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家葵
药典（pharmacopoeia）是由政府颁布实施的记载药品规格及标准的法律文书，一般将16世纪中叶纽伦堡立法机构授权出版的《科德药方书》视为药典之鼻祖。1930年国民政府卫生部长刘瑞恒为第一版《中华药典》撰序言说：“缅维首制，实始牛伦。一卷风行，万邦踵起。”①序言中自然也提到我国本草书籍的情况：“吾国药典多阙成书，而旧药则备于《本草》……唐蜀之间，两刊定本。宋唐慎微更博稽群籍，成《证类本草》一书。政和之际，命曹氏以校雠；绍兴而还，付胄监而镂版。义均药典，纸贵医门。”所谓“唐蜀之间，两刊定本”，指初唐和后蜀两次官修《本草》的行动，刘瑞恒用“义均药典”来作评价，并无贬损之意。晚近研究者乃将唐代《新修本草》标举为“世界上第一部药典”，迄今未成共识②，但以此书为较《佛罗伦萨处方集》年代更早的药典雏形，则没有争议。
唐代修《本草》的动议由苏敬提出。《唐会要》卷八二说：“显庆二年（656），右监门府长史苏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谬，请加删补。
①原文“缅维首制，实始牛伦”之后有双行夹注：“西历一千五百四十二年，牛伦堡（Nuremberg）政府刊行之药典，为世界最早的药典。”
②1950年代的批判文章从刘瑞恒序言中摘取“缅维首制，实始牛伦”，斥其为“数典忘祖”。但《新修本草》的药典地位，毕竟未得到广泛认同，郑金生先生在《药林外史》中说：“在中医各科文献中，《新修本草》最早得到政府支持，集体纂修。后世以其官修，遂认定这是中国第一部药典。客观地说，该书内容与一般本草书并无本质区别，也不具备法律约束力，誉为药典，难副其实。”（郑金生《药林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6页）我赞同此看法。诏令检校中书令许敬宗、太常寺丞吕才、太史令李淳风、礼部郎中孔志约、尚药奉御许孝崇，并诸名医等二十人，增损旧本，征天下郡县所出药物，并书图之。仍令司空李勣总监定之。并图合成五十五卷。至四年正月十七日撰成。”类似的记载亦见于多种唐宋文献。
据孔志约《新修本草·序》，苏敬当时的职官为“朝议郎行右监门府长史骑都尉”，考“朝议郎”为正六品上阶，属文散官，“骑都尉”为从五品上阶，属武勋官，唯“行右监门府长史”是其职事官阶。监门府“掌宫禁门籍之法”，长史为其属吏，据《大唐六典》为六品上，其职司“掌判诸曹及诸门禁之事，以省其出入”，故知“右监门府长史”主司门禁出入事，据《通典》为武官系列，与医药事完全无关。苏敬虽是武职，但深解医药，《外台秘要》屡屡引述苏敬或苏长史云云；《医心方》亦引有苏敬的《脚气论》；《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脚气论》一卷，题苏鉴撰，盖宋人避讳所改。正因为苏敬知医，故能“摭陶氏之乖违，辨俗用之纰紊”，表请修定《本草》①。
唐高宗对苏敬的建议深以为然，立即成立一套阵容强大的队伍，专门负责纂修事宜，但领衔者却有三说：据孔志约序是“太尉扬州都督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臣无忌”；前引《唐会要》则说“司空李勣”；而《新唐书·艺文志》则同时提到英国公李勣和太尉长孙无忌。或因为此，李时珍对《新修本草》（以下简称《新修》）的成书经过颇有误解，《本草纲目》卷一说：“唐高宗命司空英国公李勣等修陶隐居所注《神农本草经》，增为七卷，世谓之《英公唐本草》，颇有增益。显庆中，右监门长史苏恭重加订注，表请修定，帝复命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等二十二人与恭详定，增药一百一十四种，分为玉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米谷、菜、有名未用十一部，凡二十卷，目录一卷，别为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共五十三卷，世谓之《唐新本草》。”按照李时珍的意思，李勣主持修撰者为七卷本的《英公唐本草》，长孙无忌所修者为五十三卷本的《唐新本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