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居大不易，但量力而行，也能住得下去。首先，群租是合法的，并有政府管理：“一保甲内多有佃房，一门出入，内住多家，或一人赁房，数人同住，及填牌止用一人出名……今后保正、副甲长各查佃房内丁口生理，另立一牌，总甲带同至城，验发为首一名悬挂，本城另造佃房一册者。”（《南京都察院志》）官员们倒也实事求是，没有用一句“群租是非法的”，就将租户一赶了结，或出了事儿不管。加强管理的方法是登记造册，选出宿舍长，同时与房东、居委会主任约定责任，既防止平日事故，万一有事，也有人可以问责。
下层的军士与官吏，一般有员工宿舍。据《南京都察院志》，军队里本有营房安住士兵，但因居民争占，弄得混乱，新来的士兵没地儿住。于是嘉靖二十六年后，规定新军五年一分房，用货币解决，自行购房。
万历三十四年，礼部给各下属单位买房，作为职工宿舍：堂官住宅两所，花费八百两，一座三进四十七间，在龙骧胡同；一座三进三十三间，在双塔寺胡同。仪司住宅一所，花费三百九十两，三进三十间，在李阁老胡同。祠司住宅一所，花费二百八十两，四进二十间，在长安街南。膳司住宅一所，花费三百两，四进二十八间，在长安街南。司厅住宅一所，花费三百五十两，四进二十一间，在龙骧胡同北（明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一百）。“李阁老胡同”因李东阳赐宅所在得名，在府右街南，另几条胡同，也都在左近，同属“单牌楼东北”一带（据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几所宅子地理位置绝佳，离宫城近，上班方便。
礼部买的房子，按单间算的话，大约十两多银子一间。明代官俸本就薄，一位礼部郎中（正五品）年俸一百九十二石，员外郎（正六品）一百二十石，主事（正七品）八十七石，宣德后折色发给，“折银每二十石不能一两”（王世贞《州史料》后集卷三十七“官俸”）。按这个标准算下来，郎中年薪大约十两，员外郎六两，主事五两。中层官员一年的年薪，大概能有一间单身宿舍。从成化到万历，京城房价有一个上涨过程，成化年间，一位官员被积水浸过的房子，好几年卖不出去，最后只得四两银子（明陈师《禅寄笔谈》卷三）。至万历时，清廉的官员一般都买不起房了。
房租也不便宜，年租金相当于房价的百分之十，往往租不如买。嘉靖时河南参议欧阳必进，见河南运官到京城租屋，年租金要八十两，便在京城买了一座房子，供运官们每年进京出差时居住，实惠又方便（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这或许是较早的驻京办雏形。
虽然租不如买，但从总价来说，买一座房子并不是人人能负担的，万历十七年的状元焦，在做官五年后，还被卷进向富商徐性善借钱买房的丑闻中。后来证明并没有借钱，也没有买房，直到徐性善被抄没三年后，焦在北京的房子也还是租的。所以京城房市的最大宗还是租赁，既有生存所需的群租房，也有高消费的豪华房。
作为读书人，在古代社会却有个意外收获，寺院作为他们的“青年旅舍”，界面友好，用户体验极佳，完全可以作为高房租的“软着陆”备用。罗洪先每天带一小袋米到寺院讲学，托寺僧代为蒸饭，一讲儒学，一念佛经，相安无事。听候处分的官员，俸禄被停，生活无着，可以在城西的寺院小住半年（董应举《崇相集》卷十一《与于太常书》）。躲避官场炎热，也可以先在城西寺中暂遁半月，还能天天收好友的城中来信：“坐萧寺，每手读大集一过，如映对秋月下，嗔痴尽壑。”（黄汝亨《寓林集》卷二十五“与袁中郎”）
文人爱游古寺是个传统，禅房幽深，可以与高僧禅锋机语，品茗对弈；偶尔还可以看看前代壁画，名人手迹，逍遥半天一日，都是常有的事。但把寺院当自己家，还是明代人爱干的事，可能也是房价逼的。寺院因为要防侵吞无度的“乡绅”恶邻，也因为募缘疏之类，往往要借助文士的斡旋与手笔。不管是功名未中，还是为官不达，对于寺院来说，利害交关不大，他们投的就是绩优、潜力。读书人与寺院，倒也算在资本面前，抱团了一回，为彼此留了点栖身之所。
□9月2日上海书评徐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