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背后的故事

   
    汪兆骞
    20世纪40年代末，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伟大胜利的消息，传到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那是一个被高墙电网禁锢的黑暗世界，但听到胜利的消息时，狱中的共产党人欣喜若狂。
    一号监牢里的一个战友，带头唱起革命歌曲，整个集中营成了歌的海洋，令狰狞残暴的狱吏、军警大惊失色。接着，战友们在放风时，自发地搞了场联欢活动。带头唱歌的那位战友，拖着镣铐表演了一个节目。他用绳子提着沉重的铁脚镣，在一阵“当啷当啷”声中艰难出场，走到院坝中间。站定之后，他竟跳起踢踏舞，节奏紧凑、明快。看着演出，战友们落下眼泪，心里却燃起一团烈火。
    舞者，便是后来从白公馆越狱成功、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
    1956年，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把这些英雄先烈的斗争事迹，整理成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读过《在烈火中永生》的共青团中央的同志，于1958年来到重庆，找到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动员他们将回忆录再创作成小说，以便更形象生动地教育青年人。开始，他们有些畏难情绪。因为他们认为回忆录是真人真事，只要如实叙述即可，而小說是虚构艺术，要完成这一文学上的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罗广斌等人还是以巨大的勇气，接受了这项任务。他们写出第一稿后，请专家过目。专家看后，笑了笑，说这仅仅是一堆素材。他们只好再起炉灶，经过苦战，又写出了《禁锢的世界》。1959年10月，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庆祝国庆节的欢乐氛围中，《禁锢的世界》作为献礼的文学作品，被送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社不敢怠慢，将《禁锢的世界》排印了60本，除了留几本供编辑审阅，还送给马识途、沙汀等名家进行审读。
    不久，就有反馈意见传回来，认为该稿虽然把革命者的牺牲写得惨烈，但调子太过低沉，对斗争情况表现不足。对此，马识途的意见是：“监狱是我们地下党的第二个战场和共产主义学校，小说在这方面写得很不足。”罗广斌等人听了这些意见之后，写信给马识途：“无论将要面对怎样的失败，无论有什么巨大的困难，都不能阻止我们前进。这不是个人写小说的成败得失问题，而是那些先烈绝不允许我们怠工，一定要坚持下去！”
    为了创作这本书，编辑3次到访重庆，作者3次到北京改稿。3位作家准备了上千万字的材料，整理了200多位烈士的小传。小说经过3次大返工，6次大修大改，最终从300多万字浓缩成40多万字。经过作者和编辑等人的努力，最终，《禁锢的世界》在付印前才改名为《红岩》，于1961年年底定稿。罗广斌写完《红岩》最后一个字之后，动情地给编辑部写信说：“我改出瘾头来了！”
    迄今，《红岩》发行量已超过1000万册，还被改编成电影、歌剧和话剧，甚至远播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云平摘自现代出版社《启幕：中国当代文学与文人》一书，陈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