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总统埃尔多安同样没有逃。里拉兑美元今年迄今贬值已逾50%，8月10日更是一天暴跌18%的严峻形势下，他拒不承认其背后的本国政治、经济原因，称这是一场针对土耳其的“政治阴谋”。“这是国家战役，”埃尔多安说，“我们不会输掉经济战。”
政府止跌措施之后，里拉暂时企稳。但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占GDP之比超过50%的外币债务，以及遭到质疑的央行独立性等都意味着，土耳其这场危机或许并未平息，而且早已注定。
追根溯源，实际统治这个国家长达15年的埃尔多安，恐怕难辞其咎。
确认过眼神，是对的人
一个在此次里拉危机中被忽略的细节是，实际上，现在使用的土耳其里拉是埃尔多安一手建立的。
1999年和2001年，土耳其连续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通胀率接近40%，100万土耳其里拉只能兑换1美元，银行利率一度高达1000%，大量资本外逃。
2005年，时任总理埃尔多安发行新里拉，稳定的币值让土耳其的经济步入黄金时期，也让自己成了土耳其的“救世主”——土耳其各方等了几十年的那个人。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一战中丢失一切之后，国父凯末尔彼时只想建立一个以突厥民族为主体，但是足够现代化、能够与西方平起平坐的中型国家。
由于凯末尔的强势地位和威望，土耳其往何处去，在他死后才真正成为影响这个国家上下的真问题——土耳其国内形成了两个派别：世俗派、宗教保守派。
世俗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及军队之中，属于土耳其社会的精英阶层，坚持凯末尔定下的世俗化理念和现代化方向，强调向西方靠拢，建立一个现代版本的突厥国家，做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宗教保守派则希望政府不要干预宗教传统，进而追求重现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荣光与“中枢”地位。虽然保守派主要集中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但人口占了多数。
土耳其政局由此进入死循环模式：第一步，保守派通过选举上台，放松经济管制，但试图回归宗教；第二步，世俗派通过军队政变推翻保守派，建立新的非民主制的政府；第三步，军队主导的政府无力搞好经济，只好向人民屈服，举行新的选举，于是，保守派又通过选票上台。
几轮循环，土耳其没有重现政教合一，但也因为两派的争执，社会动荡不定，经济持续不振。埃尔多安恰逢其时。
过去的十几年里，土耳其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3%，速度仅次于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从2002年的30.3%急速降至2015年的1.6%；人均国民收入2016年达到11230美元，翻了将近3倍。
土耳其人从没想到过，自己的国家还可以成为世界第十七大经济体，原本只能出口椰枣羊毛的国度，竟然也有“MadeinTurkey”服装行销全世界的一天。
对土耳其人来说，埃尔多安带来的生活改变，堪比凯末尔。
埃尔经济学
现年64岁的埃尔多安，成长于伊斯坦布尔卡斯帕萨海港区，父亲虽然是土耳其海岸警卫队的一名上尉，但家境并不算好。“他出身草根阶层，比较强硬，作风很强悍。”中国前驻土耳其大使姚匡乙说。
在大学期间，埃尔多安追随土耳其前总理吉梅丁·埃尔巴坎，加入了土耳其社会福利党，并成为该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直到1994年，成功当选伊斯坦布尔市市长，埃尔多安才有了施展的空间。
彼时，土耳其刚刚结束了和库尔德分离武装势力的15年战争，这场内战导致了数万人死亡，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在埃尔多安的伊斯坦布尔，他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特别是外资；改善公共服务，大搞基建，发展旅游业，将伊斯坦布尔打造成土耳其的国际名片。
伊斯坦布尔的变化，让埃尔多安获得了良好的政治声誉，为以后的政治道路打下坚固的基础。
但随后，埃尔多安和他所在的保守派遭到了惨重的打击。1998年，埃尔多安因在公开演讲中朗诵了一首暗含原教旨主义的禁诗，被判处10个月监禁，并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同年，社会福利党因违反土耳其宪法世俗主义原则，遭土耳其宪法法院取缔。
失去组织和市长职位的埃尔多安选择自树大旗，组建了新政党正义发展党（正发党）。为了让军人接受这个新政党，正发党与社会福利党大幅度切割，宣称自己路线中右，主张经济自由的同时，在政治上承认政教分离与世俗制。
2001年上半年，土耳其经济大崩溃，给初出茅庐的正发党和埃尔多安打开了跻身政坛的大门。高举经济复苏和扩大社会福利大旗，正发党在2002年的大选中大获全胜，埃尔多安于次年出任总理。
大权在握的埃尔多安收敛了自己的个性，先搞经济。
在对土耳其经济的直接操控上，埃尔多安表现得像个“基建狂魔”——他曾告诉外国记者，自己最骄傲的政绩，就是“把全国81个省全都变成建筑工地”。
他在伊斯坦布尔北部修建世界上最大的机场——占地76.5平方公里的伊斯坦布尔新机场；新机场西边不远，计划耗资150亿美元开挖一条绕过博斯普鲁斯海峡、45公里长的巨大航运运河；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空建起了八车道亚乌兹·苏丹·塞利姆吊桥；在伊斯坦布尔最高的山上建了座土耳其最大的清真寺……隧道、大桥、学校、医院、核电站等的建设如火如荼。
同时，埃尔多安对军方控制的垄断企业开刀，搞经济自由化；大规模改革医疗系统，扩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医保服务，鼓励私营医疗机构与公共医疗机构竞争；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非穆斯林群体的权益；增加全国学校建设，推动教育性别平等，让女性也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一系列改革措施下，土耳其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以至于“土耳其模式”也被华尔街纳入到了一堆美妙新词中：“薄荷四国”、“金钻11国”……
2012年在墨西哥举行的G20峰会上，埃尔多安宣布将协助解决欧元区的危机，并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50亿美元的援助。一个中等国家，竟然有能力援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举动震惊世界，也令土耳其人的民族自豪感得到极大满足。
2.当地时间2月4日，土耳其卡拉曼马士，总统埃尔多安在演讲中邀请一位身着军装的小女孩上台，并对她说：“如果你殉国，我们都会以你为荣。”（@视觉中国）
3.当地时间2016年7月16日凌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在与政变军队的冲突中，接管了一辆坦克（@视觉中国）
“埃苏丹”
2014年，土耳其重点“基建”项目之一，新总统官邸正式落成，它的名字叫WhitePalace，白色宫殿。相比这个造价6.15亿美元、有1100个房间、每月光电费就需要31万美元的宫殿，美国那个小了足足50倍的总统官邸，显得如此名副其实（WhiteHouse，直译为“白房子”）。
一支新仪仗兵队伍成为新总统官邸的配套产品：士兵佩剑悬刀，身披重甲，头顶铁盔——16-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鼎盛时期突厥士兵的典型装束。
“他表面上是个世俗派，但骨子里却是个伊斯兰保守派。”如今回看埃尔多安统治土耳其的15年，《时代》周刊当年对他的评价，如此贴切。
2003年埃尔多安领导正发党执政以来，关于他将土耳其引向奥斯曼化的担忧之声不绝于耳，但经济上的成就，使得正发党长期在土耳其议会占据主导地位，进而给了埃尔多安足够的底气——世俗派的力量正逐渐变成土社会的少数——他也不再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作为宗教保守派的立场，推行一系列政策为宗教“松绑”，比如扩大国家宗教管理局的权力，鼓励宗教回归社会生活；废除禁止穆斯林女性在政府机关、议会、医院、学校等场合佩戴头巾的法令；发布有限禁酒令；扩建宗教学校，把宗教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在世俗学校课程设置中增加宗教教育的比重等。
与其说埃尔多安在塑造一个伊斯兰化的土耳其，不如说他释放了一种力量，宗教的力量。
在这个阶段，埃尔多安还是一个表面上的欧洲主义者，不断地强调要加入欧盟，并与欧盟展开了正式谈判。
向西学习、靠拢、融入，是土耳其数代领导人的愿景。而欧盟需要土耳其作为防止中东战火难民涌向欧洲的缓冲区，并避免土耳其在国防安全立场上倒向俄罗斯。
也是在这时，欧洲帮助埃尔多安完成了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将军队中的世俗派镇压下去。埃尔多安对军队高层的清洗，被他们视而不见，甚至在谈判中主动要求削弱军队力量，毕竟，一个随时发动政变的国家当然不可能被接纳入西方体系。
军队世俗派做出了最后的挣扎，2016年7月15日他们发动了军事政变。
人们原以为，这是土耳其历史的又一次轮回。然而在埃尔多安面前，坦克第一次哑火了。随着埃尔多安的呼吁，市民们涌上街头抵制“叛军”，而亲政府的部队也迅速赶到，仅用了一天时间和265条生命的代价就平息了事件。
埃尔多安敏锐地抓住了动乱的机遇，在全国开展了浩荡的清算活动。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至少5万人因此遭到逮捕，另有15万人遭到开除或者停职的待遇。
紧接着，土耳其政府以“资助敌对势力”为名，查抄并国有化了至少950家公司。据《纽约时报》称，“从小型果仁蜜饼连锁店到大型上市企业集团，土耳其政府篡取了大约110亿美元的公司资产。”
紧张时刻过去后，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埃尔多安的权威，2017年4月16日晚，土耳其修宪通过。
这意味着，自奥斯曼帝国在1876年立宪确立议会制以来，土耳其将第一次采取总统制，原有三权分立架构，整合为由总统指挥分配：总统不得加入政党的规定被取消，议会质询权被取消；总理职位及内阁被废除，总统制定颁布行政命令，有权直接提拔军官；总统有权任命高级法官和检察官；宪法法庭法官数量，由17名减少到15名，其中总统任命12名，议会任命3名。
今年6月24日，埃尔多安赢得修宪后的大选，正式成为自国父凯末尔以来土耳其权力最大的总统。
1.当地时间2017年5月16日，美国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来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视觉中国）
2.当地时间2017年7月7日，德国汉堡，德国总理默克尔迎接前来参加G20峰会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德国是欧盟中反对土耳其加入的主力军（@视觉中国）“没有石油的委内瑞拉”
盛极则衰，盛世的另一面，是衰败的开端。
埃尔多安扫平国内势力、登上权力巅峰之时，土耳其经济却再次陷入蹒跚——不管如何通过选票来保证自己长期执政，经济规律在某一天还是会找上门来。
在廉价资本大量涌入的时期，总支出5380亿美元的大规模基建策略一度刺激了土耳其经济，也使得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土耳其外债占GDP比例接近55%。
而除了借外债，埃尔多安更是大开印钞机。从2003年至今，土耳其的广义货币整整增加了24倍。
事实上，此次危机爆发之前，巨额外债加疯狂印钞共同作用所带来的高通胀，已经把土耳其经济推到了悬崖边缘——土耳其通货膨胀在今年7月已经达到了15.7%。彭博社援引经济学家的话称，如今的土耳其相当于“没有石油的委内瑞拉”。
根据土耳其机械工程师协会的报告，8月1日之后，一户4人家庭每月的电费已经增加21里拉，涨至115.6里拉。食品方面，土耳其屠夫商会副主席表示，从年初到8月份，鸡肉的价格涨了200%，以鸡翅为例，1月份1公斤鸡翅售价为7.7里拉，现在则超过了20里拉。
某种意义上讲，特朗普的打击，或许无意中帮了埃尔多安一个忙——这场危机给了埃尔多安一个机会，一个呼吁国民发扬民族自豪感、站起来“抵抗强敌”的机会。
自2003年出任总理之位，埃尔多安对巡视全国、开党内会议、剪彩以及演讲始终乐此不疲。他尤其热爱演讲，特别是对支持者的演讲，据统计，平均每天都有3场之多。
里拉危机以来，埃尔多安的行程变得更为紧凑。面对国民，他最爱使用的词是“战争”——他将这场经济危机导演成“他们”对抗“我们”的战争，并祭出历史和宗教两面大旗，将之形容为“恢复奥斯曼帝国荣光”的最后一搏。
土耳其或者说埃尔多安正在与西方渐行渐远。因文化、宗教差异导致的土欧之间的互信缺失，最终还是令土耳其与欧盟关系坠入低谷，也浇灭了土耳其政坛的“入欧”热情。
于是，埃尔多安在外交上提出新奥斯曼主义，不再“向西看”，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力图成为穆斯林世界的领导者，做出了一系列跟他过去主张完全相反的做法：与库尔德人讲和；与阿拉伯国家保持友好；同以色列决裂。
而这又进一步使得自奥巴马执政末期以来即龃龉不断的土美关系走向低谷——2017年5月16日，在白宫，特朗普和埃尔多安的首次正式会晤，只进行了20多分钟。
美国需要一个敲打的靶子，于是就有了历史上首次对北约盟国实施的制裁，而显然埃尔多安并不甘心接受。
在8月10日美土争端最为激化之时，埃尔多安曾于《纽约时报》撰文称“如果（美国）不能扭转这种单边主义和不尊重的态度，我们（土耳其）就需要开始寻找新的朋友和盟友”。
谁会是土耳其的“新朋友”？在不少西方观察者眼中，答案似乎不言而喻。
然而，“埃尔多安模式”能否挺过这一次货币动荡的考验？这个刚被赋予极大权力的新政体，究竟会在危机中展现韧性，还是暴露弱点，正决定着这个近8000万人口区域大国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