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全球二氧化碳（CO2）排放最多的国家，也是气候变化最脆弱国家之一。2016年签署的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确立了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远低于2℃的目标，并为1.5℃温控目标而努力。
为此，由政府智库、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和环保组织专家组成的中国煤控项目开展了全球1.5℃温控目标下中国的碳排放情景研究。5月30日，其最新研究成果—《1.5℃温控下的能源情景分析及可行性》和《气候变化风险及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评估》对外发布。
上述报告认为，1.5℃目标通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但必须尽快制定积极的政策和行动方案。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但目前可能被低估，未来需要在战略高度上更加重视气候安全问题，将气候安全和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统筹考虑。
煤控项目协调单位自然资源保护协会高级顾问杨富强说：“1.5℃温控目标意味着各国必须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对发展中国家更是挑战。中国在努力，同时国际社会也应该加强合作，进一步加大减排力度，以增加实现目标的可能性。”
1.5℃目标可实现
《1.5℃温控下的能源情景分析及可行性》（简称情景分析报告）由中国煤控项目1.5℃能源情景课题组专家、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的团队完成。
情景分析报告提出了我国实现1.5℃温控目标下的减排情景，分析了实现目标的关键因素、技术可行性和路径，并提出政策建议。
报告认为，1.5℃目标通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但必须尽快制定积极的政策和行动方案。为达到目标，我国能源部门CO2排放量应在2015年到2020年之间达到峰值，2020年后进入快速下降阶段。2020年后，年度降幅应在3.84亿吨CO2左右，高于2014年到2016年2.4亿吨左右的年减排量。
姜克隽表示，实现1.5℃情景下的减排途径最关键的措施是使电力系统到2050年实现负排放。“一定要把电力部门打造成零排放和负排放的部门，终端部门实现电力化，凡能使用电力的都用电力替代化石燃料。”
他谈道，主要措施包括实现大幅度的可再生能源和核电发电，同时大幅度实现与生物质能发电相匹配的CCS（碳捕获和储存）系统。
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与核电将占发电总量的87.2%，其中核电占28.1%，可再生能源占59.1%。核电发电装机容量5.4亿千瓦，太阳能发电21.7亿千瓦，风电14.4亿千瓦。
生物质能发电占比7.6%，装机容量2.43亿千瓦，所有生物质能发电需配置CCS系统。1.8亿千瓦和1.9亿千瓦的燃煤机组和燃气机组均安装CCS系统，以实现电力系统的CO2负排放。情景分析报告认为，我国目前已初步具备实现1.5℃温升的发展条件和政策环境。由于经济结构调整，节能技术的普及，以及将终端能源结构更多转向电力，我国将进入一个低能源需求增长阶段；2020年到2025年左右有可能达到峰值，之后缓慢下降。
为实现温控目标，我国能源部门CO2排放量应在2015年到2020年之间达到峰值。我国气候变化影响高于全球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滕飞带领的团队完成了《气候变化风险及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评估》（简称成本评估报告）的研究，该报告分析了不同排放路径下实现1.5℃温升的概率，估算了1.5℃温控目标实现的气候变化风险及碳排放社会成本，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目前，各国的自主决定贡献（NDC）无法实现《巴黎协定》2℃温升的目标。
在NDC情景下，到2100年的全球平均温升约为3.11℃。全球温升控制在1.5℃之内的概率仅有6.4%，控制在2℃之内的概率为15.4%，而温升超过4℃的概率约为32.9%。
而要实现2℃温升目标，前提是单位GDP能耗年下降率保持在约2.5%，单位能耗碳排放强度年下降率在2020年达到2%以上，2030年和2040年进一步提高到约4%和5%。全球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年下降率则需从2020年的约5%增加到2040年的6.6%。
因此，成本评估报告认为，全球向绿色低碳高效能源体系转型的步伐必须加速，关键的风险是能源系统能否实现低碳化。
化石能源在全球一次能源中的占比需从目前的85.6%大幅降至2050年对57.8%，其中，煤炭占比需从目前的29%降至2050年的12.8%。
而电力中非化石发电的比例则需快速提高，从目前的约32%增至2050年的68%，化石能源发电在2050年装备CCS系统的比例需达到约60%。
成本评估报告对碳社会成本进行了估算。在2.5%贴现率下，碳社会成本为每吨二氧化碳18.2美元。
滕飞介绍，从最近《自然》主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来看，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损失巨大，而通过实现低温升目标可以避免一些损失，所获经济收益十分明显。
“文章指出，如果实现1.5℃的温升目标，相对于2℃目标而言，本世纪末全球人均GDP可以避免3.4%的损失。也就是说，人均GDP会比2℃情景增加3.4%。”
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滕飞谈道，气候变化同相关因素叠加，正在对全球未来的繁荣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同经济安全、粮食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紧密相连。
就我国而言，气候增温及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由于中国的气候条件和国土情况差异与全球平均是不同的，因此，在不同的全球温升情景下，中国区域的地表平均温升普遍高于全球平均温升。”滕飞说，气候灾害频发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年均超过1%，是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7倍多。
在水资源方面，受气候变化影响，我国东部主要河流径流量减少，冰川退缩使青藏高原七大江河源区径流量变化不稳定；水资源可利用性降低，北方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南方出现区域性甚至流域性缺水现象。
同时，气候变化也是我国水土流失、生态退化、物种迁移的重要原因，严重影响我国生态安全、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
损失被低估
“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温室气体碳社会成本是巨大的，并且现有研究可能显著低估了未来的温升，因而有可能显著低估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及其碳社会成本。”
滕飞表示，尽管气候变化的风险和碳社会成本研究目前在全球还处在起步阶段，相应的争议和不确定性较大，但各国必须从以全球平均温升目标的达成逐渐转到控制低概率、高影响的气候变化风险上来，以风险管理的角度看待气候变化问题，把气候变化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进行通盘考虑。
成本评估报告建议，首先，将气候安全和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统筹考虑。
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未来需要在战略高度重视气候安全问题，将气候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气候安全和全球环境安全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范围。
其次，报告指出，由于我国对气候变化风险研究并不充分，极大地阻碍了气候变化有关风险管理的政策实践，因此，未来需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风险研究，特别是现有综合评估模型很大程度上低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我们需要充分考虑未来一些低概率但具有灾难性影响的事件对全球和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于风险分布的中值部分，而忽略了其‘肥尾’的影响。”滕飞说。
报告还建议，在长期规划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的风险因素。进一步研究气候变化导致不可控风险的“阈值”，将风险预防原则纳入长期规划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基于未来动态气候条件预测并设计脆弱地区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抗风险水平。
研究气候变化损失的社会成本，逐步将温室气体社会成本纳入大型项目的可行性评价，支持早期预警系统、建筑标准、危机处理方案、沿海及脆弱地区保护规划和气候极端事件下的应急及处置方案。
而前述情景分析报告亦指出，我国未来的战略目标已经清晰，即构建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实现我国大气环境全面改善，支持全球气候变化减缓目标，成为全球有竞争力的经济、技术国家。能源部门是其中最为关键的行业之一。
能源系统的转型对目标实现有着重大影响，需要更加明确的政策路径。
情景分析报告因此建议，需强有力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能源革命，坚定不移地控制能源消费增长，加大清洁能源发展，推进实现能源转型；加大节能力度，开发节能技术；不再新建燃煤电站，逐步替代和淘汰燃煤电站，有序实现煤炭工业的转型；推广低能耗、低排放乃至零排放建筑；发展轨道交通、公共交通，慢行绿色交通体系，促进电动汽车发展；制定路线图推动能源结构平稳转型，严控现代煤化工发展，摆脱煤炭依赖，跨越石油时代，拥抱新能源。
编辑：赵慧美编：杨东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