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发生在2014年新年前夜，穆扎法尔在路口转向时，撞倒一位母亲和她的一双儿女，造成一死两伤。当时Uber风头正盛，野性十足的它正试图成为“全球最大出行平台”，并将目光瞄准中国市场。Uber并没有将这个年轻的生命当成最重要的事，扩张版图才是当务之急。面对舆论质疑，Uber声称，事故发生时车上没有乘客，不能认定司机是在使用Uber，撇清了责任。司机穆扎法尔的官司延宕四年半才有了结果。
这是Uber遭遇的第一桩非正常死亡诉讼，某种程度上，也是Uber背负骂名的开始。此后，Uber陷入无数关于审查不力、逃避监管、司机性侵的丑闻。在以高调姿态开拓商业帝国疆域的同时，共享经济的“鼻祖”Uber也为应付各国政府和民众的指责和天价罚金焦头烂额。
强大的司法压力和舆论讨伐下，Uber对“赛义德·穆扎法尔案”终于做出妥协。2015年，这家公司和家属达成和解，赔偿金并未公布。不幸发生后，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者为此设立新规，要求网约车公司和司机购买责任保险，以防止它们在事故发生后推卸责任。
对Uber来说，这起案件只是急速扩张中的一例司法挫折而已。在接连付出巨额代价后，曾经傲慢的Uber开始越来越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
2850万美元，赔偿金额之最
罚钱或许是对付“坏公司”的最直接方式。
2014年，如日中天的Uber在宣传广告中声称，自己“在推行行业领先、比出租车更安全的司机背景调查”和“最安全的搭车”。为了对得起这份“安全”，Uber宣布向美国乘客征收“安全乘车费”，金额从1美元-2.5美元不等，主要用于对司机的安全背景检查以及日常安全维护。
很快有人发现，Uber所谓的“行业领先的司机背景调查”不但不领先，反而有点糊弄人。2014年底，旧金山地区检察官乔治·卡斯康（GeorgeCascon）联合洛杉矶地区检察官，发起针对Uber和另一家共享汽车平台Lyft的民事诉讼。在加利福尼亚州，出租车司机执业前都必须经过指纹比对审查，但Uber和lyft对司机所做的背景审查中，并没有这项内容，只做了表面文章。“如果不用指纹比对审查技术，就不能说你用的是行业领先办法。”检察官卡斯康直言。
就在卡斯康起诉Uber前一天，因强奸案丑闻，Uber在印度德里地区的业务被迫关闭。当年12月5日，印当地一名26岁女生深夜搭乘Uber时被司机强奸。事发时这位Uber司机还处于保释期，并且3年前就曾被控涉嫌强奸女性。
虽然发生在印度，但这起因司机审查缺漏造成的恶性事件，在美国乃至全球引发巨大声讨。洛杉矶和旧金山数十万用户以集体诉讼的名义将Uber告上加州法庭，指责Uber“夸大其背景审查的安全性”，涉嫌虚假宣传，向乘客收取的安全乘车费名不副实。印度政府也称，涉事司机没有经过完备的背景审查。
一时间，Uber背上两起官司。2015年8月，掌握了更多关于Uber欺骗和误导用户的信息后，卡斯康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卡斯康说，他们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两市发现25名有前科的Uber司机，不乏有人曾犯下谋杀、性侵、绑架等重罪。他们还发现，加州范围内，有约30000名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被Uber所使用的背景审查名单遗漏，这家公司使用的审查机制只能追溯七年内的犯罪，这意味着，如果有人八年前被判绑架罪，上周才被放出来，他很可能被Uber背景审查漏掉。
卡斯康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消费者在做选择前，理应被赋予充分知悉的权利，而Uber却隐瞒了事实。
Uber则在声明中辩称，他们的审查机制绝不比当地出租车公司采用的差，而且，“没有什么办法是万无一失的”。对于犯罪记录只追溯七年的诘难，Uber回应，这是为了给前科犯再就业的机会。
据《纽约时报》报道，早在2014年，加州的立法者就曾提出加强网约车司机审查的法案，但Uber和Lyft重金聘请说客，组织公关活动，法案最终流产。这次，Lyft提早退出战线，它最终选择和检察官和解，缴纳50万美元罚款。
在官方与民众的共同施压下，2016年2月11日，Uber在用户的集体诉讼案中决定支付成立六年以来最大一笔赔偿金：2850万美元。因为是集体诉讼，过去两年里，任何一名向Uber支付过“安全乘车费”的乘客，都有资格分摊这笔赔偿金。
两个月后，Uber又向以卡斯康为代表的旧金山和洛杉矶地区检察官妥协，同意缴纳高达2500万美元的罚金。
这两笔天价罚金都被视作对Uber虚假宣传的惩戒。据《卫报》统计，截至2016年4月，Uber已经被迫缴纳6200万美元罚款，光在美国就面临170多起诉讼，很多都是各州因为背景审查问题而提起的，比如2017年11月，因对司机背景审查不力，Uber被科罗拉多州处以890万美元罚款。
打破沉默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2017年11月，两名性侵受害者选择站出来，打破沉默。
在曾援助过印度Uber司机性侵案受害者的律师珍妮·克里斯滕森（JeanneChristensen）的帮助下，代号“简1”（“JaneDoe1”）、“简2”（“JaneDoe2”）的女性提起了针对Uber的诉讼。她们指责Uber为了盈利，未对司机作充分审查和监控，让数千女乘客遭受性骚扰。
在诉状中，受害人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受害经过。“简1”在2016年10月酒醉后乘坐Uber回家，在自己的卧室中遭到司机强奸，一年过去了，司机已保释，案件仍在当地法院审理。“简1”向Uber投诉后，Uber返还了她9.51美元车费，但她至今还不知道Uber有没有把司机除名。
起诉书还称，Uber把自己描述成“科技平台”，而非“运输公司”，为的是躲避后者现有的监管。
“Uber必须出来回应，它到底收到过多少有关强奸、性侵、性骚扰的报告，以便让消费者，尤其是女性消费者判断它所提供的服务是否安全。”代理律师之一克里斯滕森主张。
然而，Uber方面提出动议，认为这些乘客在签署用户服务协议（ride-shareservice）时同意了其中的仲裁条款，即同意私下解决可能发生的争议，因此没有权利提起诉讼。
克里斯滕森毫不示弱，针对这一条款提起集体诉讼。今年3月，参与集体诉讼的受害女性增加到9人。在纽约执业多年的律师陈明利向本刊分析，根据美国法律，Uber可以坚持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如果原告方认为仲裁条款有失公允，可以无视仲裁条款提起诉讼，而法院也可以在经律师有理有据的论证说服后，认定Uber的仲裁条款无效。
事实上，在美国互联网公司，并非只有Uber服务协议中存在这一条款，但在#MeToo运动席卷下，美国社会开始重新检视仲裁条款。2017年2月，Uber前员工苏珊·福勒在一篇名为“回顾在Uber非常非常奇怪的一年”的博文中，揭露Uber性骚扰、男权至上风气，在硅谷引发轩然大波，也助推了仲裁条款的终结。当年12月，微软公司做出表率，宣布废除这一条款。
有过多次为性侵及性骚扰受害者辩护的经历，克里斯滕森深知仲裁条款的危害：仲裁条款使得公众无法知晓这些侵害的密集和严重程度，结果是，私下达成的协议堵住了部分人的嘴，进而让其他受害者也选择沉默。
2014年12月，印度新德强奸案司机，受审后被警方带走。（IC图）别想“堵住我们的嘴”
今年4月，Uber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科斯罗萨西（DaraKhosrowshah）署名的公开文章《严肃对待安全问题》，对外阐释了Uber在让平台变得更加安全的一系列新举措。
Uber宣布，其移动应用上线“一键报警”和“紧急联系人”功能。用户在拨打911报警电话的同时，还能够自动将地理位置和行程路线同时发送给警局派遣中心。
“紧急联系人”可以让用户向自己信任的家人或朋友分享行程，用户可以将最多5个朋友或家人添加至受信任人列表中，可以选择每次行程开始前提醒用户分享行程。行程是通过短信的方式发送，会显示具体行程路线、司机信息和车牌号，保证即使受信任人没有安装Uber应用，也可以查看到行程。
此外，Uber还将对美国境内的司机实行年度犯罪背景审查，并雇用公司，利用持续更新的犯罪逮捕数据库保证司机资质。
“我们首先想做的事是，改变Uber的内核，Uber的形象会进而改变。”科斯罗萨西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承诺道。他承认，公司此前指数级的发展速度，让年度审查这样的举措无法进行，“我不能改变过去，但我可以改变未来我们将要做的事情。”
但改变显然不是一蹴而就。4月30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布一篇调查报道，称过去四年内，至少有103名Uber司机被控性侵或虐待乘客，数据来自对全美20个主要城市警察报告、联邦法院记录和地方法院数据库的分析。克里斯滕森和“简”们的艰难抗争也出现在报道末尾。
这则报道立刻引爆舆论。许多美国民众扛起抵制Uber的大旗，在网上声援那些被Uber司机侵犯的女乘客，鼓励她们共同参与诉讼。CNN的调查报道发出后，Uber承诺将发布“安全透明度报告”，让公众知悉在其平台上所发生的性侵和其他安全事件。
重重压力下，Uber不但开始进行内部改革，还宣布废除强制仲裁协议和保密条款。克里斯滕森在肯定Uber新举措的同时，也表达了对Uber“没有完全下决心做出真正意义上的改变”的担忧。
克里斯滕森和“简”选择继续起诉，集体诉讼的参与者增加到14人。“堵住我们的嘴，消费者和潜在投资人便没法知道真相，而真相是，我们梦魇一般的经历，是Uber所正面对的这一普遍性问题的一部分。”“简”们这样写道。
让克里斯滕森感到鼓舞的是，5月21日，九名国会议员致函Uber、Lyft、Juno、Curb以及Via五家网约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要求他们提供性侵和性骚扰报告、司机培训等有关协议的详细信息。这封质询信的起草人之一、国会众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主席约瑟夫·克劳利（JoeCrowley）事后接受采访时说：“我有一个17岁的女儿，我想让她知道，不论她去哪儿还是从哪儿回来，她都不会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