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不放心，陪他一起去考察。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母子俩到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发现这里已经成为“代孕之都”。整个酒店都是从世界各地来找代孕的，欧美的、澳大利亚的，那时候，中国人还很少。
刘鹏觉得这事靠谱，当机立断在医院选择一个代孕的贵宾套餐，只要4.99万欧元，取完精就回国了。
一年后，儿子出生。刘鹏在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为儿子办回国旅行证时，同时碰到三对抱着孩子办手续的中国夫妇。只是一年时间，更多打算启动代孕程序的中国人在医院排队等待。
白菜价格，贵宾服务
4.99万欧元的套餐，是乌克兰医院的最高等级，不仅包含了取精、取卵、胚胎移植，再到生产等全部费用，还包括刘鹏和亲友在基辅的住宿、交通和饮食费用。只要客户同意使用捐卵，这是一个包成功套餐，也就是说，无论尝试多少次，最终医院一定会让你抱着健健康康的孩子回去。
作为贵宾客户，从飞机降落基辅机场开始，医院就会派专车和专职司机负责他们在基辅的全部行程，从医疗到游览。他们被安排住在市中心的一套100平到150平的套房里，有专职保姆每天9点到18点负责饮食起居。如果他们觉得保姆做的饭不合口味，医院也可以每天给予1200格里夫纳的餐费（约293元），有了这些钱，客户可以去基辅任何一家餐厅吃饭——乌克兰人的平均月薪只有几千格里夫纳。
孩子出生以后，医院还会安排一个专职的保姆每天9点到18点照顾孩子，并有说英文的儿科医生24小时随时提供服务。每周还有儿科医生上门体检。
听完介绍，刘鹏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套餐，因为它还可以选择孩子的性别，而且“贵点，医院也会重视一点吧，这点钱折合人民币不到40万，不过是美国代孕费用的一个零头”。
30岁的时候，刘鹏特别想要个孩子。自从2015年泰国出台法律禁止为外国人代孕之后，他就把目光锁定美国，“必须是合法的国家，不合法的话，可想而知这里面的猫腻有多少”。
他估算在美国做一次代孕，费用大概在120万至150万之间。对他来说，必须是一次成功，再多，他就负担不起了，可这是谁也无法保证的。“像我在乌克兰遇见一个大姐，她在美国做了四次了都没有成，一次不成你就再交一次的钱，那就是个无底洞。除非你真的非常非常有钱，但我觉得中国一般的小中产负担美国代孕费用确实很困难。”刘鹏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而且那个大姐在乌克兰就做成功了。试管婴儿的技术已经不是什么高新科技了，国内地下的小诊所都在做，有时候也得靠点运气。”
另外，还有两个套餐更加便宜，分别是2.99万欧元的经济套餐和3.99万欧元的标准套餐，同样包含了代孕期间所有费用，也是包成功的。还包括他们在基辅的住宿费用，只是住宿的面积相应地缩水，也没有专车和专职司机，只有在往返医院进行医疗活动时，可以要求派车接送。标准套餐每天有四个小时的保姆服务，经济套餐则没有。
经济套餐已经卖完
随着这几年东南亚国家的代孕政策逐步收紧，除了美国，乌克兰、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成为世界上少数允许代孕旅游的国家。
根据乌克兰《家庭法》，为不孕不育夫妇代孕是合法的，孩子的父母亲身份与代理孕母及精、卵的捐献者无关。乌克兰卫生部2008年12月23日发布了第771号文件《关于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条例》，对所需签署的合同进行了规范。
“这三个国家都差不多，它们的法律都是从苏联那个体系沿袭出来的，整体风格、价格都很相似。”环球代孕执行总裁刘保君这两年也开始做这几个国家的业务，他还想在这些地方投资一个医院，“以前由于路途遥远，语言不通，中国人去这几个地方做得很少。这两年才陆陆续续多起来。而且，由于乌克兰经济要更差一些，价格原本也要比俄罗斯便宜一点，但这两年中国人去得多了，乌克兰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今年，一家乌克兰辅助生殖医院——彼奥医院早早就宣布“从2018年到2020年，所有的经济套餐都已经卖完了”。其它医院也类似。刘鹏认为这其实就是变相涨价，因为这两年中国人实在太多了。他听说一家医院的客户经理一个月能接待七八十名中国客户。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自己也往乌克兰介绍代孕的客户，如今也有七八个了。
2017年9月17日，在与中国客户的QQ视频会上，彼奥中国部主任黎彼德迟到了，他解释说，刚才忙于接待二十多名中国客户，“中国的人口实在比乌克兰多太多了”。根据彼奥官网给出的数据，2013年至2015年，中国人在这家医院就诊的人数稳定在一百五十个左右，2016年略有上升，达到192个，2017年则飙升到572个。
在乌克兰，代母一般由医院确定，客户不能进行选择。确定代母后，客户也可以见代母，但一般联系不多。“少联系也好，我有个朋友倒是跟代母联系频繁，但他的代母总跟他要东西，也挺烦的。”刘鹏说。
胚胎移植成功后，代母就回到自己家中生活。“代孕，这是一份工作。我们的代母不是住在工厂的车间里，她们跟家人住在一起。”黎彼德解释说，“30周之后，她们会到医院提供的房子集中居住，遵守所有医生的指示。”
不过，据BBC今年2月的报道，有些医院对代母不太好，没有及时查出代母的身体有问题导致并发症的发生。而一旦发生流产，有些医院就拒绝给代母支付报酬。
由于中国客户的大量涌入，乌克兰的代母已经供不应求了，各种套餐都出现了排队情况。在一次视频中，黎彼德说，有几个西班牙和德国的客户给客户经理塞回扣，想插队优先启动代孕程序，结果被取消资格。
刘鹏也发现，现在代母来自越来越远的地方了。“原先他们是在基辅或者周边的这些地方，因为当时我们选的贵宾套餐，基本上代母都是基辅的，我们比较放心，差一点的就是离基辅要坐火车两个小时。如今代母来医院一坐火车都要七八个小时，很明显，在基辅的代母越来越少了。”
“随便去医院开个证明就行了”
其实，刘鹏并不符合乌克兰代孕法律的相关要求，他是同志，而按照乌克兰法律，必须是合法夫妻，才可以进行代孕。
2016年9月他第一次到乌克兰时，并没有结婚。向医院交完钱，取完精后，他就拿着合同回国了。他找了一个女孩帮忙，“就是领个证，也不干什么”，然后再把结婚证和有女孩签名的合同寄回给医院。
“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灰色地带。”刘鹏听说，也可以在当地找乌克兰人结婚。在往返乌克兰进行代孕的那段时间，刘鹏听了很多相关案例。他听说，结婚时，律师甚至同时会帮他们签好离婚协议，配合结婚一方放弃孩子抚养权的协议。手续办完，开始进行代孕，等孩子出生，办完所有手续，他们再离婚。在乌克兰当地，已经形成了一个假结婚的市场，这个市场并不是因为代孕出现的，“好多在乌克兰做生意的中国人，想留在那里，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个当地女的结婚。所以去那边代孕的话，他们也可以找同样的人。”
接孩子的时候，刘鹏把法律上的妻子也带去了乌克兰，因为妈妈不到场，孩子是没法离开乌克兰的。“现在政府查了，要求就更严了，签合同时，妈妈也必须到场。”
在乌克兰的医院，刘鹏还目睹了一起纠纷。一对中国夫妇在乌克兰代孕了一个孩子，不过孩子出生前，这对夫妇离婚了，医院就让代母流产了，合同自动终止。孩子的中国爸爸来医院闹，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除了结婚证明，在乌克兰代孕，还需要提供不孕不育证明，这就更简单了。“随便去医院开个证明就行了，比如说有心脏病不适合怀孕，乌克兰那边就是看一下，也不需要公证。”刘鹏说。
乌克兰还要求委托代孕的夫妇不能有传染病。据刘鹏这几年的观察也不是绝对的，有乙肝的客户，有些医院能做，有些医院不能做，但患有艾滋病的客户是没有医院肯做的。据刘鹏了解，这可能是因为乙肝有疫苗可打，还能洗精，双重保险。
2017年1月18日，乌克兰基辅一家辅助生育实验室（@视觉中国图）“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孩子”
乌克兰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代孕，成为很多女性的收入来源。
2013年底，乌克兰国内开始政局动荡，经济严重倒退，货币大幅贬值。据BBC报道，乌克兰议会卫生委员会负责人、医生索尔加·博格莫莱特认为，年轻女性沉迷代孕事业是“由于生活水平快速下降所致”。她表示，乌克兰代孕产业的问题在于不够规范、缺乏监督，可能将代孕者和孩子亲生父母都置于风险中。
乌克兰的许多代孕机构也曝出一些不好的内幕——比如那些未被证实的胚胎交换的事、糟糕的体检条件，以及人数太多而导致医生不能提供足够的医疗护理。中国客户越来越多，很多来自国内的资金，也开始进入乌克兰代孕医院领域，甚至还有莆田系的身影。
刘保君就接过几个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代孕产生纠纷的客户。“有的做到一半没人管了。他们可能是找的小中介不靠谱，也可能是当地人没搞明白。比起美国，这些地方的信誉度还是要差一些。”
第一次去乌克兰时，刘鹏也是找了国内的中介去的，到了那里两眼一抹黑。“我就是被那个中介卖人头给医院了，在乌克兰没有地接，把我介绍给医院就不管了。”刘鹏回忆道，自己完全不懂俄语，就稀里糊涂地签了合同，有什么事也只能等着医院通知，“你想问什么也没有渠道，你只能信任，没有信任你就觉得是被骗了。”
这种信任，只是没有办法，不得不信。刘鹏最真实的感觉是，自己的权益并没有办法得到有效保护。虽然他会签署协议，虽然乌克兰法律也对代孕做了详细规定，“一旦出现风险问题，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你去打跨国官司吧，乌克兰有些地方比较腐败，打官司尤其这种跨国官司，赢的几率非常小。”
刘鹏有个朋友也是在乌克兰买了捐卵包成功的贵宾套餐，但目前已经做了八次胚胎移植都没有成功。“染色体查过，精子质量也查过，都没问题。只是我那个朋友一定要男孩，医院就说每次男孩的胚胎质量都不如女孩，所以导致没成功，但这事谁也说不清。光这种问题，我就遇到了两个，还有一个做了四五次没成的。”
他们后来觉得，医院很可能就没给做，只是告诉他们没成功的结果。“医院光顾着接新顾客了。一些老顾客，一次没成两次没成的，医院可能就会给你放那儿了。”刘鹏说，“这个医院光中国客户好像每个月就去了60多个，哪个医院忙得过来啊？从哪儿来60个代孕妈妈？”
刘鹏心惊胆战地在家等了一年。医院每个月会给他发一张B超单。2017年7月31日，孩子出生了，刘鹏第二天才知道。等他飞到基辅刚看到孩子时，他甚至有点蒙：“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孩子，我会怀疑。”
把孩子接到身边后，刘鹏第一时间就是自己去联系做亲子鉴定：“医院说给我们做亲子鉴定，可是我不信啊，医院给我的报告，万一骗我怎么办？”
10天后，结果出来了，证明就是刘鹏的孩子。“那个时候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感觉就跟他亲了好多好多。”
（应受访者要求，刘鹏为化名；本刊记者张惠兰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