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4日“雷震案”发生以后，整个台湾舆论界噤若寒蝉。此时，殷先生因为受到“雷震案”的影响，已被极端分子贴上“反传统”“西化派”的标签，成为“孤独的笼中之鸟”。我们每次去看他，他都在闭门读书，不问窗外的是是非非。
既然知识分子的角色已经无法充当，殷先生于是便将他的学术方向从逻辑实证论转向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并将他有关文化问题的思考，写成了《中国文化的展望》这部书。这是他在“雷震案”以后深居简出的岁月里做出的“从事文化创建的庄严工作”，该书于1966年出版。可是，这本书刚一出版就被查禁了。同年，殷先生的命运急转直下，又被迫离开了台湾大学。其中的过程和原委还要从1960年代初说起。
1960年以后，我们这群战后成长起来的学子陆续进入研究所阶段。每周五，在台大文学院举办系列演讲，主要介绍当代哲学和文学思潮。我们演讲时，殷先生和时任哲学系主任的洪耀勋偶尔也会来听，但他们从不发表意见。图2《炼狱——殷海光评传》书影日后，我们好些人在演讲的基础上，将讲稿写成了文章，投稿到《文星》杂志。创办于1957年的《文星》杂志，1962年左右因为发表了我们一批知识青年的文章，渐渐地由文艺性的园地，进而成为介绍时代思潮的刊物。比如，我先后发表过三篇介绍尼采的文章；洪成完与许登源在同一时期也各自发表过一篇介绍卡纳普的文章。又如，周春塘的《现代文学的哲学基础》、王尚义的《现代文学的困境》等都是介绍当代文哲思潮的文章。包奕明有关“科际整合”的论述，在当时很有影响，杨国枢和谢剑等人也在刊物上讨论过文化问题。
1962年2月，李敖在《文星》第52期上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引起了胡秋原在《中华杂志》上的回应，导致了所谓的“文化论战”。同年6月，梁实秋在《文星》第56期上发表《我对讨论中西文化问题的建议》一文，提出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是需要专门知识的”，只有这样，才“可以不至于发生意气用事或人身攻击的毛病”。事实上，《文星》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绝大多数都是正面的论述，与“文化论战”无关，譬如第56期包奕明的《中国文化问题的关键》和“重刊”的张佛泉的“旧文”《西化问题之批判》。这些作品都很能代表《文星》的风格与立场。
不幸的是，李敖与胡秋原之间的“文化论战”很快便升级成为人身攻击。同年10月的《文星》第60期上，李敖又发表了《胡秋原的真面目》一文。关于这场“论战”，王中江在《炼狱——殷海光评传》中说得很清楚：“这场论战持续到1966年，前后达5年之久，时间真不算短，但它是中国思想文化论战中，最没有学术价值的一场非理性的厮杀。”这不仅是时隔多年之后学术界得出的结论，也是那时同在《文星》发表文章、但与“文化论战”无关的我们的深切感受。
更荒唐的是，殷先生从未参与这场“文化论战”，却因胡秋原的误会被迫卷入其中。因为李敖在“文化论战”中持西化立场，与殷先生的一贯主张相同，加之他在文章中使用了殷先生文章中常用的一些逻辑和语言学方面的概念、术语，胡秋原便由此认定殷先生是在幕后的指使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直以来，认为殷先生参与“文化论战”的人，所能举出的例证便是他为一批学生修改过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发表在这一时期的《文星》上。我和许登源，还有少数一两位同学，的确请殷先生帮忙改过文章。但我投稿给《文星》，他就不知道了。而且我们绝大多数同学发表的文章，都无关“文化论战”。这一点只要翻看一下《文星》第九卷以后的总目录，便可以明白。
更为重要的是，殷先生经常教育我们，在研究中不要轻易做出强烈的价值判断。他写文章，一辈子不对人做人身攻击，只谈大是大非的问题。对于“文化论战”，殷先生非但没有参与，而且也很不赞同双方采取的“论战”方式。1965年4月，他还写作了《让我们携手从事文化创建》一文，提出“我希望对中国文化有责任感的朋友们，大家携起温暖的手，共同来从事文化创建的庄严工作”。殷先生原本希望此文由《文星》发表，但是由于编辑的反对，没有刊登出来。
三殷先生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前因后果
2016年是殷先生被迫离开他所挚爱的台湾大学五十周年。1966年，他遭此厄运。当年12月，他专门写有《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在文章开头，殷先生指出，“我之被迫离开台湾大学，从一衍发的观点看，总有二十年的历史”，“十八年来，从中国大地逃到台湾岛上的自由知识分子被摧残得所馀无几了。我这样的一二人之被清除，乃是‘事有必至’的。问题只在等待机会”。此文完成十多天后，殷先生在1967年1月致胡越（司马长风）的信中说：“光的困逆之造成，与台湾大学无关；而系若干文字警察所制造的空气，被校外特殊势力利用作为烟幕，强迫光脱离台湾大学所致。”这里的“文字警察”，当然是指从1964年开始在《中华杂志》上对他不断进行人身攻击的那些人。而“校外特殊势力”，则是军方政战部门的主脑及军方特务机构——警备总部（“警总”）。
在《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中，殷先生曾经提及一处细节。当局设法将他调离台湾大学，安排到教育部任职时，是“警总”给他送交的聘书。关于其中的缘故，殷先生并没有清楚地说明，我们在很长时间里也不明白。直到殷先生去世多年以后，我才从人权单位那里获得两份当年的原始文件：《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检察官起诉书（58）警检诉字第〇一五号》（1964年4月15日）和《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公设辩护人辩护书公字第十三号》（1964年5月21日）。这两份文件表明，殷先生所以离开台湾大学，无疑是“警总”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揣摩上意，借故捏造了一起针对殷先生的政治案件，也就是所谓的“李英涛案”。“警总”借助“李英涛案”诬陷殷先生，使其最终被迫离开台湾大学。
李英涛是一位退伍军人，后来成为安全单位的眼线。他与殷先生接触时，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殷先生为人毫无城府，看到青年人挺身而出、批判现实，他内心自然感到亲近。正如他给学生何友晖的信上所说：“我的为人，好恶分明，壁垒森严，是非之际毫不含糊。这样的心灵结构，不难被人摸透。来骗我的人一进门总是谈点民主自由的口号，……我便为之激动，像古人一样，立刻‘相见大悦’，马上引为知己，相与推心置腹。”（1969年1月1日）直到后来“李英涛”带来一份绝笔书，说要暗杀蒋氏父子，要殷先生帮他修改，以便传世，殷先生才发觉问题不对。因为一旦落笔，将会留下“证据”，殷先生便没有作出回应。但此后不久，“李英涛”即被“警总”逮捕，以“暗杀”罪名被起诉。白色恐怖时期，类似这样的案件屡见不鲜。
在《起诉书》与《辩护书》上，殷先生的名字用“XXX”代替，被描述成为此案的同犯——只不过事情的原委，不再是“李英涛”来找殷先生讲述他的暗杀计划，而变成了殷先生指使“李英涛”前去暗杀。当局就是这样为殷先生扣上煽动与颠覆的罪名的。
现在看来，这其中的原委，殷先生其实已经在1966年10月15日写给华盛顿大学屈莱果教授的信上有所提示，他说：“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不是起因于一个低级官员的偶然行动，而是国民党经过长时期的考虑，阴谋对待异端的结果。”
随后，殷先生又写道：“我实际上被台湾大学免职。事实上，台湾在这个秋天发生了一系列的清算事件。我的一群学生静静地被免去在学校里的职位，而我是第一个开刀。”他指的就是自己被台大正式解聘以后，情治单位随即开始清算“殷党”，我和师兄刘福增，还有张尚德三个人，相继被文化大学、东海大学和政工干校解聘的事情。（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道家文化研究中心）