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施秉章和环球邮票社
进入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集邮者人数逐渐增多，邮票交易日趋活跃起来，因此出现了不少邮票社或集邮商店，其中最有名气的要数施秉章的“环球邮票社”。环球邮票社是北京开办最早、最有影响、营业时间最久的邮票社之一。
施秉章（1904—1970），字述函，英文名B.C.Shih，福建长乐人，生于1904年7月21日（清光绪三十年六月初九），出生于福州，8岁入私塾，15岁入福州二中。幼年时期就受到福建同乡、中国最早期邮商之一魏叔彝的影响开始集邮。施秉章在《序邮》一文中曾有自述，“余幼具邮癖，尤好谈邮，日与邮童三五，报邮票以自娱，或积存废邮，或交换邮票，邮兴感人，几至寝食不离邮票矣。大家鼓起邮乐，邮识亦随之与年而俱进矣”（原文见《北平邮刊》1945年10月1日第2期）。1923年随父亲施景琛来到北平，在北平时，家住背阴胡同9号，就读北平汇文高级中学。在汇文学校毕业后，以邮为业，并参加国外集邮协会，开办“环球邮票社”，与国外的邮商和集邮组织建立广泛的邮票交换关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去世，是北京早期著名的职业邮商之一。
施秉章编辑过《集邮说丛》邮刊两期，介绍各国集邮情况并报导国内新邮。因为他邮识精深，邮品丰富，结交的邮友遍及天下，当时欧美集邮家都知道北京有一个叫B.C.Shih的集邮家，很多欧美集邮家和邮商均与他有书信和业务往来，国内的一些集邮家也经常与之交往，如张包平之、刘铭彝、吴鸿选、韦崇亮等都写过关于施秉章的回忆文章。刘铭彝写到，“施秉章是中等身材，举止文雅，那时他在家里做邮票买卖。通过交往，得知他是北平最早提倡集邮并组织集邮团体的集邮家之一”。
关于施秉章的英文写法，有些文献写为“B.C.Shin”，笔者认为不准确，应该是“B.C.Shih”，因为笔者曾经收藏过施秉章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寄发的信函，信的末尾有他的落款，写明是“B.C.Shih”，而且地址已经变更为“北京宣外自新路平渊西里一号”，估计这是他邮商生涯最后的住址了（图1、2）。
纵观施秉章的邮商生涯，其不断变更营业地址，多达十个，反映出施秉章的业邮经历很不顺利，充满着波折和起伏，可以说是一位命运多舛而又生命力顽强的邮商。
施秉章的第一个营业地址是北京背阴胡同9号，时间大约是1926～1930年。1926年他从汇文高中毕业，因醉心集邮，竟无心谋求公职，父亲施景琛的思想十分开明，支持他的想法。1926年6月，施秉章在北京发起组织了北京邮票交换会，这是北京最早的集邮组织。该会于每周日下午两点到五点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今北京东单北大街21号）楼上103室召开例会，并交换邮票、明信片、钱币、书籍、照片及古玩等。至于他自己的集邮兴趣何来，以及如何走上邮商的道路？他有过自述：“余弱冠遇邮友与故都，目睹其集邮之丰富，遂被召而充万国邮会之会员。自时邮趣顿增，三年间复邮已汗牛充栋矣。余初仅以华邮易外邮，故邮政挂号之信件，邮差几无日不踵吾门。盖邮航可通之国，一概与邮友相周旋，是以逐年所耗邮资，邮局俱为注目。”可以看出，施秉章与世界各国邮商、集邮家通信往来并交换邮票，耗资巨大，其经费不可避免地由其父全力承担。3
4其父施景琛（1873—1955），近代文人，福建乡绅，著有《泉山古物编》等史学著作，编有《鹭江集》等诗稿，1912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参议等要职，育有四男八女，其中施秉章是家中长子。施景琛早年3次赴日本考察，并创办学堂和报纸，思想开明，家道殷实，不仅支持施秉章从事邮票的收集和买卖，还跟儿子一起参与设计过一套民国邮票。1927年6月1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自任海陆空大元帅。1927年7月，时任北京政府国务院协调办事的施景琛上书国务院，呈请发行“大元帅就职纪念”邮票，并制定详细的《大元帅就职发行纪念邮票办法》。张作霖宣布任海陆军大元帅之后，亲自批准发行纪念邮票，所以到10月这套邮票已经进入设计印制操作阶段。期间，具体经办人员，即当时交通部次长常荫槐听说施秉章收藏邮票颇丰，特意登门拜访，就邮票的设计方案，专门向施秉章求教，并从施秉章处借去多种世界各国元首就职邮票作为参考。常荫槐离开后，施秉章就立即开始着手设计一套纪念海陆空大元帅就职邮票的方案，包括邮票的图案、边饰、文字、刷色、版式和面值等内容。
1929年3月15日出版的中华邮票会会刊《邮学月刊》第一卷第五号，施秉章曾专门撰文《余与张作霖纪念票之关系》，其文写到：“张作霖纪念票提议之动机，系张氏就职之后，其图案完全系余所拟。惟于呈文中提议用钢板套色，其中包含九分及一角四分两种。惟交部以套版印刷，需费较昂，若改用三色版印刷，又恐因陋就简，是以缩为四种，仍用单色。该票于前年年底工竣，本拟从速发行，然本人势力，不能伸张于南省，深恐该票有碍通行，故仍存犹豫。无如两月以来，革军北伐，势如破竹。故次长常荫槐仓卒之间，于去年二月廿九日呈请发行日期，卅日明令批准，三月一日始正式发行。至于此次纪念票而有圆数，亦余之提议。盖吾国自孙袁纪念票之后，所出纪念票，最高不过一角，时价既无增进，似乏趣味，故有圆数之发行。亦差强人意之举也。”这篇短文说明了施秉章参与设计邮票的程度。这篇文章刊出后，有读者提出质疑（详见《上海集邮》2007年第10期赖茂功文）。
“陆海空大元帅就职纪念”邮票交由北京财政部印制局印制，由美国技师格林雕刻制版，全部邮票于1927年12月印毕。1928年3月1日，在直隶、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及新疆省内之各邮局暨邮寄代办所，随同普通邮票发售发行。短暂的张氏政权能留下一套纪念邮票，施氏父子功不可没。施氏父子因及时提出发行陆海军大元帅就职纪念邮票的建议、邮票设计方案及发行办法，并提供各国邮票实物参考，邮政总局特授予二等嘉禾奖章一枚，以示奖励，还特别赠送给施秉章两部装饰华美的邮票册作为对施秉章的奖赏。1928年3月1日面世的《陆海军大元帅就职纪念》邮票，是军阀混战时期发行的最后一套邮票，也是中国邮商第一次参与设计的邮票，这一年，施秉章仅24岁。施景琛在张氏兵败之前离开北京，返回福州，上述奖章、奖品留给了施秉章。
施秉章1926年在北京发起组织北京邮票交换会，邀请王翰祥（本名王汉强，上海集邮名家，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为会长，汪效庸（汪子年，北平集邮家）、樊惠亭为副会长，施秉章自任书记员兼干事员、会志主编。北京邮票交换会是北京最早的集邮团体，该会成立后，吸引了中外会员达两百多人，分属世界100个国家和地区，国内的很多知名集邮家和邮商均在会籍。施的父亲还特别邀请了当时北京社会名流艾德敖（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出任交换会的名誉会长。约1926年6月（一说9月），施秉章负责编辑出版《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消息见于新光邮票研究会1927年8月出版的《邮票新声》第二卷第一期第30页。当期刊登了《中国邮票刊物调查》一文，提及《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于1926年6月发行，为季刊。《北京集邮史》一书，说会志最早发行于1926年9月。5
6《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中80%的文章均出自施秉章一人之手，会志系文言文并附有数页英文，无标点，竖排线装，刊有铜版华邮珍品及世界新邮图片，如会长王翰祥收藏的孙中山像、光复纪念双连样票等，该会志可谓中西合璧，独树一帜。《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第2期于1927年6月出版，封面的地址是北京西单背阴胡同9号，电话西局八六九。该刊定价是每期大洋5角。这两期刊物目前是北京集邮文献的收集难点，原本几乎没有露过面，只有第2期的复印本存世，据闻上海市图书馆藏有该刊第2期原本一册。第2期内容丰富，文稿多出名家之手，中外兼顾，图文并茂，是我国早期难得的高水平邮刊，其中刊有施秉章撰写的文稿多达5篇。
施秉章的文章《余与张作霖纪念票之关系》在《邮学月刊》上刊载之后，有读者提出质疑，中华邮票会的董事、英文书记兼邮票流通部主任叶颂蕃将读者来信和自己的编后语一并发表，透露了施秉章当年的通信地址是“北平西单北大街九十一号环球邮票公司施秉章”，这就是施秉章经营邮票的第2个地址。对于读者的质疑，施秉章未做任何回应，《邮学月刊》也再也不见施的文章发表过。
几乎所有权威文献，如《中国集邮史》《北京集邮史》《集邮回忆录》，均记载，施秉章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办环球邮票社，地址在北京骡马市大街35号（今北京菜市口东面），是施秉章买卖邮票的第3个地址。
据北京集邮家吴鸿选回忆：“主人施秉章，邮识比较丰富，出售的票品除国邮外，大都是外国廉价的成套票和小套票以及各种袋票等。施还编印精美的售品目录，出售的各种套票均印有图样和编号售价，并附有简单说明。这在当时对提倡集邮和传播邮识起了一定作用。该社初创时，声势和气派都相当显赫。如印制有各种规格的精美透明纸袋，供售出票品装用，在当时北平各邮商中是绝无仅有的。”（见《集邮回忆录》第32页）
另据赵善长回忆：“施秉章在骡马市大街开设环球邮票社，主要以出口中国邮票，换回国外邮票，配成小套在国内售让。他曾编印过北京邮票交换会目录两期，着重介绍国外集邮概况，并报导国内发行邮票的种类，很受集邮爱好者欢迎。”
位于骡马市35号的这个店面虽然位置不错，但是开支浩大，顾客并不多，很快便面临入不敷出的窘境。施秉章只好关闭了店面，改在宣武门外果子巷内贾家胡同家里营业，这个地方离牛街很近。这是施秉章经营邮票的第4个地址，经营重点是通信函购邮票，估计在这个地方呆了几年的光景。施秉章的这座宅子是一个四合院，东房是一栋两层带走廊的小楼，共有6间房，房内都塞满了各种邮票。他拥有很多集邮册，装帧都很讲究，整齐排列，分了很多门类，绝大多数邮票都是按照国别收集整理和排列的。20世纪30年代初，韦崇亮的父亲在北平的白纸坊以高于废纸十倍的价格，收购大批旧信封，装进几个麻袋，用车拉回家后，经过剪洗整理，将信封上的旧邮票都弄下来，晾干后再分类，最后捆扎成“豆腐块”，然后出售给施秉章，供施出口使用。这种交易，最初都是票到付款，票款两清，后来韦家的供货数量越来越大，施秉章无力支付现款，只好将一辆自行车顶账。
1933年4月，施秉章还编印过一册《邮票画刊》，以环球邮票社的名义出版，这是中国邮票史上独具一格的邮刊，可惜仅出一期。《福建集邮史》（1999年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第25页）认为《邮票画刊》的出版时间是1943年4月，此说时间有误。
抗战爆发后，施秉章又迁址到宣武门外麻线胡同1号，继续做邮票的函购业务。他的广告见于1940年10月上海出版的《新光杂志》第8卷第5期。这是施秉章的第5个业邮地址，施秉章是新光邮票会第1277号会员。
20世纪30年代末期，施秉章的环球邮票社一度迁往天津，在天津法租界天祥市场内设肆营业，这是他的第6个买卖邮票的地址。具体时间应该是1937年初，日本人对北平虎视眈眈，抗日怒潮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北平的经济陷于萧条，邮市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施秉章决定，将环球邮票社搬迁至天津营业。为什么选择去天津经营邮票呢？原因就是天津的邮票生意比北平好做。据文献记载，第一个从北京迁去天津做邮票生意的，就是施秉章的环球邮票社。以后不久，北京的邮商黑玉珍、韦诚起、杨启亮、杨启勋等，都先后跑到天津开店经营邮票生意。黑玉珍的国华邮票社1939年底在天津开业，地址就是他接手施秉章的原摊位，韦诚起的诚记分号（开始的时候称北京邮票社）1943年初在天津劝业场4楼开业，杨启亮和杨启勋于1943年7月在天津劝业场2楼开设东亚邮票社天津分社。
1937年初，施秉章在天津法租界天祥楼下，租赁了一个摊位，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7点连续营业。施秉章待人热情诚恳，平心静气，接待客户颇具耐心，无论老少集邮者，都对他较为满意。在施秉章的门市里，尽管鲜见高档邮品，天津的一些老集邮家仍喜欢光顾他的门店，有时坐一坐，聊聊邮事，有时为了照顾施的生意，也会买一些集邮用品。当时，施秉章住在离天祥市场不远的光华里的一间平房内，每天早出晚归，不辞辛苦，但比起北平，邮票的生意基本可以维持温饱。孰料好景不长，1939年8月，遭遇天津大水的劫难，施的门市被大水淹泡，对他的邮票库存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几乎所有的邮集和复品都毁于洪灾，遂被迫中止营业，返回北平。1939年10月，待洪水退净，施秉章赶到天津，发现他位于光华里的住所后窗被人撬开，丢失了大量的袋票和其他邮品，施秉章将此事报告给法国工部局，不久，居然案件侦破，系其邻居之子蓝图钧所为。蓝图钧当时不过是一名中学生，经过追讯得知，施秉章所失窃的邮票已经被蓝图钧低价售出，虽追回小部分，且由蓝的家属赔偿了一点钱，但是远远抵不上邮品之实际价值。经过这次打击，施秉章从此元气大伤，生意一直不好，不得不将天祥市场的摊位兑给了黑玉珍，黯然返京。
施秉章的启事刊于1939年11月上海出版的《新光杂志》第7卷第8期。内容如下：“此次天津大水为灾，租界水深七尺，社中藏货被水淹没，数达万金，当日水势危急，本人仅以身免。在此两月之中，经过水厄火厄丧子疾病失盗伤财官司，诸灾可谓艰苦备常，今因租界封锁，元气已伤，不得已仍迂回北京宣外麻线胡同一号。复业近，蒙全国主顾亲友纷纷来函慰问，益领盛情，特此鸣谢。”
回到北京以后，施秉章继续在麻线胡同经营邮票（第7个营业地址），但是光顾环球邮票社门市部的顾客寥寥无几，不久便悄然停止营业，只在家里做邮票的通信生意。此时的北京，邮商和邮票社发展很快，其他大的邮商纷纷崛起，行业竞争十分激烈，施秉章的邮票生意在竞争中逐渐衰落，慢慢变得默默无闻了。
抗战胜利后，施秉章渐渐沦落为摊商，他住在宣武门外永光寺中街11号，这是他的第8个营业地址，每天上午在家候客，下午便去西单摆摊，地点是在西单北大街精益眼睛公司门口，靠卖邮票度日，这是他的第9个业邮地址。广告刊于1945年9月1日北平出版的《北平邮刊》第1期。我们后来还可以看到，施秉章在《中外邮学杂志》第2卷第3期上刊登了幅面不小的广告，其时间是1948年2月29日，说明施秉章在这个地址经营邮票的时间比较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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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48年6月北平邮票会成立时，施秉章在第一届理事会上被选为监事。北平解放后，施秉章继续以流动的方式经营邮票，沦落为行商，最后连固定的摊位都没有。20世纪50年代初期，施秉章停止营业，参加劳动达4年之久，1954年7月曾上书政府，建议发展新中国的集邮活动，以增加国家的财富。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前半期，他是以东华门中国集邮公司门市部门前那个自发形成的小邮市为据点，穿梭于各个集邮家之间，买卖一些邮票。吴鸿选在《解放前的北京集邮活动和我的集邮生活》一文中回忆道：“直至解放后，他还在中国集邮公司门口交换和买卖邮票。”
1958～1959年间，施秉章还经常与邮友通信，主要是通过在《集邮》杂志上刊登邮友信箱，与全国各地的邮友彼此建立邮票通讯买卖联系，挣一点差价糊口。这一阶段，施秉章的落款地址是北京宣外平渊西里1号（第10个地址），并有英文Mr.B.C.Shih的落款。
“文革”开始后，施秉章莫名其妙地被捕入狱，遭关押了4年之后，1970年因患脑溢血死在狱中，其日渐没落的邮商生涯和人生际遇的接连不幸，令人唏嘘不已。
施秉章毕生致力于集邮，以邮为业，嗜邮如命，创办邮会，编辑邮刊，撰写邮文，买卖邮票，为推动北京早期集邮活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未完待续）
（责编：焦冰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