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0日，天津站，城际列车上响起到站的广播声，陈明辉的倦意才刚刚袭来。这是每周一的上班路，与大部分家住天津，去北京上班的“走读生”不同，北京人陈明辉的目的地，却是120公里外的天津。“双城生活”是他们在事业与家庭之间最好的平衡点。
漫长的上班路
站在取票厅里，面对机器上翻不到头的车票信息，马芳林才深刻地感受到，原来每日的往返竟然消耗了这么多车票。
从位于北京朝阳门丰联大厦的公司，到河北涿州的家里，单程1小时40分钟的车程，马芳林已经走了1年半，也用身份证“检”了1年半的票。她没想过取出车票去报销，因为刷身份证能节约出宝贵的两三分钟时间。这时她才发现，她想报销的“北京-杭州东”的车票，已经被一堆“北京西-涿州东”的车票所淹没，再也找不到了。
此后，学乖了的马芳林总会忙里偷闲，找个售票窗口把车票打印出来。最多的一次，她花了十几分钟，才出完五六十张车票，帮她打票的售票员也啧啧称奇。
与打票同样烦恼的，还有改签。加班晚了到车站改签还好办，要是忘带身份证，人就真的崩溃了。日复一日的往返，会有让人感动的时刻，有迟到1分钟时，工作人员帮她通融进站，也目睹过几次乘客给持无座票的老人和孩子让座。
但在这段每日耗时近4小时的旅行里，她更多体验的是拥挤和无聊。“最让我痛苦的就是地铁拥挤，早上在军博挤，在西站也挤。”为了挨过漫长的上班之路，她总结出了一系列小窍门。
地铁6号线的两个电梯，哪个转9号线更近；听到哪句广播语时应该动身穿过一个个车厢，走到距离车站出口最近的车厢；观察每日遇到的乘客，猜测谁是和她一样迁徙在两座城市的“候鸟”，这些可以让她枯燥的旅程多些乐趣。
平常时段，马芳林只好看看手机，翻翻闲书打发时间。工作太忙的时候，她会提着电脑去餐车加班。她甚至认真数过在军博换乘1号线究竟要走多少步，“但是从来没有数完过。”
马芳林认为，自己每日在北京和涿州往返，主要是因为这座在北京西南方向的小城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而北京的工作能够让人关注到行业最前沿的发展变化。因此，当丈夫在两年前从海拉尔调回涿州时，她想都没想就来到北京找工作。
为了保证每日通勤能够准点，马芳林有着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每天她6时起床，6：50从家里出发，7时左右到达涿州东站，然后坐7：11的G6704赶往北京西站。再坐地铁9号线转6号线，一般她都能在8：30赶到公司。
她的丈夫包办了所有家务，早饭、晚饭，甚至每周的订票任务。可即便设定了周密的买票流程，这位细心的丈夫还是在1年半的买票工作中出现了纰漏，忘记购买了某天早晨的车票。那一天，马芳林只能临时购买7：28发车的车票，然后一路狂奔到公司，但还是迟到了20多分钟。
高铁上建起了社交圈
与因高房价被迫开启双城生活的人不同，李荀属于北京的有房一族。但是，他却宁肯每日多花上半个多小时，在涿州与北京之间往返。
李荀把家搬回距离北京近70公里的这座京南小城，主要是为了方便女儿上学。他在北京的房子位于八通线管庄站附近，周边没有好学校。况且，对于没有北京户籍的他来说，女儿早晚要回到河北高考。
“在涿州的开销远小于北京，我女儿现在上的幼儿园是公立的，一个学期的学费只有2000元。这样，我就能拿出一些钱保证孩子上她想上的课外班，比如钢琴、舞蹈。但要是在北京，这些钱只够上幼儿园。”李荀说。
最初，李荀开车上班，从涿州家里到石景山游乐园附近的公司，走京石高速来回大约130公里，有时还会碰上拥堵或是封路。后来，听说有人乘坐京津城际列车通勤，李荀开始琢磨搭乘高铁上下班。
那段时间，他每天早上都会开车到涿州东站，坐高铁到北京西站，再换乘公交车赶到公司。由于早晚高峰时，进出京的公交车恰好与堵车的车流方向相反，李荀不仅没遇到过堵车的问题，而且一直都能找到座位。
从涿州东站到北京西站，G6704全程行驶25分钟。在与身旁乘客聊天时，他常常能遇到同一个小区或附近小区的邻居，后来大家约定一起拼车去高铁站。
“我在涿州的一部分社交圈是在高铁上建立的。”李荀说。从涿州往返北京的常客从事着不同的行业，有的和李荀一样在互联网公司工作，也有人做销售经理、护士和技术员。为了互相提醒买票和列车延误信息，经常坐高铁的这十几个人组建了微信群。
生性乐观的李荀，对于眼下的双城生活颇为自豪。3年多里，他发布了200多条关于高铁上下班状态的微博。有段时间，他还会选择购买单程89.5元的商务座，“并不是因为没有普通票，而是真的想享受一下。”
可是在冬天下雪和夏天下暴雨时，高铁也会延误。碰到这种“抓瞎”的情况，李荀要么退票开车去房山线的篱笆房站换乘地铁，要么请假，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的工作考核。“公司同事表示过不满，但他们体谅我的难处。”李荀说。
除了天气因素，调整列车运行图更牵动着高铁上班族的心。前几年，由于调图取消了早上合适的车次，李荀整整开了一个月的车上班。如今，早晚的高铁车次固定了，多一班少一班的调图不太能影响到高铁上班族。李荀也把高铁通勤的季节固定在有大雾的深秋和冬季，每年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习惯了频繁穿越省界，李荀只有在看到路边的某个房子时，才突然反应到自己其实是跨省上班。
“有人说‘逃离北上广’，也有人说‘返回北上广’，”李荀说，“但我们这些双城生活的人用实际行动在告诉其他人，没有逃离，也没有返回，地域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短。”
大城市承载的梦想
在廊坊站西南100米处，有个专门为通勤人员设置的自行车场，“1天1元钱，包月15块钱。”每天早上，程时兵总会在这里碰到许多脸熟的人，这些高铁上班族骑的车把不大的停车场停放得满满当当。除了骑车，他还把每天在高铁上的21分钟视为锻炼时间，在车厢连接处走来走去，“基本上每天都能走1万多步”。
闲暇时，程时兵也会看看单词。在工作语言为英文的外企里，他必须经常练习英文才能保证自己不落伍。不过，如果程时兵此时放下手机，没准还能看到旁边有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也在皱着眉头学习日语的五十音图。
与程时兵一样，正在学习日语的郝云峰，也几乎每天都在北京和廊坊之间通勤。不同之处在于，郝云峰和妻子两人都属于高铁上班族。
有时，郝云峰也会感觉心里比较矛盾，如果在廊坊找个工作，不仅轻松许多，中午还能回家吃饭看看孩子。可他特意留心了下职位，发现北京的工资至少要比廊坊高三倍以上，而像他所做的游戏发行工作，当地也没有相关的产业。
打小就喜欢玩游戏的郝云峰，把做出一款经典游戏视为自己的职业梦想，但如果在廊坊工作，实现这个梦想几无可能。更何况，他看到北京的每个年轻人都充满干劲儿，大家都想着有机会凑在一起做点什么，这可是小城市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我现在30岁的年龄挺尴尬的。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快两岁的孩子，幼儿园学费一个月1600元，再加上房贷，都不是小数目。”郝云峰说。此外，习惯了大城市吃顿饭三四百元的消费习惯，他们也很难忍受小城市低工资条件下的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郝云峰对廊坊的居住环境倒是比较满意。夫妻俩坐高铁的成本每月是2600元，这大大低于他们在北京五环外的租房成本。而无论是卫生条件，还是邻里关系，他们在廊坊购买的新房都要远强于租的房子，“基本上买了房都是打算要在这儿过一辈子的”。
有时候，郝云峰脑海中甚至会浮现出一个画面，廊坊也通了地铁，虽然交通便利了，但是大量的人口从外面涌来，使得廊坊彻底变成像北京天通苑一样的睡城。嘈杂的环境和飙升的房价，最终让这个安静的小城不复存在。
但眼下，他和妻子仍然只能每日奔波在两个城市间，耗费往返3个多小时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