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评价“我军优秀的高级将领”
大埠暴动失败后，赖传珠毅然走上井冈山，参加了工农革命军。从此，他在毛泽东领导下，南征北战，血染疆场，戎马一生。他从基层连队主官干起，先后担任了团长兼政委、师参谋长、新四军参谋长、军区副司令员、兵团政委，指挥过千军万马，打过许多大战、硬战、恶战，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在几次反“围剿”战争和红军长征中，多次负伤，真正是出生入死、九死一生。聂荣臻元帅评价他是“我军优秀的高级将领”。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时，赖传珠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他和师长李聚奎一起，率部胜利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于11月底抢渡湘江，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保障全军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1935年初，又组织部队强渡乌江，架设浮桥，接应后续部队安全渡江。
遵义会议后，部队进行整编。由于第二师第五团伤亡较大，赖传珠调回第五团任政委。红五团是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暴动的老部队，在坚持井冈山斗争和历次反“围剿”战争中战功卓著，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英雄部队，曾获得“模范团”的光荣称号。长征途中，红五团为了掩护主力，曾在全州与敌人整整打了一个星期。在云贵高原的猪场战斗中，尤其打得出色。4月下旬，红五团抵达云南贵州交界地区兴义县黄泥河猪场。正逢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纵队向西挺进。团长因病跟在部队后面，赖传珠走在前面指挥。为了给中央纵队让路，他命令全团停止行军、原地待命。这时，几架国民党军飞机突然飞来，国民党军的王牌薛岳纵队又以长途奔袭战术出现在红军侧翼。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中革军委的负责同志都在中央纵队，他们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红一军团首长命令赖传珠就地抗击薛岳纵队，以掩护中央纵队安全通过。薛岳纵队的兵力是红五团的10倍。红五团面临着生死攸关的考验。赖传珠立即命令第一营先敌抢占东北面的制高点，阻击国民党军的轮番冲击。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一直打到中午，中央纵队才安全通过山沟。但山道狭窄，兵马拥挤，队伍行进速度不快，国民党军仍有可能追上。尽管红五团撤出战斗的信号已经发出，但赖传珠为了保障中央纵队彻底摆脱国民党军的追踪，仍指挥红五团继续坚持战斗。此时，第一营阵地失守，国民党军一面从制高点向红五团主阵地射击，一面又从下面蜂拥而上向主阵地进攻。赖传珠调来4挺重机枪，亲自指挥反击，将敌击溃。但敌人不甘心失败，又凭着优势火力向上冲。赖传珠命令第三营营长梁兴初带队和敌人拼刺刀，终于把敌人压了下去。全团先后打退敌人的七八次冲锋，一直坚持到黄昏，才转移阵地。红五团不仅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安全通过的任务，而且为红军大部队转移赢得了时间，摆脱了敌军的重兵追击，因而受到了军团部的表扬。在这次激战中，赖传珠胸部中弹，子弹离心脏只有2厘米，昏迷了4日4夜才醒过来。由于缺医少药，为防止伤口感染，只好用布条涂上凡士林进行包扎。布条在前胸后背拉来扯去，痛得要命。但赖传珠就这样挺了过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爬过了大雪山，穿过了大草地，越过了万水千山，终于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爆发后，赖传珠调到新四军工作。历任新四军参谋处长，江北指挥部参谋长，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参谋长，新四军参谋长，参与了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全部活动。新四军从组建到撤销建制的10年间，军长、副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都有更换，惟有参谋长一职长期由赖传珠担任，被誉为新四军的“大管家”。
完成毛泽东交代的“渡海”任务
军史专家毕建忠指出，赖传珠指挥的海南岛战役，乘用木帆渡海，偷渡和强渡相结合，为我国建立了重要的海防平台基地。
毕建忠讲述了海南岛战役赖将军率军渡海的经过：
毕建忠说，解放海南岛是一个新的战场，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乘“木帆”渡海作战就是海南岛之战。
毛主席对于此次渡海非常重视，把解放海南岛的任务交由邓华、赖传珠担任指挥。提出要在1950年春夏解决海南的问题，还提出一次渡海要能过去一万人，并且由指挥机关建立立足点，以待其他后续部队继续渡海。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邓华和赖传珠将军讨论决定了渡海作战采取的措施，即“集体偷渡”和“小部分强渡”。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赖传珠强调要做好渡海作战的思想准备，要解除怕海、怕敌人的思想，树立勇敢战斗、勇往直前的决心，练出能在海上作战的士兵。
解放海南岛同时采用“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方针。大军不可能一次全部偷渡，因此第一次渡海采用偷渡，后继部队偷渡和强渡相结合。最后是主力强渡，并且得到了之前兵力的接应。所以，这个方针是成功的。
进入了海南岛后，部队组成了阻击和反击，并乘胜追击，在5月1号解放了海南岛，使我国拥有了一个重要的海防平台和先进的基地。
在战斗工作之余写日记历时25年
赖传珠将军之子赖小鹏谈到《赖传珠日记》历时25年，史料价值巨大，聂荣臻帅亲自为其写序，胡耀邦书记题写了书名。
赖小鹏说，《赖传珠日记》从1934年10月16号开始，即在江西龙泉坝长征的第一天出发，一直记到1959年，历时25年。第一部分是关于长征的，几乎是天天都有，每天打了多少仗，走了多少里路，每篇日记连接起来就是一幅长征路线图。经过几次核对，证明记录的长征路线图是准确的。
其次，日记里面关于抗日战争的非常多，占一半以上。既有重要事件，也有重要领导人的活动。现在，很多人把这个日记当做抗日战争新四军部分的工具书来用。沈阳军区的一些领导，父亲的老部下、老战友跟我母亲说这本日记文献价值很大，希望能够出版，以供后人参阅。我的母亲同意了，沈阳军区党委决定出版日记，又报到中央军委，经中央首长批示最后决定出版了这本日记。
赖小鹏回忆道，聂荣臻帅亲自为日记写序，胡耀邦书记题写了书名。并最后决定，日记出版到1950年4月30号这一天，即海南岛解放这一天，以后的就不再出了，这是军区党委和我母亲定下的。从这20年来的情况来看，它的史料价值非常大，对党史、军事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要求子女不做“三门”干部
赖传珠将军之子赖小鹏说，1936年，母亲生活在保安红军大学的一个窑洞内，窑洞里共有6位同学：贺子珍、康克清、聂帅的夫人张瑞华，罗炳辉的夫人张明秀等。在这6个女同学当中，只有妈妈孙湘没有结婚。当时红军的高级将领很多也没有结婚，康克清妈妈对我母亲说“我帮你挑一个好的”。后来，就把我父亲介绍给了我母亲。母亲红大毕业后，他们就结婚了，是第一批到新四军工作的干部。在新四军军部，我父母也是模范夫妻。母亲对我说，父亲全家人都被杀了，战友又牺牲那么多，因此他对家人、对战友都特别亲，他非常关心警卫员、司机、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
父亲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要求我们不要搞特殊化。我毕业之前，父亲就跟我说：“你大学毕业以后，要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舰艇部队去，不要做“三门”干部”。“三门”是指“家门、学校门、机关门”，毕业后我在边防海岛工作了20年。
父亲在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他的身体多病，但还是不知疲倦的工作。在沈阳军区工作6年，父亲自己动笔写下了100多万字的手稿。生活上，父亲的标准很低。吃饭很简单，通常5分钟吃完，有个辣椒炒苦瓜，炸个咸鱼就可以了，炊事员有时候不放盐他吃完就走。衣服上也是这样的，警卫员给他补的衣服都是大针线，他也穿着就走。
父亲很少往领导家跑，也不爱走后门。一次母亲问我父亲说：“毛主席让你去他家里，你怎么总不去啊？”父亲说：“主席忙，我又没什么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喜欢照相，也不喜欢参加宴会，他说会耽误时间。父母给我留下的都是一些精神财富，留下的就是他们为人的人品与好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