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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3年，中国邮政发行了1套6枚的《金铜佛造像》邮票，分别展现了五代铜鎏金观音菩萨像、宋铜鎏金地藏菩萨像、明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明铜鎏金无量寿佛像、明铜鎏金文殊菩萨像、明铜鎏金普贤菩萨像。这些来自于博物馆的珍贵收藏，经邮票设计师之手呈现于邮花之上。小版张用了宝蓝色丝绸般的底色，将这些铜鎏金的佛像烘托得金彩粲然，既辉煌耀目，又典雅沉静，在佛像题材的邮票中堪称最唯美的一组。
我常年浸淫于博物馆，一眼便能从邮票中认出它们的出处。五代铜鎏金观音菩萨像是1957年在浙江金华塔下寺万佛塔地宫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国家博物馆，这是一尊水月观音，观音头戴花冠，冠的正中有一尊小佛，这是观音菩萨与其他菩萨的一个明显区别。只见观音坐在山石之上，头微低做思考状，似在观水中之影，因此被称为水月观音。这尊观音的面容非常妩媚安静，坐姿优雅，目光下敛，整座造像极具感染力，站在她的面前，会有一种不忍离去的感觉。宋铜鎏金地藏菩萨像是1978年在苏州瑞光塔第三层塔心天宫中发现的文物，现保存于苏州博物馆。这尊菩萨像表情慈悲，整体造型气韵生动，散发着宋代艺术独特的风雅之情。其余4尊则均为明代佛像。明铜鎏金普贤菩萨像来自首都博物馆，虽够不上镇馆之宝，地位也非常显赫，该尊菩萨像制于明嘉靖年间，佛像端身正坐，面相圆润，面态慈和，形象生动、亲切，整体造型端庄，体重较大，做工精细，保存完好，又有铸造年代，是一尊非常难得的佛像珍品；释迦牟尼佛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该佛像制于明永乐年间，造像简洁生动，质感极强，所用铜质之精，鎏金工艺之美，神情表达之准，确为明代佛教造像的上乘之作；另一件文殊菩萨像也来自故宫博物院，该佛像五官端庄，装饰繁复，为明代宫廷造像的代表作之一；而无量寿佛则是观复博物馆的藏品，此尊佛像神态慈悲柔和，宽肩细腰，躯体挺直，体态匀称，整体做工精美，品相完好，是明代西藏金铜佛像中的上品佳作。
面对宝蓝与金粲交相辉映的小版张，如同面对一部正在翻开的史书。赏邮最重的莫过于“读邮”，从这个小版张中能读出哪些历史信息呢？
在这组邮票中，明代佛像占了4尊，其中3尊为大名鼎鼎的“永宣宫廷造像”，不同于一般的佛像，“永宣宫廷造像”在等级、地位、宗教甚至是政治等层面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是一朵因民族文化相互交融而盛开的奇葩。
西藏是在元代统一中国的战争中被正式划入中国版图的，元代的皇帝对于西藏都采取了相应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宗教事务的管理，也使得统治者的江山得以巩固。藏传佛教也因这一历史背景而弘传到内地，从而造就了北京地区藏传佛造像的基础。所以说，如果没有元初以来汉藏文化艺术的密切交流，就不可能结出北京藏传佛造像这一艺术硕果。
明朝建立之初的洪武时期，佛像艺术基本承袭了宋元遗风。永乐皇帝登基不久后，为推行其宗教笼络政策，加强与藏民族的团结与友谊，专门在宫廷设立造像机构，铸造藏式佛像，赏赐给西藏上层僧侣。至宣德时，宫廷造像延续不衰，但宣德以后便骤然销声匿迹了。因此，明代宫廷造像实际上主要指明代永、宣两朝宫廷制作的藏式佛像，被习惯性地称为“永宣宫廷造像”或“永宣造像”。
从风格来源上讲，永宣造像是一种新型的佛像艺术模式，风格独特，工艺高超，在藏传佛像艺术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它是在元末明初时西藏成熟的艺术风格基础上，大胆吸收汉地审美观念、表现手法和工艺技术，并将汉藏艺术完美地融合于一体的新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来源于元初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开创的汉藏佛像艺术交流的潮流，永宣造像正是秉承了这一汉藏艺术交流的传统而开出的一朵璀璨夺目的艺术之花。
永宣造像题材十分丰富，目前大约已发现30种不同的题材，虽然与藏传佛教数百上千的种类相去甚远，但却有着十分重要的宗教和政治意义。首先，大部分题材是藏传佛教各教派和藏族人民共同信奉的，体现了明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各派和藏族人民的普遍尊崇。其次，一部分佛造像带有明显的教派属性，为某一教派单独崇奉，而且基本每个教派都有代表。这种广泛的代表性从一个侧面正好反映了明代中央政府对西藏推行的“众封多建”的民族宗教政策。永宣王朝制作神圣的佛像赐予藏族同胞，表达了对他们深切的宗教关怀，表现了统治者的远大抱负和襟怀，同时也丰富了明代宫廷造像和藏传佛教艺术的题材与造型，为当时汉藏造型艺术交流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色彩。
永宣宫廷造像的文化与艺术价值极高，大多数造像上都清晰地刻有“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的款识，具有宫廷造像的明显标记。专家们根据造像实物并结合史料记载分析认为，明代宫廷造像应当还有一些不刻款佛像，因此是否刻款不能作为宫廷造像的决定性标记，只能用来判断其用途与去处。其中，刻款佛像主要用于赏赐西藏上层僧侣，款识中的“施”字就已标明了它的用途，有布施者，就有接受布施者；而不刻款佛像则主要满足内地皇宫内外佛堂和皇家喇嘛庙殿堂的供奉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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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永宣造像由宫廷御用的优秀工匠塑造，整体造型优美，风格纯熟，细部处理精细入微，生动传神，同时也体现了艺术风格的创新，标志着藏传佛造像艺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开创了藏式造像的新风尚，学术界称之为“汉藏风格”或更直接的“北京风格”。在铸造工艺上，永宣造像皆用失蜡法铸造，工艺精细复杂。特别是在铜材的使用上，皆用黄铜铸造，质地细密，色泽明亮，耐腐蚀性强，在当时十分先进。
《金铜佛造像》邮票还让我们领略了不同时代的美感。五代与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有品味的朝代，然而它们的审美品味却有所不同。五代是大唐盛世结束后的落日余晖，五代的追求唯美实际上是对前朝繁华的追忆，一般都带有眷恋与感伤的情绪，这种繁华后的沉淀使五代的美学概念迥然不同。像邮票中这尊五代的观音坐像，形态美得犹如一幅画，尽现五代那种带有忧思怀恋之感的审美情态。宋代的地藏菩萨世俗化风格更加明显，大地能担当一切，所以地藏菩萨具有“大孝”和“大愿”的德业，如大地一样为众生荷担一切苦行，与宋代的世俗化的祈愿非常吻合。每每把这些邮票和极限片放在一起展看时，心中会有一种丰沛的满足感。
一套小小的邮票，背后竟有这么多的历史内容，这就是“读邮”的意义所在。真正的集邮，一定会被邮票所驱使，自觉地去了解里面的内容，领略其中的内涵。然而，“读邮”也引发了我们对于邮票选题的些许感触。这套《金铜佛造像》囊括了最为精美、也颇具历史文化意义的代表性作品，但如果收入北魏时期的作品，将会更完整地体现佛造像发展历史阶段的时代风貌。佛教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之后，第一站的繁荣就是在北魏。魏晋南北朝虽然是一个分裂的时代，但是大动荡带来了文化的大冲突与大交融，因而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文化神韵与风骨的时代。“魏晋神韵”的那种超凡脱俗，那种意境深远，那种飘渺的空灵之气，相对于汉唐雄浑大气的时代风貌，更体现了一种不同凡俗的生命状态，这已经超越了佛像文化本身的意义。我有一套1990年台湾发布的极限片，其中有一枚是北魏释迦牟尼坐像，非常珍罕。此像一改此前释迦牟尼闭目沉思、结禅定印的形象，用关怀与交流的态势传导出慈悲济世的大乘佛教思想已成为佛教传播与发展的主旋律这一时代气息，造型浑朴稳重，具有典型的北魏风格，是充分反映“云冈模式”巨大影响和艺术特点的典型实例，更多地体现出北方鲜卑民族的人体特征和精神风貌。
邮票给了我们历史与文化的“留下”，邮花上频现的传统文化主题不仅是为着纪念，更主要的是潜移默化地融入人们的精神世界，将先辈的宝贵遗存接力下去，传承开来。“国家名片”时时不可忘记塑造“国家”形象，而这个能够引起海内外景仰的形象是多元化的，是对于今日辉煌成因的一个最自豪的回望，是彰显民族自信心的一个坚实的“地基”。因此，邮票上的一年年一枚枚地“捡拾遗产”，实际上是一个功莫大焉的百年大计的历史性工程，是一项弥合文化断层的历史性的壮举。
对于那种深藏偶露的珍罕之物，邮票是最好的传播途径。无论博物馆展陈与否，我们只需打开邮册就能得见，而且还能在一种自我赏玩的环境中与书一同展读，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体验。佛教属于精神信仰，而历史更是一把护佑心灵的大伞，邮票带着这些历史信息，历久弥新地涵养着我们，永远闪烁着迷人的光彩。
（责编：黄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