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齐明
六朝作为历史时间坐标，形成于唐代，通常是指历史上先后以建康为都城的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政权。若以东汉兴平二年（195）孙策初据江东作为起点，开皇九年（589）隋灭陈为终点，则六朝所涵盖的历史时期近四百年。六朝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地域性概念，相对于大一统的秦汉帝国而言，六朝只能被视为区域性政权，其所控制的核心地区大致相当于汉代的荆州、扬州地区。这里所称的江东（历史上亦称“江左”），通常是指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
提到六朝，“衰离乱世”是人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认知。然而，就江东地区而言，六朝却无疑是一个最为重要并取得决定性发展变化的历史时期。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区域认同变化：由“汉之名臣，皆不以江南为中国”（《魏书·高闾传》）到“正朔相承，当在江左”、“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洛阳伽蓝记》）。江东地区认同变化的历史推手是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认同的变化？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移民。正是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造就了六朝社会的巨变。
华夏文明自形成以来，其演绎空间一直是以黄河流域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外辐射，华夏先民常常以身处“地中”自居，周人已称“宅兹中国”（何尊铭文）。“中国”，首先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是指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类似的历史表述还有“中州”“中原”“中土”。另一方面，“中国”又具有政治、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常与“夷狄”并举，体现了华夏文明的自我认同，在此意义上，“中国”又指华夏文明主体（汉代之后，一般称为汉人）所建立的政权。六朝之前，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中国”与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基本吻合，华夏政权控制的黄河流域的核心区域才被视为“中国”。因此，秦汉时期江东虽在帝国控制之下，但并不被视为“中国”。到了六朝时期，中原人口大规模外迁，非“中原”的江东地区建立起了汉人政权，华夏文明的主体首次走出了“中国”。在这种情形之下，原来并不被视为“中国”的江东，在六朝时期实现了“中国”化。
一、江东地区的“吴人”认同
江东地区曾是“吴人”“越人”的居住地，其族属有中原人的因素，但总体上是古越人。秦汉时期，中原人不断南下，进一步改变了江东地区的族群结构。由于史料缺乏，秦汉时期迁居江东的具体人口数很难估计，数量应该不会太少。后被称为吴郡大族的朱、陆、顾、张四姓，除顾氏外，其他三姓均是在汉代才迁居江东的，移民对江东社会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毋庸置疑，中原人南下，有力地促进了江东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即便如此，江东在汉代仍然被视为“卑薄之域”（《后汉书·徐稺传》），吴地居民虽然不被视为夷狄，但也常常为中原人所轻视。另一方面，秦汉帝国对于江东地区一直拥有高度的政治警惕，“东南有天子气”“金陵王气”谶言的流传充分说明，在帝国版图中江东曾被视为特殊区域，其与帝国核心地区的“中国”在政治、文化认同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秦汉时期的中原移民为江东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六朝时期江东“中国化”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江东地区社会巨变的真正推手，则是汉末所开启的中原人口迁移浪潮。汉灵帝光和七年二月，黄巾军起义爆发，揭开了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的序幕。为了躲避战乱，大量移民进入江东，有学者估计移民数量至少有四五十万（参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2卷）。可以想见，如此集中的大规模移民必然会给江东社会造成剧烈的冲击，移民极大地改变了江东地区原有的社会和族群结构。孙策、孙权正是抓住和顺应了这一历史机遇，凭借移民力量，积极经营江东，建立了和中原相对抗的区域性政权。孙吴政权的建立，加速了江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原化”，也开始形成类似中原地区的官僚、豪强与文化三位一体的世家大族。江东虽然在加速“中原化”，但却并没有改变江东地区的政治和区域认同。与之相反，政权鼎立的格局反而强化了江东“吴人”的身份认同感，加剧了江东地区与“中国”“中州”的政治疏离。
“吴人”身份认同的强化，既是对传统吴越地区历史认同的继承，又是基于对孙吴政权的政治效忠。吴人以曹魏、晋为“中国”“中州”“中原”，而以“吴”“吴越”“江东”“东方”自居。三国鼎立时期，蜀汉与曹魏纷纷以“正统”自居，而孙吴则很少以“正统”自许。吴黄武八年（229）四月，孙权在武昌称帝。孙权既然即天子之位，就当行祭祀告天之礼。孙权在称帝时也确实祭了天，但此后却拒绝再行祭天之礼。孙权这样做的理由是“郊祀当于中土，今非其所”（《宋书·礼志》）。也就是说，在孙权看来，祭天之类的政治行为必须与地理空间相对应，孙吴建都江东，并非居于“中土”，因此，没有必要进行祭天。孙权的认识，正是建立在上文所揭示“中国”一词所包含的空间与政治的叠加意义之上的。这充分说明，孙吴在区域认同上，是将自己排除在“中国”之外的。
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但就江东地区而言，西晋的短暂统一，并没有改变“吴人”的身份认同，他们与“中州”“中国”之间的对立情绪反而进一步强化。“吴人”对西晋政权缺乏认同，长期不附，恢复故国的愿望强烈，并曾多次发动武装叛乱。《晋书·五行志》称平吴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曰：‘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谣谶，常常是民众政治愿望和情绪的集中反映。“吴人不附”也一直是西晋政权所面临的重要难题。晋武帝在策问华谭时，曾直接表达了对“吴人”不愿归附的担忧：同为亡国之馀，蜀人“无携贰之心”，而吴人却“屡作妖寇”。吴人、蜀人对中原王朝的不同反应，陈寅恪先生认为“其主因在两国统治者之阶级性各殊所致”。按照这一分析，孙吴的“政治社会之势力，全操纵于地方豪族之手”，孙吴虽灭而豪族势力犹在，所以“能反抗洛阳之统治”。大家之论，高屋建瓴，常能发人深思。但是，“吴人不附”的问题，与“吴人”强烈的族群认同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许多吴人将自己视为“亡国之民”，致力于恢复故国，即所谓“于时吴人皆谓在孙氏子孙，顾窃发为
乱者相继”。可见，“吴人”对孙吴政权的政治认同，并非仅仅是所谓的“地方豪族”操纵的原因，恢复故国可能是吴人较为普遍的情结。
“吴人”族群的凸显，不仅仅是在政治上对中原政权的不认同，还常常因文化、语言、饮食的差异而与中州人相互攻讦，由此造成了士人之间的对立情绪。这种对立情绪，进一步强化了“吴人”的身份认同。陆氏是江东“首望”之族，陆机、陆云是吴地士人的领袖。其入洛之初，“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然而，处处碰壁的现实教育了他们。卢志公然在众人面前直呼二陆先祖名讳（参《世说新语·方正》），这在注重家讳的六朝时期无疑是一种奇耻大辱。卢志与二陆之间的矛盾并非完全是个人恩怨，王济曾以“羊酪”问陆机（参《世说新语·言语》），刘道真也以“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相问二陆（参《世说新语·简傲》），因此，二陆与“中国”士人之间的矛盾，绝非个人恩怨，其所折射的正是“中国”与“江东”在政治认同上的差异。
亡国之恨与歧视、屈辱感相互交织，加剧了“吴人”与“中国”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中原士人对“吴人”普遍存有一种政治、文化和地域上的优越感，视“吴人”为“亡国之馀”（《晋书·周处传》）。这种优越心态，不仅表现为对“吴人”的不友好，也体现在政治上对“吴人”的排斥，“吴人”出仕和升迁都很困难。陆机在推荐吴人贺循时曾说：“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吴人”与“中国”士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已经发展为南北之间相互攻讦的一种地域性歧视，互相以饮食、语言嘲讽对方，甚至加以恶名，中州人称“吴人”为“貉子”，而吴人则称中州人为“伧父”“伧鬼”。
历史常常以其特有的方式展现其时代的发展趋势。西晋灭吴之后，吴人与“中国”“中原”之间的矛盾与对抗，体现的恰恰是一种区域、族群大融合所必须经历的历史过程，歧视、嘲讽有时也同样是一种交流、融合。
二、“永嘉南奔”：“中国”不在“中国”了
西晋以降，江东地区出现过两次较为集中的大规模人口迁入时期：一是西晋永嘉时期（307-312）；一是刘宋元嘉时期（424-453）。其中，永嘉时期移民无论其规模、性质抑或是意义上均呈现出了更为鲜明的特征。正是这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才实质上开启了江东“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晋惠帝光熙元年（306），东海王司马越在“八王之乱”中取得最终胜利，迎接晋惠帝回到洛阳。同年十一月，晋惠帝暴亡，晋怀帝司马炽即位，翌年改元永嘉。西晋王朝此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异族的威胁。早在八王之乱后期，匈奴人刘渊据平阳、氐人李雄据成都，晋室已经呈现出分崩离析的格局。永兴元年，刘渊自称汉王，永嘉二年，刘渊称帝，永嘉四年，刘渊之子刘聪继立。永嘉五年（311），刘聪派王弥、刘曜、石勒攻洛阳，城陷，掳怀帝北去，史称“永嘉之乱”。永嘉六年（312），晋怀帝遇害，司马邺继位，是为晋愍帝，建都长安，翌年改元建兴。建兴四年（317），刘曜攻陷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
永嘉战乱，洛阳化为废墟，中原地区几乎成为杀戮场。为躲避战乱，中原地区民众开始了大规模南迁，史称“永嘉南奔”。永嘉南奔最为直接的结果，就是“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晋书·虞预传》）。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移民浪潮，在自发、无奈的情形之下却又表现为有序的人口大迁徙。移民南下大致可以分为东西两条路线：一是东路，从青、兖、徐、扬诸州逃往江东；二是西路，大致投往荆州，其中有相当部分再经由荆州辗转前往江东地区。江东地区之所以成为中原人南下的首要目标，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相对安定、自然条件优越，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上的考量——时任安东将军的司马睿成为中原人心目中延续政权的希望。
琅邪王司马睿，司马懿的曾孙，八王之乱后期，他依附于东海王司马越。永嘉元年（307），在王衍、王导等人的策划下，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同年九月，司马睿、王导等渡江至建邺（后因避晋愍帝司马邺讳改称建康）。王导采取“绥抚新旧”的政策，积极笼络吴人，同时又大量招纳中州士人，将军府辟举掾属一百多人，时人称之为“百六掾”。司马睿集团在江东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拥戴，站稳了脚跟，在当时极具号召力，成为中原士人心目中恢复中朝的希望所在。“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史书所称或有夸大成分，但“永嘉南奔”确实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口迁徙。永嘉南下的核心群体是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南下士人均是政治、文化精英，因此，永嘉南奔之后，“号洛阳为荒土”，“中国”虽在，而其人已去。至此，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也就不在“中国”了。
永嘉南奔到底有多少人进入江东地区？谭其骧先生认为，自永嘉之乱到刘宋时期，南下的北方人总数大概在九十万人左右，进入江东地区的占四分之一还多（参《晋永嘉丧乱之后之民族迁徙》），葛剑雄先生则认为应远不止此数（参《中国移民史》）。南下进入江东的人口虽在数量上并不占据优势，但他们凭借政治、文化上的优势，迅速成为最活跃、最为核心的政治力量，东晋、宋、齐、梁、陈的皇帝与最高统治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均为南下的中原移民及其后裔。
未经战乱的人们往往无法想象战乱中人们流离失所的艰辛与苦难。永嘉南渡中发生的邓攸弃子娶甥的人伦惨剧，就是当时中原人南渡历史场景中的一个缩影。邓攸系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人，永嘉末年任河东太守，兵乱中被石勒抓获，后逃脱南下。以牛马负妻子、儿子、侄子等人南奔江东，途中遇到盗贼掠其牛马，子、侄年幼，无法自行。饥疲交困之下，邓攸为了保全弟弟的儿子不得不抛弃了自己的儿子。到江东后，邓攸纳妾，甚为宠爱。一次，邓攸盘问其父母姓名，发现宠妾竟然是战乱中失散的外甥女。弃子娶甥，后来者无权以道德的标准去谴责邓攸，惨剧所折射的恰恰是永嘉南奔中历史当事者的哀伤、悲惨之状。
永嘉南奔，士人不仅要承受迁徙中的凄惨、痛苦与艰难，还要备受国破家亡、去井离乡之折磨。被称为“中兴第一名士”的卫玠，携母沿西路举家南迁，辗转千里经江夏赴豫章。卫玠渡江南下之时，面对茫茫奔流的江水，悲从中来：“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卫玠将亡国之恨、离乡之愁，融进浩浩大江，令人唏嘘不已。王承时任东海太守，他弃官南逃时走的是东路，经下邳、临淮到建康。他在路过下邳时，登山北望，故园已不可见，叹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到了江东，异乡为客，江南美景勾起的更是故国之思。在一次名士聚会中，周感慨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在座名士听了，都大哭不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新亭对泣”。
国破家亡，背井离乡，迁居曾经鄙夷的“卑薄之域”，南下中原移民首先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生存下来。生存，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也包括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安身立命。为了凸显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存在，他们强调自己的“北人”身份，强调学术、文化、习俗与“吴人”的差别，强调自己在政治、文化上的优越性，继而形成了垄断的门阀政治。
如此大规模的集中移民，该怎么安置呢？司马睿政权为了吸引、安顿南下的北方移民，并慰藉其故国之思，在南方设置了侨置州、郡、县。南迁移民，大多依照他们原来的籍贯，划定区域，相聚而居，继续保留其原来的州、郡、县之名。《宋书·志序》称；“自戎狄内侮，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兖、豫、青、徐之境，幽沦寇逆。……人伫鸿雁之歌，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既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侨置州、郡、县不仅仅是慰藉故国之思，更重要的是通过划定区域，以此与“吴人”区隔，避免移民与原住民之间潜在的经济、文化冲突。就江东地区而言，移民安置区域避开了吴人聚居的吴郡，南下大族多聚居在建康及其周围，同时其产业多置于当时人口相对稀少的浙江地区，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陈留阮氏等高门大族都居住于都城建康，但庄园产业则多在会稽。进入江东地区移民中的低等士族、普通民众则多聚居安置于京口（今镇江）地区，侨置了徐州、兖州（先设于广陵，后迁京口），他们成为维系南方政权的核心军事力量。由他们组成的军队，被称为“北府兵”，成为东晋、刘宋时期王朝最为倚重的部队。谢安凭借“北府兵”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彻底稳定了江东政权。出身“北府兵”的刘裕，凭借其平孙恩，灭南燕，扫关中，最终建立了刘宋王朝。当然，也有少量南下移民进入了吴人聚居的吴郡地区，成为吴人的“部曲”“佃客”。总体而言，侨置州、郡、县的方式，在初期有效避免了南迁中原移民与吴人在经济利益上的直接冲突，起到了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当然，侨置中原移民也拥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成为统一国家政令的重要阻力，因此，东晋后期，统治者开始推行土断，移民的身份标识开始逐渐淡化、模糊。
三、“北人”与“吴人”“南人”之争
中原移民进入江东，最大的挑战不在于经济利益上与“吴人”的冲突，而在于如何在政治、文化上实现与“吴人”的融合、适应。上文已经指出，西晋短暂的统一并没有改变“吴人”的身份认同，他们与“中国”仍然存在着明显的隔阂，面对突然涌入的“中国”人，他们从内心情感上是不愿接受的。另一方面，中原政治、文化精英的涌入，势必削弱“吴人”特别是一些吴地豪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因此，“吴人”对于南下的中原人怀有明显的敌意。
渡江南下的司马睿，在初期并没有得到南方世家大族的认同。“吴人不附，居月馀，士庶莫有至者”，不免有“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之感叹。这固然与其个人的威望、实力不足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吴人”与中州人士之间的矛盾、对立状态。为了打破僵局，司马睿接受了王导的建议，大批任用“吴人”，对于顾、陆、张等大族倾心笼络。作为南方士人领袖的顾荣，更是拉拢的首要目标。渡江不久，就以顾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凡所谋画，皆以咨焉”，顾荣也引荐一大批江南名士如陆士光、甘季思、殷庆元、杨彦明等出仕。这表明，经过司马睿、王导的努力弥合，南迁的中原士族与江南大族之间矛盾有了一定的缓和，司马睿也部分得到了南方士族的认同，在江东站稳脚跟并建立起了东晋政权。
永嘉南下的中州士人在较短时间内就立足江东，并获得“吴人”一定程度上的合作，最后完全超过了江东旧族的影响力，成为左右江东政治的核心力量。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特别指出了王导的重要历史功绩：“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延续，不谓之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王导笼络吴人居功至伟，但其笼络过程绝非如《晋书·王导传》所述，仅仅是与王敦陪同司马睿出游一番，就让“吴人”屈尊就顾。一些“吴人”对王导的笼络并不就范，如王导曾经以酪招待“吴人”陆玩，“陆太尉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陆玩，是陆机的从弟，也是江东大族的领袖之一，他以近似调侃的语言表达了对中州士人的嘲讽，这是西晋时期“吴人”对抗中州人情绪的继续，从中还能看到南北士人间的不信任，乃至相互仇视的情绪。王导曾一度想与陆玩建立起姻亲关系，但陆玩以“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相拒绝（参《晋书·陆完传》）。面对“吴人”的不合作态度，王导小心翼翼加以周旋，甚至学习吴人语言，《世说新语·排调》中记载刘惔拜见王导后说：“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王导的刻意笼络，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让南下的“北人”迅速站稳了脚跟。东晋初期，“吴人”在王导等的刻意笼络下，一度也有机会进入政权的高层。但是，“吴人”与南下士人之间的缓和关系维持时间并不长，随着东晋政权的稳定，南下大族基本上垄断了东晋政权，琅邪王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北人”先后控制东晋政权，他们成为高门士族，形成了门阀政治垄断格局。而原来一度借重的“吴人”，再次被排斥在最高权力之外。对此，“吴人”是极为不满的。“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而南下的中原移民，一直保持和强调自己的“北人”身份。一方面，他们乐于以此自居，以示自己上国身份；另一方面，“吴人”与“北人”之间一直存有浓厚的南北情结，相互诋毁、讽刺、争斗之事时常发生，也影响了“北人”的“南化”。
江东地区“北人”与“吴人”认同差异长期存在。刘宋的建立者刘裕是彭城刘氏移民的第四代，但仍以“北人”自居，他在平定孙恩之乱时就曾说“吴人不习战”。南齐时，吴郡张绪被任命为右仆射，遭到了王俭的坚决反对，认为“南士由来少居此职”（《南齐书·张绪传》）。王俭是王导的五世孙，已经是中原移民的第五代，但仍然将张绪看作是与自己不同的“南士”。王俭反对张绪任职，并非是基于对张绪个人不满，他曾称赞张绪：“北士中觅张绪，过江未有人，不知陈仲弓、黄叔度能过之不耳？”意思是，即使是在过江的“北人”中，也难以找到像张绪这样的，不知道东汉时的陈仲弓（寔）和黄叔度（宪）这样的名士能否超过张绪。如此高的评价，仅仅因为其“吴人”身份，王俭就不同意他担任右仆射一职。这充分说明，此时的“吴人”“北人”之争，已经变成了门第之争。“吴人”“北人”刻意区分，成为维持“北人”政治特权的工具。
曹魏到西晋时期形成的“吴人”族群认同，在永嘉南奔后的江东地区依然比较明显。围绕着门第和权力，“吴人”“南人”与“北人”之间的斗争继续发酵，一直延续到六朝中后期，“北人”与“吴人”“南人”既斗争又融合。对外，他们需要共同抗击北方异族的威胁。在面对异族时，他们一致对外，都以“中国”自居；对内，则杂糅了南北、士庶等基于地域、门第的复杂权力分配关系，以“吴人”“南人”与“北人”相区分。魏晋以来的“吴人”与“中州”“中国”间的族群之争，逐渐演变为“南人”“北人”间的权力、门第之争。
总之，江东内部的“吴人”“南人”与“北人”族群，自东晋开始就处于不断的斗争和融合之中，饮食、语言、风俗，既迥异又相互影响。关于“南人”“北人”的融合，有研究者认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一是“吴人”“北化”，即吴地一些士人在文化、语言、饮食上受到了北人的影响；二是，南下的“北人”也日益“南化”。六朝时，“吴人”能作“洛下咏”，“北人”也能作“吴语”，正是这种双向融合的反映。
四、“华夷”“正统”之争与江东“中国化”
东晋后期，刘裕集团开始崛起，并于420年建立了刘宋政权。与此同时，鲜卑人所建立的北魏也逐渐控制了中原地区，形成了新的南北对峙政治局面。在此情况之下，“南人”“北人”有了新的历史含义。北方的魏人称江东人为“南人”，有时也称“吴人”，更多的是以歧视性的“岛夷”相称。而江东地区，无论是中原移民的“北人”还是“吴人”，都以“中国”自居，称居住于中原地区的魏人为“北人”，但更多是以歧视性的“索虏”呼之。此时，“南人”与“北人”已不完全是江东地区内部的族群之分，而逐渐演化为南北政权之间的“华夷”之分和“正统”之争。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江东地区实现了“中国”化。
元嘉二十七年（450），拓跋焘率魏军围困彭城，时守军主帅为江夏王刘义恭及武陵王刘骏。围城期间，双方使者曾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对话。北魏使者为李孝伯，刘宋为吴郡张畅。李孝伯问：“向借博具，何故不出？”张畅回答说：“二王贵远，启闻难彻。”李孝伯追问：“周公握发吐哺，二王何独贵远？”张畅则回答说：“握发吐餐，本施中国耳。”在这里，张畅即以“中国”自居，其言下之意魏人则为夷狄。据《宋书·张畅传》载，李孝伯对张畅说：“长史，我是中州人，久处北国，自隔华风。”李孝伯以中州为北国，又承认自己“自隔华风”，此记载出自《宋书》，当然未必完全可信，但其所传递的观念至少体现了江东士人对于自身的认识，那就是江东乃是“中国”，而原来的“中国”则沦为夷狄，即所谓“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
江东政权自东晋以降均以“中国”自居，梁武帝被称为“中国圣主”（《梁书·海南诸国传》），《陈书》称文帝陈蒨“惠养中国”。陈为六朝政权中疆域最小的政权，但仍以“中国”自居，可见江东是“中国”已成为共识。
与江东“中国”化相伴随的，就是南北之间的“正统”之争。“正统”所争，是南北政权谁是华夏所在。江东既然已经“中国”化，以“中国”自居即是以“正统”自居。当然，北方鲜卑政权也在迅速汉化，也逐渐强调自己的“中国”与“正统”属性。因此，南北政权之间，常常围绕着谁是“中国”、“正朔”何在而展开激烈的争论。
中大通六年（534），出现了一个重要天象，那就是“荧惑入南斗”，天象示警。根据汉代以来天人相感的政治观念，天子必须对天象做出反应。梁武帝萧衍“以谚云‘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在梁武帝看来，自己才是华夏正统，当应天命，“跣而下殿”以禳灾避祸。但后来却得知天象应在了北魏孝武帝元修率众入关投奔宇文泰之事，梁武帝不禁发出了困惑的反问：“虏亦应天象邪？”（《资治通鉴》）如果将此事与孙权不行祭天之礼相比，梁武帝对自己不能垄断天命的隐忧、困惑与孙权以“不在中土”为由拒绝祭天，强烈的行为反差与观念差异，为我们传递了丰富的历史变迁信息：江东的“中国”认同发生了深刻变化。
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537），李谐出使萧梁，其与梁人范胥之间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范胥问曰：“今犹尚暖，北间当小寒于此？”谐答曰：“地居阴阳之正，寒暑适时，不知多少。”胥曰：“所访邺下，岂是测影之地？”谐答曰：“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远，可得统而言之。”……胥曰：“金陵王气兆于先代，黄旗紫盖，本出东南，君临万邦，故宜在此。”谐答曰：“帝王符命，岂得与中国比隆？紫盖黄旗，终于入洛，无乃自害也？有口之说，乃是俳谐，亦何足道。”（《北齐书·李谐传》）
在辩论中，范胥以“金陵王气”为立论依据，强调江东的“正统”地位；而李谐则强调其地理空间的“中国”属性，以此论证天命在己方。《北齐书》所记，当然有其自身的政治立场。但总体而言，即使是中原人当时也多认为“正朔”在江东。高欢就曾对杜弼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正统”“华夷”之争，凸显了南北在政治上的对抗，甚至还伴随着军事上的激烈冲突。但华夏帝国之所以历经多次大的民族冲突和政治分裂，而终能再次实现一统，恰恰就是因为这种执著的“正统”与“华夷”之争。
五、结语
六朝时期，中原移民大量涌入江东，成为江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力量。江东的社会、族群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新的基于江东地区的“中国”认同。汉时不被视为“中国”的江东，在六朝时期发展成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历史以政治动荡、人口迁徙与长达近四百年的政治分离为代价，形成了新的“中国”认同：经由“中国”不在“中国”到江东“中国化”，再到隋统一后“中国”又回到了“中国”，南北形成了全新的、同一性的“中国”认同，“中国”在空间上无疑大大扩展了。
“清江悠悠王气沉，六朝遗事何处寻。”上述意义只是一种历史的后见之明，对于置身其中的六朝时期的人民而言，人口迁徙带给他们的大约更多是流离失所、生死离别的艰难与哀痛！历史的展开常常如此，当事者承载苦难，后来者收获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