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落
很多人都有过武侠梦，尤其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长大的我们，都读过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独孤红、陈青云。成年以后，我开始认真思考，武侠小说好看在哪里？武侠小说为什么会成为“通俗文学”中的“最大公约数”？
华人作家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或许能为我们揭晓这些问题的答案。
当代武侠小说家梁羽生认为，在武侠小说中，“侠”要比“武”更加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而武是手段。因此在武侠小说中，更重要的是如何体现侠的精神，而不是表现侠客有多么高深的武功，或者凭武功打赢了多少人。
而在“侠”这个概念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报恩和报仇。恩情和仇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同时也是一种处理人伦关系的准则。更重要的是，报恩和报仇也是一种生命的准则：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与报恩和报仇牵系在一起，看起来非常快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生命的轻视。在报恩或者报仇的过程中，自己的人生被搁置，自己的生命意义被转移，恩怨情仇成了浪漫的终极目标，为恩怨情仇付出的所有，都成为一种轻易又慎重的努力。
《侠隐》这部小说，就是从一个报仇的故事开始的。
故事的主人公李大寒是一个年幼便失去双亲的孤儿，一岁多时就遭人抛弃。幸运的是，他被一位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武林人士收养了，这个人就是太行派掌门人，人称“太行剑”的顾剑霜。李大寒在师父一家人的抚养下长大，他品行端正，武艺超群。不久后，顾剑霜就决定将掌门的位子传给他，并将李大寒的师妹许配给他。然而，一场突发的灭门惨案，让李大寒的人生走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原来，早已被赶出师门的太行派弟子朱潜龙，因为自己身为大师兄却没能得到掌门之位，同时被自己的师弟抢去了钟情已久的师妹，心生妒忌并怀恨在心。在李大寒和师父一家人聚会的这天夜里，朱潜龙勾结一个名叫羽田的日本特务枪杀了师父一家，并放火烧毁了顾家人所在的太行山庄。
身中三枪并被大火烧伤的李大寒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被一位名叫马凯的美国医生救起，躲过一劫。自此，整个太行派就只剩下李大寒，和一位远在他乡、对师门惨案并不知情的师叔。马凯医生把李大寒抢救过来后，让他在一家外国人办的孤儿院里生活，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照顾李大寒，并让他化名为李天然，最后一同去了美国。6年后，也就是本书中故事展开的1936年，李天然以华侨身份回到北平，但他没有忘记当年的师门惨案。整部小说，就是围绕着李天然报仇的故事展开的。
在一个武侠故事中，报仇作为一种目的，不仅可以支撑起整部小说的主线，也能让剧情更加吸引读者。既然这是一个报仇的故事，就必然存在一个善恶对立的二元世界观，这也给整部小说提供了核心矛盾和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这就腾出了更大的空间，让作者可以在这个框架下放置一些自己的东西。
中国文学历史上，武侠小说一直被文人墨客看作一种娱乐性读物，也就是所谓的市井文学、通俗文学。游侠用他们的存在方式，提倡着一种挑战权威、冲击伦理规范的理想主义精神。它是一条文化副线。因此，直到20世纪之后，武侠小说才借助出版业的兴盛和报纸副刊的发达而逐渐壮大，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种独有的风格。不过，正是因为武侠小说自由度非常大，给了作家巨大的创作和想象空间，可以放置很多“正經”文学作品无法放置的东西，武侠小说最终成为一种具有“综合”性质的文学类型。
以《侠隐》为例，在这部小说中，除了侠客李天然为师门报仇这条主线，我们还可以从故事中读到各种在其他类型的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情节。比如，对于主人公李天然和女孩巧红的情感关系刻画，就是言情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情节，是所谓“侠骨柔情”;比如小说中对于老北京生活中吃穿用度、房屋建筑、胡同街道的大量描写，是世情小说、现实主义小说中才会出现的细节。所以专栏作家钱德勒说，《侠隐》其实是“舌尖上的北平”“午夜北平”乃至“北平女子图鉴”。
简单总结来说，武侠小说以“报恩和报仇”这个主题，凸显善恶斗争的二元矛盾;以扣人心弦的武打，来表现暴力和杀戮情节;以综合其他文学类型的包容特性，来实现作者更大的写作自由和更多元的情节内容。以上这些优势和特点，就是武侠小说引人入胜的重要因素，也是作者选择武侠这个类型来进行创作的重要原因。
那么作者为何要把故事的时代背景放在抗日战争时期呢？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侠隐》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936年至1937年，时间跨度可以说非常短。但是，了解历史的读者都知道，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很多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纵观整个武侠小说的历史，我们也会发现，武侠小说作家很喜欢把故事放在王朝更替、世事动荡、战事频繁的所谓“乱世”，也就是原有的社会等级划分和道德伦理发生大变动、大流动的时候。这样的时代出故事。武侠作品中描绘的江湖世界，充斥着各种秘密社团，人们的行事为人也要遵守另一套法则，是一个不受王法约束的“桃花源”和“乌托邦”。两个世界之间有落差，有缝隙，也都有重建秩序的需求，这更能出故事，凸显人性。
张北海让“侠隐”出现在民国的这个时间段，自然是为了符合这种“乱世出豪杰”的传统设定和历史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民国的社会和封建皇权时代的社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当现代国家和工业文明初步发展成型，各种国家机构和法律法规建立起来之后，过去江湖上“有仇必报，杀人偿命”的原始逻辑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甚至会被视为反社会的行为，也只有在抗日的背景下，李天然快意恩仇的侠客行为才有足够的合理性。
但即便这样，李天然的行动也已经不那么畅快淋漓了，他不能像过去的武林人士那样，和自己的对手当面对峙，光明磊落地大打出手、一较高下了。他不得不隐姓埋名，化身“侠隐”，用“燕子李三”的名号来扰乱官方视线，并利用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职业来为自己打掩护。
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能够容纳“侠客”的时代了，也只有借助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才可以让我们看到两个时代交接、新旧交接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中国传统的那个侠义江湖跟我们所处的这个凡人世界碰到一起时，人们是如何应对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游侠精神，与现代社会遵从的法律与秩序，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在大敌当前的历史特殊时刻，国仇家恨和个人恩怨，这两者孰轻孰重，谁先谁后——这些问题和矛盾，也正是作者想要通过这部小说来探讨的话题。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一向希望保持独立姿态的李天然，终于接受了拥有官方背景的神秘人士蓝青峰的要求，在了结私人恩怨的同时，帮他除掉敌对阵营的另外两个亲日分子。李天然逐渐意识到，自己身处的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社会，单纯去思考江湖恩怨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如果国家没有了，任何人都无法安居乐业;武林没有了，江湖也就消失了。他不仅想要加入秩序重建的队伍，也想用这种方式，和整个世界建立更多、更深刻的联系，也就是扎下根来。
讲述这个主题的不只有张北海，作家、导演徐皓峰的许多故事也在讲述“消失的武林”和“消失的旧日世界”，他曾写过民国时期武林人士的口述历史，书名就叫《逝去的武林》。
在徐皓峰看来，武馆不仅负责传授武术，也负责把传统秩序、伦理、人情、礼仪传递下去。但时代变了，这些事物都消亡了，即便存在，也在慢
慢改变形式。他在《逝去的武林》中说，开武馆的形式是从民国之后才出现的，因为当时的中国面对民族危机与外国侵略，武术界提出“强国强种”的口号，希望能为国出力，训练部队上阵杀敌，武馆既是社团招募新人的地方，也是军队招募士兵的地方。
但开武馆这种广收弟子、量产门徒的形式是没法传授真正的武功的。要学习真正的武艺，就必须是《侠隐》中所描写的顾剑霜和李大寒的师徒关系，徒弟最多三五人，衣食住行都在师父家里。师父不但传授技艺，也传授为人处世的道理，在朝夕相处与言传身教中，传递人生经验和价值观。但很明显，在那个武术被视为“国术”的时代，武术逐渐成了服务国家、保卫家园、凝聚有志青年的工具。传统武林的人际关系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形势了，武林终于慢慢消失。
（故渊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一书，本刊节选，朱新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