。所以男主角罗杰在自杀之前终于明白，其实靡丽笙的丈夫和他是一样的。相比曹七巧公然的霸占，蜜秋儿太太的手段则要隐蔽的多，更让人防不胜防。《金锁记》结尾，当曹七巧似睡非睡的横在烟铺上，她明白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可以说她弄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然而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尽管所有的悲剧都是蜜秋儿太太一手造成，可是人们并不明白个中原由，甚至不自觉得成为蜜秋儿太太的帮凶，人生最可哀之处莫过于此。另外，小说也揭露了在香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英国绅士阶层的伪善丑陋的一面。
在叙述方式方面，它有别于我们习见的域外题材作品，作者强调了中国女孩，中国文化。她说：我们的小说在性知识方面的明智，比殖民者的优越直爽。
所以，《沉香屑，第二炉香》是在香港这个特定地理环境中才能发生的事件。这篇文章在中西文化冲突上突破了中劣西优的惯常模式，西方人反而处在天真未齿的文化层面。中西文化的强烈冲突中，我们认清了文化和教育的差异，看到了一出西方的悲剧。
张爱玲是一个悲剧意识很强的作家，她的生命中固有一种悲剧感，以致于她的心中充满悲哀，这促使她以似乎冷酷的现实主义手法揭破了人性的自私、卑陋与扭曲，揭示了芸芸众生的孤独飘浮感、命运的困顿和生命的虚无幻灭感。
张爱玲终其一生都是封闭、孤独的。虽出生命门望族，但从小就过着孤寂而凄凉的生活；曾在上海名噪一时，却又遭遇了刻苦铭心的爱情悲剧；晚年独居海外，杜门谢客直至在故乡的中秋月明之夜客死他乡。孤独与寂寞成为她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体验，这些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张爱玲的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笼罩着孤寂的氛围，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孤独的阴影里。
夏志清认为张爱玲是一个深刻描写“颓废中的文化”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而张爱玲自己也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虱子。”“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在她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就是这些近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反复地提醒着人们所有现今的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点得以长存于人间。
她在所有的作品中都加注了悲伤的代码，所以在本来对她就含有悲伤意味的城市——香港逃不出悲伤的色彩自然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些传奇中，张爱玲真是将香港看了个透。你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香港的风景再美，都不属于你和我。像《沉香屑，第二炉香》的罗杰，在香港做了十五年教授，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没有了立足之地，在他打算离开这个伤心地的时候，才意识到“昨天他称呼它为一个阴湿、郁热、异邦人的小城”，才是他“唯一的故乡”。他在香港栽的这个跟斗，实在“比别处的痛”。
在张爱玲眼中的香港，就是一个如此令人心碎的地方，在她华美的外表下，其实埋藏了许多悲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