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中生一案做出宣判，他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据官方资料，张中生共受贿10.4亿元，1.3亿元财产来源不明。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受贿犯罪创下的一个新高，超过了以前的任何案件。”中国刑法学会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不仅总数大，单笔受贿数额也非常大。已定案的受贿犯罪事实有十八起，其中两起达到了两亿元以上。”
自中共十八大后掀起反腐风暴以来，张中生是第一位因贪腐问题获死刑的官员，在中国司法判决少杀、慎杀的大背景下，这场判决，尤为引人关注。
重灾区
张中生的案子，从一开始就不寻常。
作为一名副厅级官员，地级市的副市长，张中生是由中纪委直接带走调查的。2014年5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张中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此时他已经退休一年多了。据澎湃报道，退休后的张中生，在发迹地吕梁中阳县修了两处别墅区。选址均由风水先生看过，暗合民谚“两山夹一沟，辈辈出阁老（高官）”。
万万没想到，“阁老梦”从他这里就断了。事后来看，吕梁正是山西塌方式腐败的重灾区。张中生被带走调查后不久，2014年6月，原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此前，他曾担任吕梁市委书记一职。两个月后，原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聂春玉，原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也相继落马。聂春玉曾在吕梁先后担任市长、市委书记，白云则曾担任过吕梁地委副书记、吕梁市委副书记。
此外，吕梁当地还有近20名官员落马，成为山西官场“大地震”的重灾区。
2014年8月调任山西担任省委书记的王儒林，把到任后调研的第一站，定在吕梁。“有的同志建议，吕梁情况复杂，第一站最好不去吕梁。”王儒林在吕梁市调研考察座谈会上说，他经过认真考虑，还是决定到吕梁去，“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吕梁是革命老区；第二，吕梁是腐败问题重灾区；第三，吕梁是‘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的故乡；第四，吕梁是当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矛盾突出的地区。”
“吕梁教父”
张中生一开始并没有就此放弃挣扎。
2015年12月，被中纪委带走一年多后，张中生被移交给山西。据山西省纪委通报，为掩盖违纪事实，张中生勾结不法商人，伪造证据，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
彼时，中央反腐风暴刚刚刮起不久，张中生或许觉得，自己仍然可以利用关系网，逃过一劫。此前这个办法曾经确实有效。
据澎湃报道，张中生年轻时，在中阳县粮食局下属食品公司担任经理，当时公司发生营私舞弊案，办案人员到公司找张中生问话，他十分不耐烦地说，“今天检察院来，明天纪检委来，审计局也在，这我还能工作？”说完，不理办案人员，径自离开。之后，该案在当时县领导插手下，不了了之。
据公开资料，在食品公司担任两年经理后，他就调任中阳县工商局担任局长，再两年，担任县财政局局长。之后，张中生的仕途逐步上升，相继担任副县长、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等职。2003年，他调任吕梁，担任吕梁行署副专员。
第二年，就在他仕途逐渐上升的阶段，恰好赶上了中国进入“煤炭黄金十年”。2003年前后，煤焦价格一路狂飙。吕梁，恰恰富含用于炼焦、冶金的主焦煤资源。从此，这个原本一直是山西经济最差的地级市，迅速崛起。张中生和他在吕梁的同事们，也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大肆为自己谋利。
就在张中生落马半年后，新华社发布了一份“吕梁反腐报告”：《一座被“黑金”绊倒的英雄城市》。据这篇调查披露，聂春玉、张中生等官员，与当地企业老板，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朋友圈，没有进圈子的人，会被边缘化。进了圈子，提拔就很容易了。
“逢年过节看望，一般来说给两三万美元。一般不直截了当说，我要当哪个书记，或者我要当哪个县长，闲扯两句话就走了。”聂春玉落马后在反腐纪录片《永远在路上》中透露，钱甚至都不是硬塞，而是看到房间哪里方便，塞进去就行。“（我）心里也清楚，每个干部的目的是什么，下一步想干啥。”
就在聂春玉、张中生等人任职吕梁期间，这座城市的官商生态变得灰暗而复杂。煤老板过节给官员送礼，几万元就像“递一根烟一样”。
那段时期，也是山西煤矿事故频发的阶段。当地煤炭企业经常面临重新配置、关停等命运。分管煤炭的张中生，则掌握着这些煤炭企业的生死。这些企业，自然要不断向他输送利益。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曾谈及张中生的贪污细节：“他在北京看上了一套1420万元的别墅，让老板专程来北京给他付款。在海南游玩的时候，看中了一套海南的房产，就让在海南陪同游玩的老板，当场出钱买下来。”
不但如此，张中生由于长期在吕梁地区工作，在当地积累了深厚的势力根基。即便担任副职，其影响力也常大于正职领导。据媒体报道，当地有说法，张中生当县长时，县委书记拿他没办法；当副市长时，市长和副书记拿他没办法。久而久之，张中生便有了“吕梁教父”的称号，曾在吕梁担任市委书记的聂春玉一度也受其排挤。亦有媒体认为，张中生是“吕梁窝案”的核心。
“特别严重”
2016年1月4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对外发布消息称，决定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张中生实施逮捕。此时，距他接受纪委调查，已经过去了一年半。如此长的时间，足见其案件牵涉之复杂。
这之后两年多时间里，直到2018年3月28日宣判，他一直在看守所里，等待最终的宣判。随着调查深入，他的涉案金额也越来越高。2016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虽然没有点名，但实则提到了张中生。
“还有几户企业，投资兴办煤矿，原来计划两年半建成，这位副市长找他要干股钱。企业老板拖着没给，副市长百般刁难，结果8年都没有建成。老板一看没有希望了，无奈想把在建煤矿转出去。副市长说，‘你不给干股钱，你想干干不成，你想转也转不出去。’结果，老板给了上亿元，才把煤矿转了出去。”王儒林说，山西省119个县市区，排在最后的9个贫困县，2015年财政收入加在一起为6.07亿，“这位副市长贪腐的金额，现在查实的是6.44亿，超过了9个贫困县去年一年的财政收入”。
但最终的数额，比这还要多。据审理查明，张中生贪腐主要集中在1997年至2013年间。16年里，张中生共贪污受贿10.4亿，如此算来，平均每天非法收入超过17.8万元。这个贪腐数额，是1949年后罕有的。以至于山西省纪委通报张中生案时，连用了两个“特别”：“目无党纪、心无敬畏，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
张中生应该也预料到，自己情况非常不妙。在官场多年的他，应该能够理解这些用词的分量。
在他之前，所有“特别严重”的贪腐官员，刑罚都特别严重。检察机关对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提起公诉时提到，他非法收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同时因为滥用职权等行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最后，他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也因为“其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1年，“犯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则等来了最高法核准自己死刑判决的消息。
据公开报道，许迈永之后，再没有官员因为贪腐被判死刑的消息了。十八大后，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也是在山西被判死刑。不过，他被判死刑的主要罪行是故意杀人。
2013年3月3日，山西省吕梁市某煤矿，井下一名矿工将检修完毕的设备上锁。吕梁的“煤炭黄金时代”，已经落幕（@视觉中国图）
就在张中生等待判决的时候，2015年，刑法第九修正案通过，取消了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等九个死刑罪名。虽然贪污犯罪的死刑罪名仍在，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谈及死刑问题时提到，严格控制死刑、逐步减少死刑是中国刑法的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曾参与刑法修正案（九）的内部研讨，当时他认为，能够取消四五个死刑罪名就很不错了，没想到，一下子取消了九个。“这给我一个启发——有时候更高层的领导思想是不是比我们一些具体办事部门还要开明？”刘仁文曾撰文分析道，逐步减少死刑适用，其实是符合国际发展潮流的。按照国际惯例，死刑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解释是，最严重的犯罪一定和剥夺他人性命的暴力犯罪相关。
正是在逐步减少、严格控制死刑的原则下，虽然刑法修正案（九）中仍然保留了对贪腐犯罪的死刑，但2016年，“两高”（最高法、最高检）出台《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规定，“具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或者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等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实际司法操作层面上看，官方对贪官死刑的适用，确实整体偏于谨慎克制。据《民主与法制时报》统计，2000年到2003年，因贪腐被判死刑的副厅级以上干部11人。而2005年到该报统计的2011年间，近7年里，被处死刑的副厅级以上官员仅有8人，被处死缓的副厅级以上干部达22人。十八大后，苏荣、白恩培、谷俊山等人，虽然贪腐金额过亿，但也都判了死缓。
生死门
3月28日，张中生等来了判决结果。他仍然被判了死刑。
站在临汾二中院的法庭上听取宣判时，张中生双手一直放在身前，肩膀微缩，面无表情，只是眼睛眨得更快了。
判决张中生死刑后，临汾中院告知他，如果不服判罚，可以在收到判决书后10日内提出上诉，启动二审程序。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消息披露张中生是否上诉，即便他放弃上诉，死刑判罚也要经过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再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十八大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强了对腐败犯罪的惩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高铭暄接受《法制日报》采访时介绍，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贪污罪、受贿罪等主要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一方面对死刑的适用更加慎重，另一方面，通过增设贪污罪、受贿罪的终身监禁制度，对腐败犯罪也作了“从严”规定，“体现了对腐败犯罪的惩治要‘当严则严’、‘宽中有严’。”
在临汾中院看来，张中生情况，显然属于“当严则严”的范畴。“对于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临汾中院负责人解释道，根据刑法及“两高”的司法解释，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
具体到张中生案，临汾中院负责人介绍道，他的受贿犯罪金额不但特别巨大，而且利用职权插手煤炭资源整合、煤矿收购兼并等经济领域，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健康发展。十八大后，他还不收敛、不收手，“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败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在山西乃至全国造成了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该负责人解释道，该案还存在案发后赃款赃物未全部退缴等特别严重情节，“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综合考虑之下，最终决定判处张中生死刑。
●资料来源：新华社、央视、《法制日报》、临汾中院网站、澎湃新闻、《中国青年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