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戴吾三
《考工记》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书中保留有先秦时期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资料，汇集了诸多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集中反映了当时的技术观念。正由于此，考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源流，了解古代的技术传统，都需要研读《考工记》。
今天所见《考工记》，是作为先秦典籍《周礼》的一部分。《周礼》原名《周官》，由“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组成。西汉时，“冬官”篇佚缺，河间献王刘德便取《考工记》补入，刘歆校书时改《周官》为《周礼》。
历代有关《考工记》的注释和研究层出不穷，其中成绩卓著者，早期有汉代的郑玄，中期有唐代的贾公彦，晚期有清代的戴震、程瑶田、孙诒让等。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大量考古新发现，丰富了先秦文物的知识；加之科学方法的应用，对《考工记》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概说
《考工记》年代久远，关于作者、成书地点、编撰时间，至今仍有一些争议。
多数学者认为，《考工记》是春秋战国时齐人所作。齐国春秋称霸，战国称雄，不仅具有经济、军事上的实力，其学术思想也十分活跃。齐统治者建稷下学宫，厚待四方学者，勉其著书立说，稷下学宫一度成为闻名诸国的学术中心。许多重要的典籍已被学界肯定与稷下有关。如管仲与其后学所著《管子》，《晏子春秋》与《荀子》的部分内容，都作于稷下。故有学者认为，《周礼》成书于稷下（参杨向奎《〈周礼〉在齐论》，《管子学刊》1988年第3期）。
分析《考工记》可见，它与《周礼》其他篇章、《管子》《晏子春秋》中某些述文相似或有联系，这不能说是巧合。倒是可以说，《考工记》在齐国稷下产生的结论，有顺情合理之处。
关于《考工记》的性质，史学界基本肯定该书具有官书性质。这可从两方面具体说明：其一，《考工记》反映出当时的手工生产已有严格的组织和管理。书中所记六大技术门类三十个专业，各专业具体从事技术劳动的是“百工”（工匠），而其上都有专职官员管理生产，职称有“人”“氏”“师”。按该书记载，在某些专业分工中，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准，则称之为“国工”，即“国家级”工匠。这显然不是民间手工业的情况。《考工记》所记载的器物多为军品或宫廷用品。军品如兵车、铜兵器（戈、戟、矛、剑）、弓矢、皮甲等。春秋时期，干戈不息，重要的兵器生产皆为国家控制，以保证兵器的数量和质量。而礼器、钟磬多供统治阶级所用，不是百姓生活所必需。其二，《考工记》述及的多是具有制度性的生产操作规程、技术规范，而非一般的生产技术资料汇编。通观《考工记》，主要内容涉及：统一产品部件名称用语；确立用料标准及选材方法；制订产品设计标准；确定生产工艺规范；规定产品检验制度、检验标准；建立城邑营建制度及设计制度。这显然都不是技术资料之类的内容，而是具有国颁标准意味的生产技术制度。
关于《考工记》的成书年代，汉郑玄注《考工记》时，只在标题下写了简单一句——“此前世识其事者记录以备大数尔”；唐孔颖达作疏时以为是西汉人作；清代学者注重考据，研究深入，江永认为《考工记》是“东周后齐人所作”。及至今日，诸家争鸣，形成了多种观点，如成书于春秋末期，成书于战国初期，甚至有人认为成书于秦汉时期。
总体看来，《考工记》非一人编撰，非一时成书，许多篇章在春秋末（少数甚至更早）就已形成，而整体成书不晚于战国初期。然而不可否认，有个别文句是秦汉时置入的。
二技术工艺价值
《考工记》以其丰富的技术工艺信息，在先秦古籍中独树一帜。整体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中国特色”的技术专论
在古代，由于地理条件方面存在的差异，东西方技术在器物形制、材料选用等方面都形成明显差异。分析《考工记》可见，该书所记载的木车制作、青铜合金配比、制钟技术、制弓技术等，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木车设计制作总汇
春秋时期，木车已是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和作战装备，车的生产也成为当时手工业生产中的重要部类。正由于此，《考工记》说“一器而聚工多焉，车为多”。《考工记》详细记载了木车的主要部件（轮、盖、舆、辕）的设计规范和制作工艺，以及检验车轮质量的方法。这些总汇性的记述加上古车实物，若与同时期古希腊的木车比，更能看出其“中国特色”。例如对制成的车轮，《考工记》要求进行严格检验：
规之，以视其圜也；萭之，以视其匡也；县之，以视其辐之直也；水之，以视其平沉之均也；量其薮以黍，以视其同也；权之，以视其轻重之侔也。
这里借助器具和自然物质组成六大检验手段：一是用圆规检验轮圈是否圆正；二是用正轮的萭检验轮子两侧平面是否平整；三是用悬垂线检验上下辐条是否对直；四是用水来检验轮子质量分布是否均匀；五是用黍粒测量轮轴与毂孔的间隙看内外是否相等；六是用天平衡量两轮的重量是否相等。
自中国古代车辆制造技术达到《考工记》记述的高峰，以后再也没有超越过，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2）青铜合金配制法则
商代大量精美青铜器的出土，令人赞叹惊异。据冶金史学者研究，古人通过长期的实践摸索，把铜、锡、铅所占的比例适当调配，使青铜合金的性能符合所铸器物的要求。商代前期，铜的含量偏高，约在90%以上。到商代后期，青铜器中锡、铅的含量有了显著的提高。专家对大量的商代青铜器取样分析，结果表明，商代冶金工匠已能根据各种器具的不同用途，选择铜、锡、铅的不同比例。
正是在商周青铜铸造技术成熟的基础上，形成了《考工记》“金有六齐”的记述，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有关青铜合金配制法则：
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文中“金”指青铜，“六齐”的“齐”通“剂”，指六种青铜合金配方。关于“分”（铜锡比例）的理解，学者有一些争论，但都肯定《考工记》“金有六齐”的重要价值。
（3）制钟技术专论
中国古代钟的前身是陶铃，随青铜冶炼的出现，始有铜铃。铜铃有固定音高，能发出清越嘹亮的乐音。值得注意的是，铃体为扁圆形，形体虽小，已见日后编钟的雏形，这与欧洲古代圆形乐钟有质的区别。在铜铃的基础上发展成铙，到西周中期，铙进一步发展成钟。钟的特点是形似合瓦的椭圆形壳体。成组的钟称为编钟，又分纽钟、鎛钟和甬钟，其中甬钟形制最复杂、铸造技术最高超。《考工记》“凫氏为钟”记载的正是甬钟，内容涉及甬钟的部位名称、尺度比值、钟之特征及声学效果。
（4）制弓技术专论《考工记》中，“弓人”的内容占很大篇幅，可视为一篇古代制弓技术专论。
弓箭在中国起源很早，这与先民的狩猎活动有关。正是在历代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到春秋时期形成了有关弓箭制造的详细记录，并见之于《考工记》，对弓箭的制造给予明确规定，并用以进行指导。
《考工记》中“弓人”指出，制弓所需六种材料，“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弓人”对材料的选择非常讲究，如弓干，排比了七种材料的优劣：“柘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为下。”检验弓也有一套方法：“凡相干，欲赤黑而阳声，赤黑则乡心，阳声则远根。”这显然是经过反复摸索和实践而得到的经验总结。
2.文字记载可与出土文物印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发掘发现了大批先秦文物，对文物的分析深化了对《考工记》的研究。反过来，依据《考工记》记载，对诸多先秦文物形制、工艺特点、技术规范的认识也更加准确。
戈、戟是春秋战国时十分流行的兵器，《考工记》有关文字记载也详略得当，明确无误。但后来实物或毁或埋，千百年间，世上绝迹，使得后人往往曲解戈，特别是戟的形制。1931年，郭沫若发表《说戟》一文，大胆论证戟是戈和矛的结合，矛即《考工记·冶氏》中所说的“刺”；后来被出土的古戟实物证实，在考古学界一度传为佳话。近几十年来，考古发掘已多见双戈、三戈的戟，特别是曾侯乙墓出土了三种不同形式的戟（三戈一矛式、三戈式和双戈式）后，人们对戟的形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明确《考工记》所记载的是一戈一矛（刺）式的戟。
又如据《考工记》对钟的各部位名称、比例关系的叙述，结合出土实物分析，使今人对先秦编钟也有了清楚的认识。钟上有一部位称“隧”，究竟在何处，有何功用？长期以来模棱两可。《考工记》说：“于上之攠，谓之隧。”郑玄注：“攠，所击之处。攠，弊也。隧在鼓中，洼而生光，有似夫隧。”按郑玄之义，“隧”位于钟的内壁。而后世注家如戴震、程瑶田却误认为“隧”位于钟外壁的鼓中部。把《考工记》的文字与郑注、先秦出土的编钟实物结合起来研究，可以看出，“于上之攠”是在鼓部又不是鼓部，所以说“于上之攠，谓之隧”，以与鼓相区别。而“隧”是指钟内壁经磨错形成的半圆形沟槽，其磨错量约为壁厚的六分之一。工匠一边磨，一边比照预定音律进行测试，直到音高相合为止(参华觉明、贾云福《先秦编钟设计制作的探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