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发展，人民要过好日子，需要有一大批人做研究、出主意。你这个学生坐在那儿，也不拿录音机，也不做什么，我心里真的是非常难过。”2018年6月14日，在上海大学乐乎新楼召开的“费孝通与乡村振兴——第五届费孝通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李友梅在提出继承费孝通“用自己的知识去服务社会、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治学精神时，回忆起费孝通批评自己的这段往事。
那是1995年，李友梅从法国读博回来，正参加北大的一个高级研讨班。见到李友梅没有带做研究的必备工具录音笔，费孝通当时语气很重。更早之前，李友梅是1981年费孝通在南开大学开办的社会学专业班的旁听生。
1981年，费孝通来南开大学时，他觉得自己“口袋里”只剩下“几块钱”。当时，这位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学术生涯经历磨难之后刚刚“重获新生”，他把此后“意外获得”的每一年视为“一块钱”。这些“钱”，他花得慎之又慎。即使这样，他依然“舍得”为培训班——1981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的学生“花掉”一些。他把这些学生视为“种子”。
非常时期的应急手段1978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者杜任之率先提出恢复重建社会学的主张，这一建议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到：“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在更早的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和副院长邓力群关于逐渐建立一批新的研究所的谈话中提到:“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事情就可以办了。一些有专业知识的人年纪已经大了，如不赶快立庙，过几年立起庙，菩萨也请不到了。”胡乔木计划增加的就包括社会学研究所。
对于社会学，胡乔木请的“菩萨”就是费孝通。1979年春节，当胡乔木亲自拜访费孝通，委托其带头恢复和重建社会学时，费孝通已近70岁。
“最好不要找到我头上来。”费孝通后来坦言，接到带头恢复与重建社会学任务时，他也很忐忑。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社会学重见天日的一天，费孝通心里热乎乎的，可接下来他就犹豫了。
不过最后，“历史感”让费孝通还是挑起了担子，“到了我这样的年纪还要向前看，看到的是下一代，看到的是那个通过新陈代谢而得以绵续常存的社会”。
费孝通对恢复与重建社会学在组织结构上有一套“五脏”的说法，即建立学会、研究机构、培养人才的社会学系，设立图书资料中心、出版社会学的专门刊物和出版机构。
在费孝通看来，最重要的是培育人才。而当时正是人才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一代社会学学者，大多80岁左右，有很多人早已改行，还有很多人心存顾虑。
在这种情况下，费孝通和时任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的苏驼等人采取的“非常手段”就是开设短期的专业培训班。“培养社会学人才时间紧任务急，从大一开始招要等4年才毕业，太慢了。”苏驼最后建议采用1958年南开大学筹办哲学系时的办法——专业培训班，把4年的学习内容在一年内学完。
费孝通埋下“经世致用”的种子“实不相瞒，我是被我的第三代挤成这样的。”老伴有病，费孝通把女儿一家调回来照顾她。人多了，空间就小了，费孝通只能伏在床边的小桌子上写稿。
在1979年3月15日至18日召开的社会学座谈会上，费孝通这样谈自家面临的“人口问题”。紧接着，费孝通说，“现实生活中，这类的问题实在不少，可以设想，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的飞速发展，社会生活的发展速度不容易取得均衡，人民内部矛盾必然会不断发生。如果我们对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能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调查研究，寻求比较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对可能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较早地有所察觉、有所准备，也就可能减少或避免一些社会损失”。
这次座谈会是为恢复社会学学科做准备的。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胡乔木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它的社会问题，比如:劳动、人口、文化、道德、民俗、民族、妇女、青年、儿童、老年、城市、农村、职业分工等，应该有它的社会学……各种问题还是需要我们去研究。”胡乔木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发表的这番讲话，让不少现场的老先生为之振奋。
此时，社会大转型已经开始。这次座谈会前，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世人面前展开。
伴随着社会转型，原来持续了30年的计划经济正在成为过去。资源和机会的提供与交换慢慢能够通过市场来实现，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逐渐成长壮大，新的社会阶层也在不断成长。
“最早杜任之提议恢复社会学的时候，也是预见到了今后的社会发展需要社会学学科。”苏驼回忆说，这也是1981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创办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也使得1981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远不止“补课”这么简单。
费孝通对1981年的南开社会学专业班一直“灌输”经世致用的理念。1981年12月13日，在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的结业典礼上，费孝通强调：“学习社会学终究是为了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达到民富国强、改造社会的目的。不赞成只在书斋里讨生活、为社会学而社会学的做法。”
其实更早之前，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为重建与恢复之后的社会学如何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己知彼，力戒空谈。”
“经世致用”也一直是费孝通的学术情怀。费孝通曾说：“我的一生经历过无数重大的历史变革，但最重要的当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与祖国的富强和发展紧密相连。”
一次串门引发的念头
“他在中国社会学恢复时期的辛劳贡献历历在目，他与其他前辈共同的付出和承当，使全国社会学的发展受益万千。”2018年2月19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退休教授杨心恒因病逝世。中国社会学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等单位发来的唁电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杨心恒对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作出的重要贡献。
1979年4月25日，在天津市西郊区委工作的杨心恒正式调回南开大学哲学系。当时的哲学教的还是一些教条化的公式，重新回到教学岗位的杨心恒不愿意再讲哲学，一次串门经历改变了他的教学方向。
杨心恒后来回忆，去哲学系教师童坦家串门的时候，童坦夫人盛英提议他去搞社会学，“她说话不打奔儿(天津话，指说话直)。可是恰恰遇见我这个没有主见的人，我就信了”。
在几个月后的哲学系征求发展新学科专业的讨论会上，杨心恒和其他两位同事一起提议了社会学。尽管这时的社会学刚刚恢复名誉，但仍被认为是“出身不好”，毕竟这个学科曾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取消。
一年多之后的1980年8月10日，费孝通来到南开见滕维藻、郑天挺等“西南联大时期的老朋友”。费孝通所说的这些“老朋友”当时已都是南开大学的校系领导。那次会面，南开大学答应了费孝通在南开大学办社会学专业的提议。杨心恒和苏驼也在场，正是他们邀请了费孝通来南开，为此杨心恒等人没少在北京天津两地跑。恰巧的是，在此前不久，苏驼已经就哲学系发展社会学专业这件事向学校提出了申请。
费太公“钓鱼”，愿者“上钩”1981年2月26日早晨，天津还很冷，费孝通裹着棉外套，呵着白气，在南开大学主楼319教室的讲台上操着浓浓的吴音，讲着自己的学术经历。
这是南开社会学专业班开学典礼，台下坐着54名学生。这些人完全是“愿者上钩”，是费孝通从其他学校“钓”过来的。
1980年12月27日，经费孝通等人协调，教育部以《〔80〕高教1字第104号》文件批准南开大学设立社会学专业，同时批准南开大学从全国77级重点大学优秀大三学生中选拔学员，举办社会学专业班。一些机构也选派了若干旁听生。
南开大学白红光教授当年正是其中的一员，他当时对社会学一点也不了解，只认准了“费孝通是个金字招牌，他是个大知识分子，做学问跟着大学问家总错不了”。
除了冲着费孝通的招牌之外，一些学员也有着更深的打算。
“社会学不像哲学，是旨在诠释现实、建设社会，所以我就是想学社会学。”当时的学员边燕杰这样解释他参加南开社会学专业班的动机。在上大学之前，他曾经下过乡，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他在刚刚进入南开哲学系时觉得哲学离自己所经历的中国社会现实太远了。
半个留学生“培训班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培养社会学学科建设急需的人才。”苏驼说，这就需要好的学生和优秀的老师。
在苏驼看来，即使当时南开这方面的师资条件是最弱的，但是有了费孝通的支持，就等于举“全国之力”来帮南开办好这个培训班。
苏驼说的“全国之力”，除了招生外，还体现在培训班师资的筹备上。培训班的师资曾经让费孝通十分“头疼”。
当时能给这些学员补课的，一个是老先生，一个是洋教授。无论是请老先生出山，还是请洋教授进门，都离不开费孝通的个人关系。
早在1978年7月中旬，就如何恢复社会学，费孝通与邓力群进行了一次长达2个小时的交谈，费孝通向邓力群建议：与美籍华人建立联系，获取最新的学术信息。他说到了当年燕京大学的同学杨庆堃等熟人在美国做的社会学研究，其中一些人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也曾访问过中国。
当时的学员们对大多数老先生并不是特别了解。周雪光就是若干年后在自己做研究的过程才意识到这些老先生的学术地位，以及他们之前做的大量研究。周雪光现任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主任。1981年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正是他的社会学研究“启蒙”。
相比老先生，洋教授给学生带来的是“现场的颠覆性认识”。
“当他(彼得·布劳)在黑板上写出Mytheory(我的理论)时，我惊呆了，以前我们都是讲别人说，马克思说、谁谁谁说，从来没人敢说我自己说的。”这让彭华民“打破了原来思维的框框”，原来个人对学科的发展能有这样大的推动力。彭华民从南开社会学专业班毕业之后，继续留在南开研究生班攻读社会学，如今她在南京大学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研究院担任院长。
“我们就算半个留学生了。”白红光回忆，“当时在外教课堂上主要的困难是翻译找不到英语对应的专业名词。英语口语带着浓重德国口音的彼得·布劳一看底下学生的眼神就知道学生明不明白。遇到学生不懂的，布劳就在讲台上急得直转。他的课堂先后换了3名翻译才让学员们和自己满意。”
尽管这样，彼得·布劳依然对学员们在课堂上的接受能力很吃惊。“我在美国教学也没见过这样的班”，他评价这些本科生的水平比得上美国的研究生。
社会学“黄埔一期”:像蒲公英一样播撒种子“‘八一年南开班’这个词，在国内、国际的社会学圈子里早已名声在外。无论在北京还是南京，是台北还是香港，是Stanford(斯坦福大学)还是Duke(杜克大学)，只要你提起这个名字，朋友投给你的是羡慕的眼光。”这是当时已经是北美华裔社会学家协会主席、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主任边燕杰教授在“纪念南开大学1981年社会学专业班二十周年”会议上的发言。
费孝通等人的努力没有白费。如今这个班被称为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独特的培训班”、中国社会学界的“黄埔一期”。
从1981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的54名学员中走出了32位社会学教授，14位社会学系主任(或院长等职务)，5位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副会长。
在苏驼看来，这更多归功于“英雄造时势”而不是“时势造英雄”。“学员们读起书来如饥似渴。”彭华民还记得，当时培训班的学员醉心于学习，一些当时流行的电影也没人舍得花时间去看。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班并不像某些领域的“黄埔军校”所连带的“学术近亲繁殖”问题。学员们有着各自的研究领域，甚至对某些问题的看法针锋相对。彭华民和蔡禾把原因归结为培训班的模式——短期的应急课程。重要的不是培养关系圈子，而是像蒲公英一样把种子撒向全国。
遗产与初心的无形传承“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4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宣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社会的巨大转型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社会学的春天已经来了”“社会学在中国已经愈来愈成为学术界的先锋学科”，一些学者这样评价今天的社会学发展。
“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和社会统计收集了大量事实材料、建立数据库，为(研究和分析)中国现状作了很大贡献。”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白红光说。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对学科发展表示了焦虑:和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如今有了更多的社会学系、更多的社会学专业学生，然而在回应时代变革、构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学科学话语体系这个问题上，很多社会学家自身也并不满意。
在苏驼看来，如今，“社会学学者缺席了很多本应该介入的社会议题，或者介入得不够”。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如今的学者们花了太多时间发表论文，而提不出多少真正的问题，以至于跟不上时代变化。
同样的焦虑与反思也出现在各个高校的社会学课堂上和学术会议上。
2016年10月22日，在纪念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的学术纪念论坛上，来自全国各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除了纪念费孝通及其留下的学术遗产之外，也“重温”了费孝通留下来的难题:今天的社会学学者应该如何回应时代变革，如何培养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大家”。
在2018年6月14日举办的“费孝通与乡村振兴——第五届费孝通学术思想研讨会”上，除了“温习”费孝通关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思想之外，也免不了重提怎样更好地继承费孝通“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问题。
“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或许重新回到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学恢复与重建，回到那个对今天社会学影响深远的“种子”——“1981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重温学科建设的“初心”和遗产显得更有必要。
“费孝通教授的座右铭是‘志在富民’，这也是对南开班的激励，南开班的学术基因是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写出有用的文章。”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说，“这对纯粹为文章而文章的人有所启发。”
对于这个问题，正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的学生白舒惠，以实际行动作答。她正琢磨着如何利用自己前些日子调查得来的数据资料，完成一篇关于草原沙漠治理的论文——接下来，她还要进行补充调研。或许，这就是对“如何回应时代”这个大问题的回答，也是对1981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的无形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