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的不速之客”
老特鲁多与中国结缘很早。他出生于1919年，在蒙特利尔著名的布利波夫中学接受高中教育。这所学校的老师们思想比较激进，经常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他产生了不小影响。后来，他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对社会民主主义越发赞赏。
1948年，29岁的老特鲁多开始了一场横跨欧亚大陆的旅行，从英国经法国、德国、奥地利到东欧、以色列和印度，最后一站是中国。此时，中国北方已解放，他经香港到访广州、上海，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军纪涣散和政府的人心惶惶。
此次中国之行给老特鲁多留下深刻印象。回加拿大后，他创办了《自由城》杂志，多次撰稿呼吁联邦政府“正视远东发生的巨大变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占领南京时，时任加驻华大使切斯特·朗宁留在南京，并力促加政府与新中国建交。当时，加政府也有此意愿，但当时美国坚持不承认新中国，并向加拿大施加巨大压力。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加中两军兵戎相见，老特鲁多的呼吁自然只能石沉大海。
1960年，已卸任枢密院经济顾问、正执教于蒙特利尔大学的老特鲁多组织了一个小型非官方代表团访华。他们先到伦敦，再直飞中国，进行了5个星期的考察，足迹遍及京、沪、杭等地。作为新中国建立后最早的西方考察团之一，老特鲁多一行受到中方高度重视。当年9月20日，他应邀出席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周恩来总理的讲话。10月1日，他获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首次近距离见到毛泽东主席。
回到加拿大后，老特鲁多与同行的贾奎斯·赫伯特合作出版了《红色中国的两个不速之客》一书，记录此行见闻，表达对新中国的好感。书中他批评当时的加拿大政府将“两个中国”当作加中建交先决条件，称“这是建立在对中国无知基础上的构想”，并预言“中国方面不着急（建交），因此时间站在他们一边”。
与毛主席长谈90分钟
1968年，老特鲁多当选加总理。一位加前外交官告诉记者，同中国建交是老特鲁多的外交重点。在竞选期间他就宣布，一旦当选就将推动加中建交，“不再看美国脸色”。当时，加拿大社会形势微妙，大多数主流媒体支持加中建交，但侨社控制在亲台势力手中，右翼政客则站在反共立场上反对承认新中国，称“这样做后果十分可怕”。老特鲁多以总理身份，领衔编纂了《加拿大人的外交政策》白皮书，提出“在不损及加美关系前提下，加拿大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思维和政策，充分发挥加拿大在东西方间独特的影响和作用”。这奠定了加中建交的基础。
当年5月，老特鲁多在演讲中称“将世界人口的1/4在外交上孤立起来，全然不顾自己和这个国家间密切的经济关系，这是行不通的”。在随后发表的《加中关系主旨政策声明》中，他明确提出，加拿大的目标“是尽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席位”，这是加官方首次未将“两个中国”列为加中建交先决条件。
美国照例施压，强调加拿大承认北京会“损害台湾地位和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和谈”。但老特鲁多没有动摇，责成外交部尽快起草对华政策文件。次年1月，内阁批准对华政策方案，老特鲁多立刻授意加驻瑞典大使阿瑟·安德鲁与中方接触。
老特鲁多找前农业部长埃尔文·汉密尔顿商量。汉密尔顿提议，由他以洽谈小麦贸易的名义赴北京斡旋。老特鲁多高兴地称他“汉密尔顿同志”。此行果然有收获。1970年8月1日，加中恢复建交谈判，10月10日建交公报在瑞典签字。作为发达国家和美国近邻，加中建交成为当年的国际大事，老特鲁多不顾美国压力执意和新中国建交，引发多国群起仿效。
1973年10月10日，老特鲁多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白求恩大夫发明的肋骨剪，首次以总理身份访华。他受到中方高规格接待，周恩来总理3次与他会晤，还陪他访问洛阳，并在火车上与他彻夜长谈。邓小平副总理则陪他观看了《红色娘子军》，并同他一起游览桂林。
10月13日，老特鲁多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90分钟会晤。他形容毛泽东是“庄重、审慎、富有伟大理想的人”。老特鲁多此访成果丰硕，他也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40年后，他的前妻玛格丽特回忆当年的行程，记忆犹新。她指着当年的照片说：“当时的北京充满田园景象。我们走到哪里都有欢迎的人群。”
1990年7月，老特鲁多访华。当时，加拿大尚未取消对华制裁。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会见了他。此后，加中关系开始松动。
“他的精神总在激励我”
也许是受父亲影响，特鲁多对中国也一直很感兴趣。上个世纪90年代大学毕业后，他曾背着背包到中国旅游。他回忆父亲对自己的影响说：“我们的关系密切而深入。他向我传授他的价值观和他的热情，也教育我要理性、负责和严谨。他的精神总在激励我。”
老特鲁多在2000年去世。两年后，31岁的特鲁多登上政治舞台。2008年，他当选国会议员。2010年是加中建交40周年，特鲁多表示，“加中友谊比40年更久远，白求恩更早地把加拿大人民的情谊带给了中国人民。”2013年，他当选联邦自由党主席，2015年率该党在大选中获胜，出任总理。此时，中国已经是加第二大贸易伙伴，加中友好有着很强的经济动力。特鲁多在大选期间便表示，一旦当选将尝试深化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关系，以“促进共同繁荣，为加拿大企业创造更多机会”。
特鲁多上任后，不止一次表示希望“提升加中双边关系”“深化双边对话”。2016年8月，他开始长达7天的访华，带来了一份珍贵礼物——43年前他父亲为访华而定制的白求恩纪念章。当年，老特鲁多将两枚纪念章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特鲁多则将纪念章送给李克强。他还带上了女儿，希望她“像我当年随父亲访华一样了解贵国”。在北京他带着妻儿登上长城，帅气的照片瞬间刷爆社交媒体。访问期间，加中签署了56项协议，总价值为12亿加元（约合61.25亿元人民币），加拿大媒体称此为“20年来加拿大总理最成功的一次访华”。
在加入亚投行方面，特鲁多显得十分稳当。大选期间，他就公开表示，保守党政府没有及时加入亚投行是“不妥”的。胜选后，他让国际贸易部长克里斯提亚·弗里兰德多次出面表明立场，称“加拿大未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是错失机会”。2016年8月31日，在会晤李克强总理后一天，加方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引起国际传媒轰动。
一些加拿大外交事务专家认为，特鲁多善于和外国领导人打交道，因为“他尊重对方并善于沟通，且对自己究竟要什么一清二楚”，对华外交“向和中国建立更加步调一致、建设性和持久性关系迈出了重要和成功的一步”。而中方也非常重视“老朋友之子”。尽管加中关系仍会遭遇各种阻力和反复，但终究会在曲折中前进，而特鲁多父子的贡献也会被历史铭记。
毛泽东会见特鲁多总理
周恩来到机场迎接特鲁多总理和夫人
邓小平会见特鲁多总理
习近平和小特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